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吆鸭子”（落在后面），那天早上吴雅四点钟便起床为大家做好早饭，五点钟就挨门逐屋地将大家叫醒洗漱吃饭，硬是赶在清晨6点钟跟社员们一起出发去到大田劳作。吴雅和这些同学在学校里也曾参加过一些支农劳动，也象征性地学过插秧，但没有在这种季节下过田。所以当一行脱掉鞋袜挽起裤脚，做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样子下到水田里时，双脚就像一下插进冰渣里，彻骨的寒冷和钻心的剌痛，使猝不及防的女知青们惊叫着，纷纷转身往垄坎上爬去。也有两三个没有跑的，其中一个便是走在头里的吴雅，尽管冻得牙齿打颤，但她还是坚持着跟上别的社员，躬身插秧。不一会儿，身边的社员发现她已冻得嘴唇发紫，便劝她也上去找点别的事情做，她却对那位社员小声道：“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人吗，你们能行我也能行！”
最让人害怕的是无处不在的蚂蟥，软绵绵的，不知不觉地就叮在腿上了，即便发现，也弄不下来，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它吸饱血之后自己脱落，但被叮的地方仍血流不止，据说被吸了多少血就还要流多少血。开初吴雅一发现蚂蟥便吓得惊叫奔逃，那些蚂蟥也怪，根本不去碰那些社员，只盯着她追。社员们向她传授诀窍：插秧时移动步子要稳，见了蚂蟥更不要跑，因为那玩意儿是哪里水响就往哪里去的，她试了试，果然灵验。中午吃饭小憩时，有社员又找来男同志抽烟的烟油，说是可以避蚂蟥，吴雅和知青们都争着往腿上涂抹。
一天干下来，吴雅发现自己的腿脚上有好些地方都裂口了，在田里时因为冻麻木了，竟没有一点痛的感觉，另外还有两三处蚂蟥吮血后留下的痕迹。有几个女社员见了，怜惜不已地说：“早上还白白嫩嫩的两条腿，晚上就变成这样了，真是遭罪呀！”吴雅却强撑着笑道：“这正说明我们需要锻炼呵！”
大田插秧进行了十多天，吴雅也坚持了十多天。当知青们和社员一起插完最后一块水田，洗净腿脚上的污泥，一排地站在田坎上欣赏着一望无际的绿毡般的田垄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种劳动后的自豪和快乐。吴雅后来在学习小结会上发言说：“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但并没有真切的感受，现在可以说有初步的感受了……这些天确实很劳累，坦白说，有时当我的双腿麻木得迈不动步，腰痛得都直不起来时，真想就势躺在田里了！但想到农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又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了。如果不亲自经历这些，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真正懂得劳动人民的感情。”
队领导觉得她的总结很不错，要她写成书面材料报给公社。
对于吴雅和知青们来说，这番“插秧遭遇战”可谓印像深刻，但当她们后来又经历了夏季的“双抢”和冬季的“挑堤”（修水利）之后，才明白了那实在不过是小菜一碟。
有的社员们形容说：“春忙”不过单打单，“双抢”才是鬼门关。
为了落实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国家要求自古以来就有“粮仓”之称的江汉平原挖掘潜力，多做贡献，实行“一年两作”，也就是种植双季稻。但江汉平原无霜期短，要在无霜期间完成两作两熟，必须在抢收早稻之后，立即翻田耙地抢种晚稻，否则误了季节，即可造成“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减产甚至绝收局面。这就是所谓的“双抢”。“双抢”是一年中最为紧张繁忙的一场“硬仗”，社员必须不分昼夜地在田间连续作业，对此，连社员们都谈虎色变，更遑论知青们了，因此早在“双抢”到来之前，有的知青便以各种借口躲回县城去了，到得“双抢”临近时，知青户里仅剩下吴雅等两三个人。
队里让吴雅回县城紧急动员知青们回队，吴雅借了一辆破自行车赶回县里，挨家挨户地动员，但知青们少有愿意回队的，有的还反过来动员她也一起留下来玩儿。吴雅见说服不了大家，十分失望，决定独自返回队里参加“双抢”。那天下午，母亲再三告诫她“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别在路上遇到坏人”，要她住上一宿第二天早上再走，她却执意要当晚赶回去，好参加第二天的“双抢”。当她骑车来到刘隔区时，天色已晚，路上已见不到什么行人，从区里到公社再到队里还有好几里地，她想到母亲的告诫，不禁加快了骑车的速度。
