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设在汉口、昆明和上海，我是在汉口报考的。考试共持续了两天。一走进考场，我就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很久没进考场了，我很习惯考场里那严肃认真的气氛，喜欢在考卷上挥洒自如的感觉。我甚至想起了父亲那句硬硬的苏州话：考胚！一展开卷子，我的心立刻就平静下来了。我审视着卷面上一道道的题，从不同的出题方法和内容上，我几乎毫不费力就能猜出哪些题是出自哪位先生之手。我太熟悉这些先生了。普通物理题一定是吴有训先生出的。而光学题则肯定出自严济慈先生。我满怀信心地抽出笔，俯在考卷上沙沙沙地一路顺利答了下去。
刚考完试，我所在的兵工厂就离开武汉撤退到衡阳乡下了。衡阳的乡下很闭塞，住在那里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消息进不来，我被困在乡下干着急。我心里明白，如此下去，即使自己考上了也会因为得不到消息不能按时报到而失去这个机会。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几乎彻底失望了。
就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同事突然从武汉来了。一见面，这位同事就笑呵呵地朝着我嚷嚷道：“请客！请客！”说罢，塞给我一张登载着录取名单的报纸。只扫了一眼，我就一屁股坐了下来，长长地吁了口气。
我考上了。但我得到消息时距到香港报到的时间只剩下了一个星期。我当天晚上就打点行李离开了衡阳。那时候火车运行全乱了套，我好不容易才赶上了一趟去广州的火车，但刚过了韶关到达清水时火车就停下不走了。原来，前面的桥被日军炸断了。我只好从清水改乘船，一路风尘仆仆地到达了广州。如今这段路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会到的，但在当年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这么一段并不算很长的路，我却整整赶了一个星期。
我不得不再重复一遍这句俗的不能再俗了的话：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与三十年前的父亲一样，我也是从香港乘船离开祖国的。当年，父亲是在甲午战争炮火的敦促下走出国门的。如今，我是在“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撼下离开祖国的。当年，父亲所去的日本和如今我所去的英国，都是近代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当年父亲所抱的理想和如今我所怀的志向，都是忍辱求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当年，没有一个亲人来为父亲送行，父亲是孤身一人登上渡轮，告别祖国的。如今，我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我已经与亲人们失去联络很久了，我甚至不知道陷于日寇占领中的亲人们是否依旧活着，不知道他们即便活着又该怎样生存。
我俯身在船舷上，默默地望着眼前那片渐渐远去的土地，默默地望着还在战火中呻吟着的祖国，泪水一下模糊了双眼。
初识伦敦
雾，到处都是雾。粘稠的浓雾****了太阳的眼睛，****了城市的毛孔，****了人们的脚步。一切都变得沉甸甸的。
伦敦到了。
英国以其特有的绅士般彬彬有礼的冷淡接待了我。我发现英国人很注重仪表，很有教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自然就少了许多在殖民地时的飞扬跋扈，多了许多拘谨稳重的绅士风度。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在看到中国人的时候，使用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蔑目光。并不妨碍他们在走过中国人居住区的时候，使用一下“China Town”这个在当时带有“贱民区”、“下等人住所”意味的侮辱性称谓。
初到英国，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与一位中国同学一同上街购物。不知为什么店里的老板那天竟出乎意料地对我们格外殷勤。直到临走时我们才搞明白，原来，是因为同去的同学那天穿戴得比较讲究，老板错把我们当成日本人了。待到弄清楚我们的身份后，老板的态度就立刻明显冷淡下来了。当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国家，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同为黄种人，但在英国人的眼里，日本的经济比较发达，而中国则是个落后的不发达地区，他们就理所当然地看重日本人，理所当然地瞧不起中国人！
落后会使一个国家受到外强的侵略，会使一个国家丧失应有的地位。落后会使这个国家的国民遭受羞辱，会使这个国家的国民丧失人格的尊严。这些过去父亲曾无数次讲过的道理，今天我都体验到了。我把这一切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憋足劲儿一头扎进学业，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到英国之后，我被分配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在技术光学组的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帝国学院的教学很注重实验，这时，我在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动手操作能力强的特点，就开始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我做起实验来方式方法比较灵活，仪器设备也摆弄得还算得心应手。因此，同学们很快就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有了问题也常常喜欢请我帮忙，同我商量。在此期间，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篇关于光学设计的论文。其中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差对最佳象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优化理论导致以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直到今天，这篇论文还经常被国内外有关专着加以引用。其中所阐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至今仍是大孔径小象差光学系统设计中象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日本学者小仓磐夫在近年出版的专着《现代照相机和照相物镜技术》中，不仅全文引用了我的这篇论文，并在其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两年以后，我获得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硕士学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要博士学位还是要光学玻璃？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没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因为当时出国留学的人几乎都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有人就猜测我大概是没能找到继续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也有人说可能是我与博士导师在学术上的意见有分歧，没能通过。还有人说是我自己放弃了。这几种说法听起来都不那么可信。尤其是最后一种说法，其真实性尤为令人生疑。试想，我这样一个由学士而硕士，一心攀登博士学位的学子，在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之后，怎么可能主动放弃眼前垂手可得的学位呢？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更象是一种推托，一种遁词。
但这却是事实。事实上的确是我主动把垂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放弃掉的。
