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之无益于成也，求之无益于得也，忧戚之无益于几①也，则广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顷干之胸中。不慕往，不闵来，无邑②怜之心，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③，治乱可否，昭然明矣！
【注释】
①几：通“冀”、“觊”，希望，指实现愿望。②邑：通“悒”，愁闷不安。③辨：通“办”，治理。
【译文】
做一件事对成功没有什么好处，追求一件事物对利益没有什么好处，忧戚对危机的解除没有什／z-，好处，就应该把它远远地抛弃掉，不应该妨碍自己，不把它留在心里片刻。不羡慕过去，不担心未来，不要有忧虑、怜惜的心思，在适当的时机迅速行动，事情来了及时应付，事情一旦发生马上着手解决，这样，是治还是乱，不就再清楚明白不过了吗！
【原文】
周而成，泄而败，明君无之有也。宣而成，隐而败，暗君无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则谗言至矣，直言反①矣，小人迩而君子远矣。《诗》云：。墨以为明，狐狸而苍。“此言上幽而下险也。君人者宣则直言至矣，而谗言反矣，君子迩而小人远矣。《诗》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注释】
①反：通“返”，回去。
【译文】
隐蔽真情就会成功，公开真情就会失败，明君是不会做这样的事。公开真情就会成功，隐蔽真情就会失败，昏君也不会这么做的。所以统治者若是隐蔽真情，谗言就会随之而来，直言就会离开，小人围了上来，君子就疏远了。《诗经》上说：“你把黑暗当光明，他说狐狸呈深蓝。”这是说君主昏庸愚昧，那么臣民就会险恶。君主如果开诚布公，那么正直的话就来了，毁谤的话就缩回去了，君子接近而小人远离了。《诗经》上说：“下面光明，在上有赫赫光辉。”说的就是上面开明了，下面就会开化了。
活学活用
观察事物，思考问题要全面
荀子曰：“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在认识上的通病，往往是被事物的一面或一部分所局限，而忽视了其整体或全面的道理。
荀子结合战国时代的实际情况，认为当时人们思想上的主观武断和迷信鬼神，在认识论上都是犯了片面性（“蔽于一曲”）的错误。有人甚至满足于这种片面的认识，还自以为得到了全面的认识。
这句话对今天的我们同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们在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时，应尽可能全面；否则，所作出的判断很可能是“盲人摸象”，势必影响到对所要从事的工作的全面把握，甚至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爆发，曹操率军与孙权、刘备联军作战大败，退回北方，刘备乘机单独攻占了荆州地区，这引起了东吴的不满。为了暂时存身并维持孙、刘联盟，刘备假托“借居”荆州，等有了存身之地后“归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地区后，自称汉中王。此前他早已占据了益州多时，现在又拥有了汉中，根据“协议”，他早就应该“归还”了，但又推托说等得到凉州以后。
刘备进入西川以后，荆州一直由关羽镇守，此年关羽北征屯聚在樊城的曹仁，生擒大将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甚至打算迁都来躲避关羽的锋芒。这时谋士司马懿献计，建议利用和扩大孙、刘矛盾来解救曹军困境。他说，孙权与刘备外亲内疏；关羽得志，孙权也不愿意。因此可以派人以割让江南为诱饵，劝说孙权袭击关羽的背后，以解樊城之围。曹操听从了司马懿的建议。
