浩然结构作品方式的变化决不只是个艺术手法问题，潜在的原因是作家的人的观念和文学观念的较深刻变动。小说题名《苍生》，不难会意，有“不问鬼神问苍生”之意，是面对普通农民的悲欢，感应“小人物”的情绪和愿望，为苍生们代言之作。这似乎与往昔“为工农兵服务”中之“农”并无二致。然而，必须看到，虽然还是一样的地域，还是这些人物，还是散发着泥土香气的平原，还是饶有风趣的人生，作家的“苍生观”却变了，也就是“苍生”们在文学中的位置发生了移动。过去浩然作品中的“苍生”，是“当家作主”的主人，地位似乎很高，但他们多是阶级意识的过于直接的承担者，是运动中的“工具”，他们的个性虽也灵动，大多停在外表，至于对他们作为小生产者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作家出于歌颂的需要，很少触及，那是一些尚未上升到人的主体位置的自满自足的“苍生”。现在这部《苍生》中的“苍生”，才真正向人的本体回归、上升、放大。由于作家开始把他们放到横的全社会、纵的历史以及变革的现实中加以描写，便开始找到了他们在向现代化跋涉的漫长道路上的准确位置和他们与时代的冲突。例如，象田大妈这样的人，她曾是“好社员”，“解放以来的农村积极分子”。多少年来，她总是替支部书记邱志国“解围”。不论入合作社，参加穆桂英突击队、还是眼下的“分地”，她都起带头作用。在浩然以往的短篇和长篇中，这种泼辣、积极的农村大嫂形象并不鲜见。问题是，过去往往将其拔高到“共产主义新人”的高度，相对忽视了作为农民灵魂中深藏的复杂矛盾。现在作家笔下的田大妈，既是那样麻利、开朗、积极，又是那样的虚荣，爱面子，“就要个好名声”。在她的心灵深处，为了维护几千年庄稼人的生活准则和伦理道德正在深深痛苦着。面对这样的“苍生”，我们是不是可以悟到：在更深的层次上，农民其实是惧怕变革的。
我们还注意到，在《苍生》中，出现了浩然以往作品中很少见的对现实积弊，特别是封建家长****和权力崇拜的勇敢批判。浩然是多年恪守“以歌颂为主”的，现在，很显眼的，小说真实描写了承包后“权力”依然，谁也不敢得罪掌握着水、电，化肥，税收，贷款的干部们；再“横”的农民，还能跳过如来佛的掌心？一方面是坏干部“入权力股子”，一方面是“平头百姓没门儿”，以至为争出卖廉价劳动力“挤破了门”。站在“****”前的肖长春，究竟向哪里发展，在作家，在时代，曾不无困惑。沿着“左”的路线继续走，那就是《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要是不这么走又是什么，艰难设想。《苍生》中的邱志国自然不是肖长春的后身，但却是作家对农村干部中某一种人的较深思考。虽然邱志国炙手可热，他也是一个“苍生”，就是说，虽然他曾秘密参加革命，英雄事儿千了不少，却始终有一个小生产者狭隘自私的灵魂。这样的人，在经济变革中由抵制一变而为偏激、怨毒、报复，是不奇怪酌。后来，邱家门楼威风凛凛，他丑相和恶相毕露，以至“变得比国民党保甲长还毒”，不失为一种可信的发展轨迹。
《苍生》最突出的贡献还是创造了田保根这个先进农村青年的形象，这是农村现实中最活跃的元素，预示着农村的未来和希望。从这个人物看出，浩然对改革的巨大热情和立足农村现实的敏锐目光。早在《人生》中的高加林，《老井》中的赵巧英，以及贾平凹、周克芹笔下的青年农民中，就出现了努力挣脱传统生活方式束缚的新人物。田保根似与之接近。但我认为，由于浩髂对农村生活和人物的熟悉，由于他的独特积累和独到观察，也由于他的现实主义描写方法具有更加细密，更加求实、更着力性格刻划的特色，田保根在个性深度和形象幅射力上，要更深更强一些。如果说，当年的肖长春有很强的英雄意识，那么田保根就有很强的叛逆意识；作家通过肖长春强调群体共性的一致，通过田保根则肯定个体意识的觉醒；肖长春不无“神化”因素，田保根更多“苍生”的原料意味。田保根究竟叛逆什么？他首先叛逆庄稼人几千年周而复始的人生模式，即拴在几亩地上，盖房子，娶媳妇，传宗接代的微渺目标。他的“闯世界”，一来是摸索改革的道路，二来是逃避双亲给他安排的宿命。他还叛逆传统的为人准则和道德规范。他有农民少有的冒险精神，“满肚子鬼花招儿”，总是冷不防干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以至他的父母都畏惧他。刻骨的智慧，清醒的油滑，不露声色的主见，使他确有几分令人生畏的独立性。然而，在油滑、伶牙俐齿、恶作剧的后面，他不乏正直、热肠和嫉恶如仇，于是对邱志国们他又是个危险的叛逆者。近年来文学中的农村新人已开始露出类型化、模式化的苗头。田保根却能以其个性的内在魅力打破这种类型。他是浩然对农民母体中裂变出的属于未来的新元素的发现和肯定。
那么，在目前众多描写农村变革的长篇小说中，《苍生》的特色是什么呢？我想，它是以逼近生活的真实迫力，以对乡镇社会变动中的社会关系、伦理人情的独到观察和如实描写，以对“苍生”们的现实心态的深深理解，以对农村改革中实际问题的思考以至困惑，以他所熟悉的几个人物的鲜活个性，来显其优势，赢得独自的位置的。
浩然是位有自己独特风格和相对稳定的世界的作家。我们说过，他的世界是较为封闭的，是以农民本位文化为其灵魂的。问题是，他的世界何以曾经与“十七年”那么协调一致，又何以在新时期出现了“脱节”的痛苦？