我到英国后的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起初，战争距英国还远，一切似乎都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法国沦陷以后，战火便开始迅速向英国蔓延。1940年7月，纳粹终于挑起了“不列颠之战”。纳粹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开始整日在英国的上空盘旋交战，战争带着恐怖的喧嚣清晰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又一次打开了它那残酷的画卷。我眼前的伦敦一片混乱，早已不见了往日的绅士风度。空袭的警报声越来越频繁地在城市的上空发出哀鸣，人们象蝗虫般拥向深藏在泰晤士河下面的地铁，拥向那些废弃多年的铁路隧道，躲避从天而降的灾难。到处是被轰炸后还冒着余烟的残垣断壁，到处是危险和恐惧，到处是面无表情不知所措的人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冲突，是一场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也是一场在武器及技术装备上投入最多、发展最快的战争。这场战争第一次动用了大批的飞机、坦克，使用了多种新式兵器和技术仪器，运用了许多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武器，这个战争的宠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刺激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然间迅猛发展起来了。
给我带来最直接感受的是光学玻璃在武器中的大量使用。战前，英国的光学玻璃生产量每年最低时只有30多吨，光学玻璃制造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国家的补贴来维持的。二战爆发以后，光学玻璃的需求量开始急剧增长，每年骤然猛增到2000吨。这使我对光学玻璃开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不可能不发生兴趣，对我来说，能促使我对这些产生兴趣的基础实在是太深厚太悲怆了。它源自于100年来使中华民族蒙羞受辱的鸦片战争，源自于父亲口中陈述的那场惨烈悲壮的甲午战争，也源自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日寇侵华战争。几乎在曾经发生过的所有战争中，我们中国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落后来面对敌人的先进，不得不用过时的破旧兵器来面对精良的新式武器。战争，使中国失去的太多太多。落后，使中国失去的太多太多了。因此，在我周围的许多人都因战争爆发而在考虑回国问题的时候，我却突然蒙生了一个念头：战争是个难得的机遇，也许，它能使我接触到那些平时难以接触到的工作，能使我学到一些平时难以学到的东西。也许，我能因此而学到光学玻璃！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光学玻璃在当年曾具有怎样宝贵的价值了。在现代生活中，光学玻璃几乎随处可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光学玻璃早已由科研尖端成果过渡为一种最普通的应用光学材料了。甚至人们走在路上，都时常可以随脚踢到几片废弃的光学玻璃。但是在当时，光学玻璃却是世界性的尖端产品，它的制造技术是高度保密的。世界上只有德国、英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制造出光学玻璃来。
我决定到雪菲尔去，因为只有雪菲尔大学设有玻璃制造专业。我决心去那里跟随世界着名的玻璃学家W·E·S·Turner（特纳）教授从事玻璃研究，攻读博士学位。于是，我主动向帝国学院提交了申请。不久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雪菲尔大学，进入玻璃制造系继续深造了。
在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系，我的研究工作一直进展得很顺利。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的话，获得博士学位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年半以后，正当我专心致志地进行玻璃研究，为撰写博士论文做着种种准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个机遇的出现使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42年的春天，我接到了在伦敦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汉德（W·C·Hynde）的来信。汉德是英国最大的玻璃制造公司昌司（Chance）玻璃公司的雇员。汉德告诉我，昌司公司研究实验部眼下有一个空缺，正好需要一名从事技术光学研究的物理师，他想到了学技术光学的我，就向公司做了推荐。公司对我的条件很满意，让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
读了汉德的信后，我心中不由悠然一动。我知道，昌司玻璃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极少数的几个厂家之一。如果能进入昌司公司工作，就有可能接触到光学玻璃，学到最先进的技术。这个消息太叫我动心了。但是，我这时正在埋头攻读博士学位。而且，我已经在W·E·S·特纳教授的指引下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课题研究，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如果此刻去昌司公司工作，我在雪菲尔这一年半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我面前那垂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就将付之东流。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去昌司公司工作。但我深知昌司公司的职位可不是随时都有的。一般情况下进昌司公司都极其困难，昌司公司选择雇员十分严格，而且极少录用外国人。若不是在目前这种战争的非常时期，若不是急需人才，这个机会恐怕也不会白白地送到我的面前。
就这样，博士学位和光学玻璃突然同时摆在了我的面前，我必须选择其一。也许应该说，我必须放弃其一。
勿庸质疑，如果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我当然应该选择博士学位，因为学位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太重要了。学位几乎能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不论从前还是现在，学位始终都是被做为衡量知识分子含金量的一个重要标志，用它来判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学识，用它来标志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价，用它来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前途。
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就应该选择光学玻璃了。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当然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在中国，光学玻璃这个领域不仅仅是落后，而是空白！中国根本就没有光学玻璃！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我所珍爱的光学玻璃。当时，周围的许多人包括我的导师在内都替我感到惋惜和遗憾。但是，至今我却从未对自己当年所做出的这一选择后悔过。因为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在昌司玻璃公司的工作为我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而我带回祖国的配方、要点和技艺，也在中国光学玻璃的研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因为我的祖国从未因为我没有博士学位而看轻过我，也从未因为我不是博士而不重用我。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可以这样说，我选择了祖国，祖国也因此而选择了我。这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