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的作品，在叙述人上一直较为讲究。他喜欢用一个独特的个人去讲述故事。这里三部作品的显在叙述人就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一个成年女人。三人中，两个小孩是故事的参预者，而成年女人对故事的参预较少，更多的只是一个旁观者。不管怎样，个人叙述者给鬼子的作品带来某种色彩：不仅有故事，而且是一个独特眼光里出来的故事。有时，还因为这个眼光的独特，能对故事进行别样的剪裁，故事因而有了韵味。
但是，这不是鬼子安排叙事者的全部。
个人叙事者，是一种有限叙述者，他或她所叙述的故事，只能在他她看到、听到的范围之内。有限叙述者的运用，是需要功力与经验的。比如《被雨淋湿的河》里的服装厂老板要全体工人下跪一段，那叙述的语气基本上不是一个女人的。“老板像头张狂的野兽，朝混乱的人群凶猛地扑了过来”，“惊慌的情绪以狂风的姿态在人们的脸上变幻着”。这样的叙述句子，是这段故事叙述的主基调。要知道，叙述者“我”也是听晓雷说的，她听说后的转述，不太可能是这样的语气。那么，这语气是谁的？是隐藏叙述人的。
我这不是为了挑刺。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这些小裂缝，让我们窥见了鬼子作品叙述者设置的奥秘。鬼子在叙事方面最重要的力量，是他在显在叙事人背后，都有一个隐藏叙述人。隐藏叙述人安排着故事的进展，让显在叙事人讲述出来。而隐藏叙述人则在背后用一种听不到的声音，引导着读者的情感和思想。于是，我们的阅读便在故事和思想的两个空间里穿行。
鬼子作品显在叙述者的妙用人们已经谈得不少了。我不想多说。我在这里想做的是，看看鬼子的隐藏叙述者到底给我们开拓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空间。
近年来，社会上有些人欲横流。这就产生了文化焦虑。在一般人眼中，欲望与文化成了一组二元对立，二者永远处于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之中。似乎不是欲望打败文化，就是文化打败欲望一般。其实文化与欲望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都必须面对当时的欲望表现。不能对当代的欲望表现发言，谈什么文化创造？当然，放纵欲望，更没有文化创造。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欲望与文化的关系。现在是重新认识欲望与文化关系的时候了。
鬼子作品的叙述在这一点上透露了他不同于人的认识。首先，他不否认欲望。如前所述，他的叙事动力就是欲望。《瓦城上空的麦田》里，那麦田，更是欲望的象征。因为麦田是人们满足生存欲望的资本。李四在瓦城城墙上的一段描写是多么富有诗意！李四想，任何一个孩子都是一块麦田。但别人的麦田都在乡里，而他的几块麦田却飘啊飘，都飘到了城里。那时，他是多么幸福！因为他的孩子都做了城里人啦。“做城里人”是作品里的一个重要意象，那是农村人一个特别的欲望。
但鬼子却看到了多种不同的欲望，看到了欲望与欲望之间的争斗。底层人们一点小小的欲望都得不到满足。而另外一些人却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他们可以像《被雨淋湿的河》里的采石场老板、教育局长等人一样，随意夺取别人的利益，以满足自己永不厌足的欲望。财富给社会带来了繁荣，也给社会带来了异化。于是这个社会就出现了不公、不义，出现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就出现了诸多苦难。鬼子的小说，始终关注着现实的社会苦难和人生的灵魂苦难，始终揭示着人间的不公，呼唤着人间正义。鬼子充分表现了今天时代的作家的良知。
但在今天，我们能用正义一下子将人间不公扫平吗？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苦难，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欲望表现，不同的社会也有不同的正义。鬼子的深刻正在于，他往往在有意无意间写出了在这个欲望表现异常活跃的社会里，不同的正义（注意，都是正义！）却同时存在的复杂情况，你能用哪一种正义去否定另一种正义？《被雨淋湿的河》里，晓雷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但他却碰到了另一种正义：法律。因为他打死了人。面对两种正义，我们的情感何等矛盾！但你不能不承认，晓雷的行为与法律行为二者都是正义的。聪明的作者没有在两种正义间作出选择。他把思考留给了我们。
既然今天的社会是异常复杂的社会，不同的欲望表现、不同的正义同时存在，我们怎么办？需要对话，需要不同欲望表现、不同正义间的对话，在对话中创造我们今天的文化。《瓦城上空的麦田》是表现了这种思考的。李四要求儿女们记住他的生日，一点可怜的精神欲望。他并不想吃儿女们的一顿饭，他只是想得到儿女们的尊重。这要求显然是正义的。但儿女们忘记了父亲的生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城里人生活节奏紧张。大家都很忙。“可不忙行吗？不忙怎么活下去呢？你不忙，别人忙呀，别人就会当着你的面，把所有的好东西，一样一样地抢走，最后会把你碗里的饭也抢走，你说你不忙你怎么办？”李四，一个农村老汉，他不太懂这些。如果父亲与儿女们对上了话，一切误会都有可能消除。悲剧就有可能不发生。但他们终于没能对话。