我发现，《苍生》能够敏锐发现农村变革中人情世态的微妙变化，关键还是作家从他熟悉的人物身上感受到的；人物救正着作家的偏颇。过去，活的人物挽救了《艳阳天》的艺术生命，现在，活的人物又给浩然以推力，使《苍生》不后于时代。这可看作现实主义的又一次胜利。但是，一旦作品触及社会改革，贫富悬殊，物质实利、生产关系、农村发展道路等问题时，浩然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十七年”烙刻在他心头的社会意识、社会理想的深深眷顾，仿佛有一种向后拽的隐秘力量。说穿了，其实是对农民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理想的眷顾。小说真正实写的，是邱志国领导的田家庄的“改革”，其实是失败的，罩着一层不无黯淡的色彩；而虚写“红旗大队”时，一再强调的是“集体致富，不分地，一块过富日子”。不难看出，其中藏着一个怀疑和困惑的影子。我认为，浩然对于中国农村必须打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因而又必然有先富与后富的悬差，是缺乏足够精神准备的。或者说，理性上接受，感性上惶惑。根源还在于农民文化心理结构与现实的冲突。
问题在于，我们在这儿要探讨的是文学问题。既然改革愈是深入，浩然笔下受千百年传统文化浸溃的农民愈是和时代冲突，那么，文学愈是发展，尚未超越农民本位文化的浩然是否也在与文学发生深刻冲突呢？《苍生》中的场景虽有几次变化，但总的看来是封闭而狭小的，这就造成一种限制，限制它概括生活的宽阔和深化。当然，决定作品深度的不是具体环境的大小广狭，集中写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家庭、一个人未必不能达到深广。根本问题在于，浩然的环境封闭单一，他观照农民的参照系同样是封闭单一的。就是说，作家的观照、分析、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较为封闭的自身系统中调节和变化，带着农民自身的特点和局限，不肯挪一挪这个“本位”，所持尺度又在善恶、诚实、贪婪、孝顺、贞污一类伦理观念上绕圈子，这就很难超升了。于是，个人品质的恶（邱志国），对改革的作用力被夸大了，民族心理变动的深刻历史感又被过份具体的现实功利遮蔽了。
对当代文学来说，一种非常尖锐的历史性矛盾似乎还未给予醒豁的正视，那就是怎样看待“入”与“出”、“化”与“分”、生活实感与现代意识的关系问题。从人民革命战争即培养起来的作家融身于工农群众，成其一员，“化”为同类，打破旁观意识的传统，自有其重大意义，它使文学真正“不隔”地呼出了人民的心声。但是，结果作者被“化”为农民，被农民文化浸染以至完全征服、化育，从而斫丧了现代意识的敏感，却又是始料不及的危机。我们的文学之所以不断出现关于深入生活的争论，为谁服务的争论，文学观念的争论，等等，其总根子就在这种隐伏着的历史性矛盾。我认为，切身体验、感同身受的“入”、“化”是必要的，但同时又要“出”、“分”，就是说跳出农民本位，用多重眼光，多重参照系来审视农民或一切人。这后一点在今天是尤为重要的。因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矛盾，它并不仅仅表现在象浩然这种“农民化”的作家身上，就是在一些完全没有五十年代经历的青年作家身上照样存在。我们能说在贾平凹、路遥、古华、王润滋们的身上就无此矛盾了吗？表现形式或不同罢了。
回到浩然。多少年来，他热爱农民，不惮辛劳，深入农民群体，与很多作家一道，真切地、由内向外地表现了历来的文学膜视的“苍生”们的思想感情，历史情绪，这贡献是为人民所承认的。当我们回首建国以来由《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黄河东流去》，《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平凡的世界》包括《艳阳天》在内的众多成就不一却构成了中国农民惊心动魄的悲壮足迹的作品的时候，心情是激荡的。我们的文学永远有很多局限和羁绊，但我们的文学发展着，有如黄河奔腾，气势雄浑。然而，时代毕竟发生了深刻的划时代的变动，这一变动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要求从农民本位文化迁移到现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对文学的基本要求是，人的灵魂的现代化。所以，我感觉浩然在坚持深入农民的同时，更迫切的是“出”--跳到农民圈外看农民。为此，我对他的“写农民，给农民写”很表疑惑。假若“写农民”尚不失为一种执着的选择，何以只能写给农民，只给农民读呢？且不说工业科技革命怎样冲击农村，即就是农民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也已大变，到哪里去找不变的“农民”概念呢？何况真正的文学从来就不会属于一个层次的人群。同样，对浩然的深居农村，甘于寂寞，经营好“两垅地”，我也是既尊敬又大有保留。甘于寂寞是作家的良好品德，但总是离不开“两垅地”的热土，总是“躲着”大城市，大工业、大世界、就未必可嘉了。在这个日趋开放的时代，浩然实在不必给自己制定这样日趋封闭的“宗旨”。
在今天的文坛上，有的作者对农民并无切肤的深切了解，也无拌和着生活血泪的深刻体验，虽在用现代文化意识试图把握恒久的主题，却不免因形象的空泛使哲理有清虚蹈空之飘浮；浩然的情况恰好相反，他对农民的苦乐忧喜的体察“不隔”，但他的忧患停在农民式忧患的境界，他还未上升到民族的和时代的忧患的高度和广度。我想象过，倘若浩然的体验一旦被现代意识照亮，他能奉献出怎样的作品。当然，这过程是痛苦的，漫长的，但并非无望。
1987年9月写于京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