东吴本来屡讨荆州不得，早就愤愤不平；此前孙权想与关羽结亲，而关羽自视甚高，不但断然拒绝，还竟然骂孙权为“吴狗”，根本不把东吴放在眼里，违反了诸葛亮当初托付荆州时“联吴抗曹”的既定方针。同时，荆州将领糜芳、傅士仁怨恨关羽轻视自己，不肯尽力支持樊城前线，关羽扬言等战斗结束后要予以惩治，二人特别惧怕。这样一来，关羽不仅把自己推到了腹背受敌的境地，而且还有内奸。因此，当使者转达了曹操的意见后，不少人同意借此机会夺回荆州，司马懿的计谋得逞了。于是，东吴先召回都督吕蒙，并派名不见经传的书生陆逊代替吕蒙，以麻痹关羽；暗地里诱降了糜芳、傅士仁。陆逊还采用多种手段放烟幕弹，进一步迷惑关羽，使他将绝大部分兵力调到了北方前线，只留下少量守卫烽火的军兵。陆逊见时机已到，亲自带领军队，假扮成商人，骗取荆州兵的信任，让船队停泊在江边。乘夜袭取了烽火台后，大队渡江，几乎兵不血刃，直接袭取了荆州。而且陆逊还及时做好了安抚工作，尤其善待那些在北方前线作战的将士家属，成功地瓦解了荆州兵的军心。等关羽得到消息，为时已晚。且军心离散，无力战斗，只好败走麦城，企图退人西川。但这一切都落入了吕蒙的圈套，最终被吴军活擒，慷慨就义。孙权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荆州，但孙、刘联盟破裂，为后来的吴蜀交兵埋下了祸根。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并有谣言说汉献帝已经被害。第二年四月，刘备也在蜀中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刘备此前既伤与关羽兄弟结义之情，忿恨孙权袭杀义弟夺荆州，早就准备报仇，现在更是欲倾蜀地之兵伐吴。蜀中群臣大都加以劝阻，镇军将军赵云说：蜀汉的****是曹操，不是孙权；不如先兴兵攻灭魏国，而后孙权自然会俯首称臣。况且曹操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子曹丕篡夺了汉朝，应当乘此天下人心思汉的时机，举起讨逆大旗，先攻夺关中地区，然后沿黄河、渭河顺流而下，那么潼关以东地区的节义之士必定会踊跃参加您的军队。决不能把魏放在一旁不管，而先与吴国交兵。这是因为如果两方军队相交，必然长年累月，不会很快就结束的。
但刘备沉湎于昔日桃园结义之情，感念兄弟三人，而关羽独亡，不能共享富贵；竟然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坚决不听赵云、诸葛亮等人的劝阻。孙权求和，刘备更是大怒回绝。于是令诸葛亮留守西川，防备魏军；命令张飞从阆中起兵；自己亲率西川兵数十万，大举伐吴。但军队还没有出发，就有人从阆中来，报告说张飞被帐前亲军将领范疆、张达刺杀，二人带着张飞的首级投降东吴了。刘备一听是又痛又恨，伐吴之心更加迫切。七月，派兵攻至秭归，打败吴军，孙权派遣陆逊督兵应战，举国不安。到第二年六月，蜀军五十余万，分据险地，前后相连五十余营，绵延七百余里，与吴军对峙于夷陵。陆逊巧用火攻，蜀军大败，损失惨重，刘备仅率领少数兵将逃回白帝城，愧恨交加，由此生病不起。刘备自觉无颜见蜀中父老，遂留居于此，第二年四月抑郁而终。
智慧金言
事实上，关羽平日善待兵卒而傲视士大夫，张飞爱敬君子而轻慢小人，二人之死与他们性格上的缺点直接相关。如果关羽能够尊重孙权，东吴未必会响应曹操偷袭荆州；如果张飞平日也能善待亲兵，或鞭打以后不允许他们再在身边，范疆、张达之流也不可能有行刺的机会。而刘备若能够顾全大局，不那样沉湎于兄弟结义之情，也不会轻率伐吴，更不会有蒙羞而死的悲剧。他们都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精通“道”的人可以处理一切事务荀子曰：“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
这句话的意思是：精通某一种技能的人只能处理一种事情，而精通“道”的人则可以处理一切事情。这里的“道”可以理解为一种从很多具体事物中抽绎出来的、抽象的、本质的、一切事物所共有的同时又可以贯彻于其中的东西。