其实这部作品在儿女们回家奔丧之后，人物与故事出现了一条裂缝。明明知道儿女们都为自己的“死”回家奔丧去了，李四为什么不回家？他如果立即赶回家，把事情说清楚，老伴不会死，两代人的误会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但作者就是让李四在瓦城逗留着。到儿女们从农村回来，李四已经“变成”捡垃圾的胡来了。作品的后半部分因此有了荒诞色彩。很明显，那裂缝就是为了这一荒诞安排的。于是作者得以继续他对城里人生异化的批判：他们只认“身份”不认人。既使是亲爹，如果“身份”不够，也是不能认的。人们都想进城，都想富裕。但进城之后的富裕之后，人、人性、社会，却被异化了。
两代人终于永远失去了对话的机会。今天的社会需要对话。但真正的对话却太难。别人怎么读这部作品是别人的事儿。我是这么解读这部作品的。在我看来，不管作者有意无意，这部作品蕴藏着今天时代的重要思想力量。
三、叙述语气与时代精神
该说说鬼子的叙述语气了。凡读过鬼子小说的人都知道，鬼子的叙述是平平淡淡的。不管他的显层叙述者是谁，那叙述一贯都是心态平静的。平平淡淡的叙述，却讲述着精彩十分甚至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使鬼子的叙述产生一种极耐咀嚼的张力。它使你产生一种阅读的异样感觉。这感觉吸引着你读下去。
这既是鬼子的叙事策略，也是鬼子的为人方式。他一贯是低调的，不想用抬高声音说话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身份或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他刚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关自传性的文字里，他开宗明义就这么说：“一个人的心情很平静的时候，别人能不能听到他的呼吸？应该是听不到的。一个作家如果用一种正常的呼吸状态，叙述他的创作，叙述他的生活，结果会如何呢？我想这应该成为我的一种选择，我不希望别人在这些短小的随笔里，闻到什么不安的情绪，比如愤怒、比如埋怨，比如失落等等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是没有益处的。大家活得挺不容易的。”
见《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2002.9
这里他说的是叙述他自己，其实他叙述故事的心态也是这样的。尽管他关注着人生苦难、灵魂苦难，他呼唤着社会良知和正义，但他并不是运用导师式的、精英式的方式，而是在一种正常的呼吸状态下说话。
这是他作为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文人的重要标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如果要表达鬼子式的思考，那一定会把精英状扮得十足，他要成为导师训导大众，他要用精英的深邃思想去震撼芸芸众生，去启蒙大众，带领大众从黑暗走向光明。
但是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突然发现大众开始远离了他们。他们不明白，这个社会没有成为大众导师的精英怎么行？终于，有人对知识分子的精英思想提出质疑了。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思想主题。谁来给启蒙者启蒙？谁来保证启蒙者言说的绝对正确性？精英与大众到底应是什么关系？精英能不能无视大众的创造？
思想的转型往往是最难的。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几场大的论争之后，启动了这个转型。人们终于开始明白，今天的社会并不是不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而是需要知识分子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和说话方式。知识分子无权作大众的导师，他只能是社会、大众的对话者。他通过对话来进行自己的思考，为社会进行自己的精神创造。
鬼子似乎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作为精英。他一开始就找准了自己的说话方式和位置。既使成名之后，他仍然追求“在正常的呼吸状态下说话”。他始终在与大地、与青草、与平民、与生活在人生最底层的小人物进行着对话。在对话时，他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要作他们的精神领袖。他平平淡淡地叙述着他们的故事，却在思考着我们时代最深刻的问题。他的思想正在走向我们时代思想的最前列，体现着我们时代的思想力度。
我一直以为，对话，是二十一世纪的时代精神。鬼子在用他的作品与我们的时代对话。他的言说方式体现了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的某些本质方面，体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代精神。
鬼子，还有更大的“鬼”在后面。我想，这是一定的。
注：春风文艺出版社将鬼子的“瓦城悲悯三部曲”（《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编辑出版。本文应约为该书而写，属放在其书中的评论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