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庄王是一位很会忍让的贤明君主。一次，楚庄王大摆宴席，邀请朝中文武大臣赴宴，同时又令自己的妃子向诸位大臣敬酒。君臣正喝到酒酣耳热之时，突然一阵风起，将堂内蜡烛吹灭，屋内顿时漆黑一片。这时，楚庄王的宠妃突然感觉到旁边有人对她非礼，她十分冷静，立即抓住那人的帽缨，用力拽了下来。然后，她在黑暗中摸索到楚庄王身边，把这事告诉了他，希望楚庄王找出非礼者加以惩罚。
不料，楚庄王听了事情经过后，并未暴跳如雷，反而令人不要点亮蜡烛，并对大臣们说：“今天君臣难得一聚，大家要尽情畅饮，不醉不休。”请大家不必拘泥小节，都把自己的帽缨拔下来，以示畅快，于是，大家纷纷摘下了自己的帽缨。这时，楚庄王才令人点着火把，与诸臣继续开怀畅笑。事后，妃子埋怨楚庄王不替她出气。楚庄王说：“一时的酒后失礼，岂可认真惩处？”以后再也未提及此事。
三年后，楚晋相争，双方战于沙场。楚军中一员猛将唐狡冲锋陷阵，勇猛异常，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当楚庄王论功行赏时，唐狡反而叩头谢罪，原来他就是那个酒席上冒犯了楚庄王妃子的人。
楚庄王的忍让换来了一员战无不胜的大将，如果他当时也像妃子那样怒不可遏，毫不留情地斩杀这员大将，不仅会使一场君臣宴变成充满了血腥味的刑场，还会引起人人自危，丢去人心，使自己处于被动局面，也就更不会出现后来的“春秋五霸”了。
宋朝时有位叫郭进的人，时任山西巡检，有个军校到朝廷控告他。宋太祖召见了那个军校，审问一番后，发现是那个军校诬告郭进，便命人把他押送回山西，并交给郭进处置。许多人劝郭进杀了他，而郭进却没有这样做。当时，正值敌国入侵，郭进就对那个军校说：“你敢到皇帝面前去诬告我，说明你确实有点胆量。现在我赦免你的死罪，如果你能打败敌人，我就向朝廷推举你；如果你打败了，你就自己投河吧。”那人听后非常感动，在战场上奋不顾身，打败了敌人。不久，郭进就向朝廷推荐了他。这位军校因此升了官。
凡是能创大事业的人一定要有容忍人的度量。容忍小人虽然在实际上很难做到，但一旦做到了，就会从中受益颇丰。“厚德载物，雅量容人”，忍让是人生的美德，更是走向成功的智慧。
“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是利己的根基。”为人处世，忍让为本。因为人生在世，谁也保证不了不犯错误，谁也难免会得罪人，但能得到人家的理解与容忍，自然就会感激不尽。当然，人家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冲撞于你，冒犯了你的尊严，同样也需要你忍一忍心头怒火，给人家一个笑脸，就会得到一个歉意的回报。
中国有句格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少人都将它抄下来贴在墙上，奉为处世座右铭。为人处世，切忌一味地争强、逞能，示强并不是聪明之举，退让、妥协、牺牲有时也很必要，不失为化解矛盾、消除隔阂的灵丹妙药。俗话说，退一步不为低。能够退得起的人，才能做到不计个人得失，才能站在更高的境界，才能与人和谐相处。
庸就能用，用就能通
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是对中庸的不了解或曲解。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缩。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惟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即“适中”。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恰恰相反，有的人凡做事不是过分，就是“不到位”，而且又随风倒，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在信念上、观念上变来变去。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就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中庸是种权衡，使自己不被自己的所为绊倒。例如获取成功的道路数不胜数，诸如难得糊涂、能屈能伸、甘心吃亏、以柔克刚等等，掌握了其中一条，运用得当，都能让你在一些特殊场合或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处理中获得成功。但它们都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行之有效的成功法门，并不具有普遍性。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一切成功之道的鼻祖、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成功法宝，只有中庸。
