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见到哪一篇作品像杜守林的《瘦虎雄风》这样，把军人的献身、攻击精神与物质贫困之间的矛盾报告到如此强烈动人的程度。在正常情形下，军队是国家的骄子，国家要花费足够的经费维持它的正常开销及发展的必需。可是，在今天，在我们这个尚且贫穷的国家里，国家拨给军队的资金甚至到了极限，连正常的生活开支都时有紧张。面对这种冷峻的现实，军队开展生产经营，借自筹资金的办法补上军费空缺。《瘦虎雄风》所报告的是一个武装集团在不得不用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生产经营时的种种情形，读来使人感触良多。严格地说，这自然不能是一种正常的军事行动，但它却是今天在各地都不难看见的悲壮的军事活动。悲壮的行为掩盖着军人们痛苦的心灵；进取奉献的精神表现着军人无私的品格。读《瘦虎雄风》，这样的情形到处可见。看看描写守备团长躲在零下20度的兵器室连撒尿时也不敢出来生怕面对一帮讨债人的文字，扫视一下为了每天15元的报酬被雇用为人看守仓库的战士的身影，揣摸一下怀着不安心情坐在工程投标席下的军长的心情，看到那位为了承包到工程陪人喝酒竟喝到被抬上手术台上的师长和那位战勤科长去大兴安岭发运木材时因无钱送礼几乎变成流浪汉和乞丐的情形，还有更多活动在施工第一线的干部战士们的艰苦状况，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固然困难未能阻止军人的攻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也出现了像徐恩来、牟玉清等这些似乎具有奇才奇智的人物，可这一切并不能消解这种行动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冲突，使人的不安与困惑得到解脱。
李荃的《中华之门》和王友齐的《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是在另一种形式下反映着军队生活矛盾现实的作品。当随着国门的洞开而一批批走上边防口岸岗位上的武警战士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威严之气、他们的品格举动时时令人心动。然而，有多少人了解他们所面对的矛盾现实呢？资金设备的匮乏，匆忙的筹建过程，必然碰到的与检查对象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人身后的家庭婚姻子女大事都未能因为国门之洞开而相应得到妥善解决，矛盾不穷，困苦常有。然而，作为共和国的“门神”，这些战士尽职尽责，把青春和人生书写在共和国的门楣上。作为测绘兵，自然亲知我们国土的辽阔。然而，他们更是亲身体验着踏尽这辽阔国土时的艰辛和疲惫情形。他们表现的是吃苦牺牲的精神和品质，但告诉读者的却还有那些本应消除的矛盾和困难。作为人与人来说，边防武警和测绘兵的众多成员是那般的相亲相爱，可一接触到他们与社会的其它生活，涉及到他们与生活工作环境等内容来，矛盾却是非常尖锐地存在着。对于这些矛盾，有些或许无法逾越；然而，长期忽略那些努力一下就可得到解决的矛盾就令人痛心了。
军队生活的现实面貌在一家刊物中这样集中多样地得到反映，无论如何都是有益的事情。编者、作者在反映这些纷纭矛盾的生活状况时排拒单纯揭露、过分渲染的做法，把深切的优患和负责的探求精神结合到一起，进而表现了积极的态度和昂奋的情怀。矛盾的冲突，严峻的困难，许多令人不安的现状，都因作家们的这种忍度而不再给人以压抑，反而赋予了作品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感召力量，并由之透露着推动生活前进的现实动力与转机。失去的已经开始用新的更有价值的内容偿还了。
谁也不应否认，报告文学创作在这些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样，谁也不必讳言，伴随着报告文学这种巨大变化而出现的一些弊端和偏颇。早些年间，报告文学患有软骨之疾，不少作品软弱而带有媚态，这是让许多人不以为然的事实。然而，当报告文学敢于正视社会生活，可以不再气馁地表示自己的性格时，某种强烈的个性化做法又使不少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流向主观性一方，变得过于专断和固执起来。自然还有更多地假报告文学之名以营私、追求功名、追求利禄的低级行为了。这一切是令人不安和头疼的。我们不乐意再看到这种失之平衡公正的现象，可走出一条顺畅的路又是多么的不易。
也许，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种种弊病最终还是一个如何准确生动地报告社会生活的问题。在我看来，不管是有软骨之疾的作品，还是过分理性主观的作品及那种追求荣禄的玩艺儿，究其根本，不过是作者如何把握反映生活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明彻：在报告文学中，作家理应服从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本质趋向，而不是简单草率地把社会生活拉郎配，借以完成某种失之主观片面的意志。我们完全不必在歌颂和批判之间进行褒贬，因为失去了真实准确认识和报告生活对象的所有作品都是虚浮的，不会使人接受的。我以为，一篇报告文学作品的成功，最主要之点就在于作家在自己和对象之间找到了一种真诚的、和谐的沟通契机，并有效地把这种真诚、和谐的沟通描写出来。
在我肯定《大势》、《瘦虎雄风》等几篇报告文学的时候，并不是以为它们走向了超众绝伦的地步，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我认为这些作品在打通作家与生活对象、生活现实与报告文学作品及读者的联系方面是有一些长处的。可以说，《大势》对于过去的否定是果断而巨大的，它是如此明确地指出过去某种国土防御观念的消极和局限性，那种带有凝固的治军方法的不现实性等重大问题。这种否定何其气魄，何其深重？但是，我们并未因作家的这种否定而感到突兀，并随之产生某种惊诧。原因就在于，作者中夙和作品中写到的“否定”是将军们站在更高的基点、更加科学进步的地方进行利弊分析之后提出来的。作家作品在这里让读者接受的不仅是自己的否定，更重要的是让你在接受了新的建树之后感到这否定的合理和必要。《瘦虎雄风》几乎是含着泪水书写将士们因为经费短缺而去进行生产经营情形的，作者也似乎未把这种举动视为正常而根本合理的现象。但是，对今天的国情和环境能够理解，对军队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可以接受并理解，从而就悄悄地使自己的真诚和情感与军队生活的现状汇于一流。因此，不管杜守林多么充分地描绘军队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艰辛乃至血泪情形，他流露的却不是怨愤，不是屈辱的情绪，而是对战友们的理解、崇敬与激情。虎瘦雄风在，处贫威严存。作品中许多流溢着悲壮色彩的描写非但无损于经费拮据环境中军人的形象和品格，反而使这种困窘的现实生活成为陪衬军人的强盛生存能力、应对非战争生活困难的机会和背景。虎瘦本当惜，雄风自可嘉。作者的智慧使背负艰难的军队现实图景冷峻而不失之悲怆，昂扬而不致于轻松。至于《星辉》的作者张嵩山、《脚踏着祖国的大地》的作者王友齐及《中华之门》的作者李荃等，他们或歌或愤，但都把一汪深情、一片爱心献给了军队，献给了千千万万个前线官兵。虽然多有痛苦和惆怅，但终不过是爱之愈深，望之愈切，带着内在的温情和急迫的心绪罢了。我不想肯定这些作品中哪一位作家所采取的表现方法更好，尽管它们确有差异。报告文学是一种需要作者不断调节自己而适于客观事实、题材对象的文学形式。决定其成败的不应完全是作家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可以去肯定某一篇具体的作品，却不必在整个创作中树立一种典范。因为让他人放弃自己的优势而趋向典范，这对选材、对写作都是一非常为难的事。在社会生活中，报告文学的真实对象只有一个。上种极端的限定性决定作家不能超过对象依归于任何一种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