没想到刚拐上大田的机耕道，迎面忽然走来几个喝得醉醺醺的青年人，她吓坏了，想低着头冲过去，不料那些人却挡住了她的去路，有人伸手抓她的车把手。这时她反而镇静下来了，跳下车来正色道：“你们想干什么？”
那人打着酒嗝说：“我们想玩玩儿……”
就在其他人也开始围过来的一刹那，她急中生智，厉声喝道：“我有紧急任务，你们放规矩点！”然后推着自行车猛地冲了出去，当那帮人如梦初醒地怪叫着追来时，她已经骑出去好远了。
回到队里时已经很晚，尽管心如鼓擂，但她却一声未吭，怕闹起来影响“双抢”。后来她把这个“险遇”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吓得毛骨悚然，多年以后仍不能释怀。
“双抢”正逢一年中最酷热难当的盛夏，江汉平原上骄阳似火，暑气升腾，人在家里像待在蒸笼里似的汗流浃背，喘气不止，在大田里干那种强体力农活儿的滋味如何可想而知。当年曾跟吴雅一起参加“双抢”的社员高生英和魏双兰回忆说，割稻比插秧还要伤腰，插秧还可以借取秧齐秧的当儿伸伸腰，割稻却只能大弯着腰手脚步并用地往前赶，所以一般人过上一阵都要借擦汗喝水的时候放松一下，但吴雅只要镰刀一响就极少有停下来的时候，弯着腰一股劲儿地往前割，常常把两边的人甩下一大截，后来她觉得这样不好，就加大幅面，一人割的差不多有人家两人割的那样宽，脸上的汗水从眉棱和鼻尖上亮晶晶地一串串往下掉，实在不行了，就用手指刮刮一甩，又埋头往前冲了。
挑“草头”（稻捆子）是收获时节的另一项重体力活，活儿简单：将一根两头尖的长冲担插进堆码在田间的“草头”里，挑到堆码地点去。这看上去是考“挑功”，而实际上最吃力的却是在将“草头”从地上举到肩上的那一瞬间。刚割下的稻谷水分相当重，所以一个“草头”少说也有三、四十斤上下，一般捆扎之处都靠近“草头”中部，冲担的插入点只能在中部以下，离地面很近，因此无法蹲下去挑，只能用双手将其提上肩头，这就需要很强的爆发力。因此，干这个活儿的一般都是男人，年轻力壮的女社员也有少数能逞强一试的，但最多也只是挑单“草头”（即一头一个）。吴雅却向此发起挑战：不仅要干这个活儿，而且要跟男社员一样挑双“草头”！她说到做到，在众人的啧啧赞叹声中，她挑着双“草头”，跟着一帮小伙子在田间来回奔跑。由于双臂力量不够，“上肩”成了她的拦路虎，拼了一天下来，两条胳臂酸痛得连端洗脸盆都困难了。她悄悄找来伤湿止痛膏贴上，第二天照样干，旁边的社员看她实在吃力，都劝她不要太呈强，改为挑单头得了，但她说什么也不愿败下阵来，实在疼得不行了，就请旁边的社员帮一下忙，一直坚持到挑完最后一块田。在刘隔公社乃至整个区里，她是第一个挑双“草头”的女知青。
是年冬季，队里决定抽调部分劳力去区里突击“挑堤”（修建水利工程），吴雅和知青们商量后，决定除了少数身体单薄的人留守在家之外，其余的都报名上工地。当时的水利工程搞的是人海战术，挖掘搬运土方全靠铁镐锄头和扁担箩筐，而且大部分工作都是浸泡在水里。为了赶进度，指挥部要求各队之间“革命加拼命”，展开劳动竞赛，工地上鼓劲的高音喇叭从早响到晚。永丰大队在这方面历来都是拿红旗的先进单位，总是揽下最危难险重的任务，为了确保红旗，每天的工作时间从“6对6”变成了“两头黑”，清晨5点就敲钟出工了，晚上8、9点才能回家，劳动量之大超乎想象，几天拼下来，差不多的人都累得要散架了。有的知青实在吃不消，或者请了病假，或者干脆就退出了。有个女知青觉得这种生活实在无法忍受，哭着跑回家里，后来还编了几句顺口溜诉说下乡之苦：县里二百三，卖我到乡间，插秧蚂蟥咬，挑堤累断腰，吃饭不见荤，上床蚊子叮，受尽苦中苦，回城眼望穿！
但吴雅却早出晚归，坚持出满勤，直到工程结束。
当时生产队里实行评“标兵工分”，最高为10分，一般全劳动力的男社员评9分，差一点的评8分，女社员一般的评7分，最高评8分。知青刚下来的时候，评6分半，后来慢慢加到7分，7分半，8分一般就到顶了，但只有吴雅例外，被大家评了9分。记工员高清说，他当了多年的记工员，吴雅是女同胞当中第一个破“记录”的！
当时的工分值，最好的年景10分大约是七、八角钱，差的时候只有四、五角钱，扣除这样那样之后，一年下来真正拿到手的少得可怜，农民戏称：“一年做到头，只能买盒蚌壳油。”“扯上三尺布，成了超支户。”因此有些知青包括弟弟吴稚都曾对评工分不屑一顾，爱评不评，拉倒！吴雅却很看重这件事，她对他们说：“一个工分值多少钱是一回事，但通过评工分可以最直接地看出你的进步和你在群众心目中的分量，对我来说，这一点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