孔子说：“舜帝真可算得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人了吧！他喜欢向别人求教，而且善于对那些浅近的话进行仔细审察。听到不合理的恶言便包涵起来，听到合理的善言便加以表扬，他度量人们在认识上两个极端的偏向，而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他们。这就是虞舜之所以能成为舜帝的原因啊！”这是说舜用最美好最高尚的道治理百姓。
儒家推行中庸，目的在于使天下的人达到理想境界。所谓理想境界，也就是达到中道的境界。中道产生适当，适当产生合理，合理产生礼仪。所以说人类全部的道德行为，法律行为，都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使之无过无不及，以致达到至善。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学问始终用一贯穿着。”孔子又告诉子贡说：“我用一贯穿着我的整个思想。”这个“一”，就是中庸智慧。
在处世上恪守中庸，才有好的人际基础，不至于朋友反目，众叛亲离，才不会一意孤行，自取其辱。唐代人诗人李白，初入长安便与诗人贺知章结成亲密好友。为了能使李白考中进士，贺知章专门找主考官杨国忠和太监高力士说情。这两个人以为贺知章像他们一样受了贿而来干做人情，于是记了李白的名字，等李白交卷，杨国忠便拿笔将卷子一涂说：“这样的文章也来考试，只能给我磨墨。”高力士接着骂道：“磨墨也不配，只好与我脱靴。”李白气极而回。
不久，渤海国派一使者送给唐朝廷国书一封，文字奇特，满朝文武无人认得，玄宗怒道：“堂堂天朝，济济百官，竟连一封番书都不认识，岂不被小邦耻笑。三日内如无人认出，在朝官员一概罢免。”贺知章上朝回来，闷闷不乐，李白得知原委后，笑道：“这有何难，可惜我不能去看看。”次日，贺知章奏闻玄宗，召见李白，李白边看边将番书译成汉文。原来书中威吓唐朝割让城池，否则起兵攻打。霎时间，君臣都很紧张。李白则泰然自若，说：“待臣写一回书，恩威并用，即可让渤海国归服。”
玄宗即赐座于李白，命文墨侍候。李白见机奏道：“臣前应试，遭杨国忠、高力士等侮辱，今二人站在陛下之前，臣神气不旺。臣今代皇上起草诏书，非比寻常，乞圣旨命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以示宠异，也使外邦使者不敢轻视。”玄宗正值用人之际，下令照办。杨高二人只好一个磨墨，一个脱靴。他俩偏见待人，遭到了报复，很恼羞。李白立即用番文写成诏书，交使者带回，使者出宫门后，问贺知章：“写诏书的是谁，竟使宰相磨墨，太尉脱靴。”贺知章答道：“李学士乃天上的谪仙，偶来人世，宰相、太尉怎能相比。”番使大惊而回，渤海国从此臣服唐朝……
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尽管不同，但都需要受到尊重，需要维护面子。如果你忘记这一事实，与人们交际时，对重要人物恭敬有加，对小角色却态度冷漠，这样自然会伤后者的自尊。
有这样一场家宴：宴席上坐着男主人、科长，以及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圆桌上的酒菜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了，可是，围着花布裙的主妇还是一个劲地上菜，嘴上直说，“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对付着用点！”
男主人则站起来，把科长面前还没有吃完的菜盘撤掉，接过热菜放在科长面前，热情客气地给科长夹菜、添酒，而对其他同事只是敷衍地说声“请”。
面对这样“尊卑有别”的款待，试想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将作何感想？他们很难堪，其中两位竟愤然起来，未等宴席告终，就“有事”告辞了。
像这样的宴席，男主人眼里只有科长，而慢待他人，使同事们的自尊心和面子受到损伤，非但不能增进主客间的友谊，反而会造成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