荀子认为，各种事物的差异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和局限，以至搞乱事物的本身秩序。为此，应该同时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衡量，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由这个正确的认识贯注于这一事物，就可以管理好它；如果能推而广之，那就可以进行普遍的管理工作，这就是“精于道者”。否则，至多也只能是“精于物者”而已。如果专一于研究道，思想就能正确，用道来帮助考察事物，对事物就能明察，以正确的思想使用他的明察，那么万物都可以治理好了。比如我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都可以发现新的或更好的方法，而且有时候这些方法还可以运用于另一种工作，或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方法还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学习，这样的东西就可以称为“道”了。
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求我们大多数人要“精于物”；还要求相当一部分“精于道者”的管理人才。
汉高祖打败项羽、平定天下以后，也开始对功臣们论功行赏。可是大臣们互相争着夸耀自己功劳大，吵了一年都没有结果，简直把高祖的脑袋都吵大了。当然，高祖自己心中还是很有数的。最后高祖确定：萧何功最大，封的食邑最多。
群臣一下子都不乐意了，吵吵嚷嚷地说：“臣下等人自己身披铠甲，手拿兵刃，冒死战斗在疆场，多的身经百余次战斗，少的也经历了几十次。从功劳上说，只是攻占的城池和土地面积或多或少而已。现在萧何他并没有丝毫汗马之功，仅仅是留在后方舞文弄墨、指挥指挥罢了，一点战功没有，而所受封赏反而在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高祖看这批人粗里粗气，觉得跟他们讲大道理也说不清，何况自己也是个粗人，干脆就打个粗比方，对他们说：“诸位知道打猎的事吗？”众人说：“知道。”高祖问：“你们知道猎狗吧？”众人笑着说：“那怎么不知道呢？皇上说这个什么意思呀？”高祖笑着说：“你们想想，打猎的时候，那些追杀野兽的当然是狗；可是，给狗指示方向、下命令的却是人。这样看，现在诸位的功劳只是抓住了野兽的狗，是‘功狗’；而萧何能指挥你们去追扑野兽，他是‘功人’。‘功狗’的功劳怎么能跟‘功人’比呢？”诸将一听，心想：闹了半天，原来我们都只能算是“狗”呢，也只好乖乖地夹起尾巴做狗了。
汉高祖的比方虽然粗鲁了一些，却也能说明单单精于物与兼物物的区别。而从汉文帝与陈平的问答故事中，则能从道理上说明“精于道者兼物物”。
汉文帝即位以后，因为自己年轻时远处边疆，吃过苦头，也了解了百姓的疾苦，就有意识地想出种种办法来安抚百姓。比如下诏书废除连坐法（一人犯罪，家属都受牵连）和肉刑（即残损犯罪者身体的刑罚）、救济生活困难的人等。他反对铺张浪费，不允许臣下向自己贡献奇异之物。因此，他也很注重人们违犯法律的情况和朝廷钱粮收入的多少。
有一天，大臣们上朝，他问右丞相周勃：“全国关在监狱里的囚犯，一年有多少？”周勃一听就问这么细致的问题，登时就耷拉了脑袋，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好如实禀告：“不知道。”汉文帝又问：“一年当中收进和支出的钱粮各有多少？”周勃又是一激灵，可还得实话实说：“不知道。”他又急又吓，脊梁上、头发里直冒冷汗。汉文帝一见周勃这个样子，回头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原本就是个有学问的人，况且也比周勃机灵，就回答说：“这些事都有主管的人。皇上要知道监狱的情况，可以问廷尉；要知道钱粮的收支，可以问治粟内史。”
没想到汉文帝还不打算放过他们，说：“既然一切事情都有主管的人，那你们是管什么的呢？”陈平胸有成竹地回答：“丞相主要的职司是：对上，要帮助天子调理阴阳，顺从四时；对下，要适应万物；对外，镇抚四方；对内，爱护百姓，使文武百官很好地各司其职。”汉文帝这才说：“哦，原来如此。”或许汉文帝这时还不是真正懂得，为上之道并不在于日理万机，全面管理，而是凭着自身的地位，因势利导，发挥各专职人员的积极性，才是高明的统治方法。再者，当时朝廷上下，还是倾向于黄老之学，陈平的这种说法也很符合无为而治的精髓。
事实上，“精于物”与“精于道”并不决然分开，二者之间又有互相联系，甚至可以由“精于物”而“精于道”。即如果对这一事物弄得很清楚，并悟出了其内在的道理，完全可以将这方面的经验应用于其他事物，从而由“精于物者”上升到“兼物物者”。《庄子·养生主》里所记载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揭示了这一过程。古时候，文惠君的手下有个专门宰牛的厨师，人们就叫他庖丁。开始的时候，他杀牛也和一般人一样，眼里所见，心中所想的，都是眼前庞然大物的动物。杀牛、分割的动作也很慢，遇到不好割开的地方就用刀砍，结果仅仅一个来月，那把崭新锋利的刀就不能用了；每杀一头牛，他自己也累得够呛。
可是，庖丁是个善于动脑筋思考的人，他一边干，一边认真观察牛的骨骼结构和肌肉的纹理走向，揣摩牛的整个身体结构，并一一记在心里。渐渐地，他掌握了牛的骨节之间是有间隙的，肌肉的纹理也有大致相同的走向。分解牛的肢体时只要顺着这些固定的间隙和纹理，既省力又省心，还不容易因砍骨头而损伤刀刃。于是，宰牛这个工作越来越熟练了。他这样持续地干了三年，就发现自己每每看到牛时，已经光靠心神感知这是牛，再也不像以前觉得那是完整的一头牛了。文惠君听了庖丁解牛的说法，赞叹不已，说：“你能做到这样，已经由‘技’进到‘道’了。从你解牛的道理，我也悟到了治国、养生的道理了。”
智慧金言
由“技”上升为“道”，这需要一个过程。庖丁从实践中得到了这个道理，而文惠君又从中悟出了治国、养生的道理，这正是从“物物”到“兼物物”的过程，也是二者之间的区别所在。汉文帝和周勃都知道自己是管理者，应该“兼物物”，却又把这误解为兼管一切具体事情，这就不如汉高祖“不善将兵”而“善将将”来得高明，因为这正是“兼物物”的精髓所在。这话放到今天，用在管理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专业管理与全面高层管理的关系方面获得启发。
不要被片面所蒙蔽
荀子曰：“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蔽者乎！”
意思是，如果不用心思考，即使是眼前黑白分明也视而不见，即使是耳朵旁鼓声如雷也能充耳不闻，这都是因为被片面所蒙蔽。
有戴眼镜的人，一定都会有找眼镜的经验，明明刚拿下来的时候，是放在桌上的，怎么现在找不到呢？再不然也有因为在喝热汤时，因为一直会有两团雾气，所以把眼镜挂在头上，等喝完了也忘了眼镜在哪里？还拼命找眼镜，原来就挂在头上。
再说找东西好了，很多人也是随手就丢、随手就放，很少有物归原位的习惯。不过在放的时候，那一刻一定都想说我会记得的，偶而有一两次我们的确是记得的，但日子一久，要再找的时候通常都忘了，只是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一边找一边嘀咕说明明就放在这里啊，怎么会不见的。
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才刚掉在地上的硬币，明明掉下去的时候有看到，但才一眨眼怎么就是找不到、看不到，通常这时候别人一眼就看到掉在哪里了？但那时候眼睛就像脱窗了一样，没看到就是没看到。
智慧金言
我们总以为我们看到的才是看到，但即使是在眼前的我们都不一定看得到；直觉的思考让我们常常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有时候，我们真该停下来想一想，听听别人怎么说才是，而不是永远都自己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