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它要表达的恰恰又是现实主义的精神，那是因为，它一点儿也不虚无缥缈，更不以脱离时代的高蹈自居，而是对人们的精神亢奋和精神委顿表现出了极为现实的关注。在作者貌似随意的点染中，从80年代的启蒙主义到90年代的物质主义，其中落差之悬殊，表现形态之乖张，多有精彩的状绘。作者把“激情”直接作为审美对象，把激情的命运，激情的迸发与激情的破碎，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课题来思索，追问燃烧的激情何以不可挽回地消失了，昔日的理想究竟被什么东西窒息了？幸亏作者采用了这种虚幻化、象征化的处理方式，不然这种纯然属于思想情绪的流动，真不知该怎样表现。自然，作者所熟悉、所钟爱、所遗憾的以圣德为首的广州一班文化青年，他们从激昂到颓丧的精神漂流史，心灵变化史，不可能替代我们对整个时代的精神发展历史的看法，但是，谁能说，他们不是触角特别敏锐的一群，他们的精神变迁所折射出来的某些东西不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呢？
在80年代前期，圣德的铁皮屋和《爱斯基摩人》杂志社的确具有非凡的号召力，这里聚拢了一批广州的热血青年，他们中间有工人，小学教师，银行小职员，车间检验员等等，他们憋了十年的思想和****，如喷泉般汹涌而出。他们通宵达旦地在此争论各种人生和哲学问题，当然也不可否认性爱在其中发挥了微妙的兴奋作用。现在看来，他们那时的激情主要表现了个性解放和“自由选择”的声音，矛头所向是十年浩劫的****、禁锢和迷信。圣德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教父”，既因为他出众的才华，也因为他特有的魅力，甚至有人在偷偷模仿他喝啤酒的姿势。大家全像从沉睡中醒过来一样：米兰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一到早晨就会潸然流泪，唱起《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美妇人黛玲一旦激情充盈，光洁的额头上就出现紫色的唇印，早慧诗人萧尘，面临着原创性被复制的危险，还有欲望勃勃的莫名，神秘兮兮的子辛等。他们“每个人都在刻意追求痛苦和不凡”，流行病发了一阵又一阵。然而，出国热来了，经商热来了，穿宽身服，抽三五烟，喝可口可乐，蹦迪斯科，购高档消费品之类的物质诱惑来了，灵与肉的冲突日渐剧烈化，他们对观念革命也失去了兴趣。在小说的第二部，黛玲开起了美容院，米兰先是跟一个气功师跑了，后来神经失常，患了嗜睡症，杜门不出。新闻来的保罗有点像现代西门庆，而丑女人“皮囊”倒是激情奔放，这两个新角色似乎代表着灵与肉的两极。圣德尽管还在勉强维持他青年导师的角色，要“继续革命”，可是他的讲演再也吸引不了人了，他悲叹“这一代人完结了”，他的声音淹没在现代传媒BP机的啸叫声中。
不难看出，小说的哲学意蕴是，先写了人的觉醒（上帝死了），旋即写了人被物淹没（人死了）的精神滑坡过程。这是一种精神悲剧，不但我们今天有，对人来说，历来都有。物质是冰冷的，它能把人的激情之火压灭，精神是热烈的，它有时能烧毁物的樊篱。物质过分壅塞，精神就没有地盘了。所以不宜把这部小说狭义地理解为仅写了当下的精神困境。使人感到欣慰的是，张梅没有把精神的复杂性简单地理念化，非此即彼化，如果是那样，这部小说与许多用形象演绎观念的小说又有什么区别？虽说写的是悲剧，却并未按惯常处理悲剧的方式，而是写出了无话可说的失语状态，写出了想激动都激动不起来的麻木。在小说中，即使在主人公们最意气风发的年月，作者也没有回避他们的致命弱点，他们一再宣称的理想主义其实很含混。他们都有虚浮，不可靠，脆弱，动摇的一面。这直接导致了日后铁皮屋一族的分倒离析。就圣德来说，潇洒的外表下是意志的软弱，他早就幻想着有个富姐能助他就好了，后来他不由自已地频繁泡在桑拿浴室和夜总会，事实上是他缓解焦虑的一种形式。激情退潮后，他立刻变得肌肉松弛，衰老不堪。他的问题正如作者点出的：不知道该推出哪一种理想才好。
张梅在后记里说，这本书她断续写了十年。这种写作过程留下了作者自己困惑的痕迹，也带来了前后连续性的某种脱榫现象。作者怀恋往昔的激情，但她也不能不像书中人物一样，经受激情破碎的痛楚。作品后半部似过过于强调了享乐主义和商品化对激情的瓦解，其实，瓦解激情的原因决不单一。它还可能因为失去了阻力因而失去动力，或者，可能因为解除了政治情结和乌托邦的幻想，更可能因为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惰性。
怀旧忏悔与审问--读《审问灵魂》
成坚女士的长篇小说《审问灵魂》，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之一，发行量甚大，已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一部结构复杂，人物关系盘根错节的作品，也是一部无论在处理人物上还是在作者的深心里均充满矛盾的作品，以很短篇幅难以解说清楚。这里，我只能提纲式地谈一些主要看法。
读完作品，我首先要对作者充沛的、执拗的道德激情投以敬意。诚如作者自言，她认真得有些近乎“傻气”，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纷纭，她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理想国中，也一直在与冷漠作战，与道德的沦丧和良知的泯灭作战。她什么都能原谅，惟有人性的卑劣不能原谅。她投入的感情十分强烈，不时逸出作者应有的那份冷静，有一种写血泪之书的感觉，甚至使人怀疑其中是否掺有作者自身的经历。虽然多年过去了，知青生活的许多惨烈见闻仍然噩梦般折磨着作者，现实更给她以刺激，不吐不快，于是她祭起了忏悔之旗，亮出了审问之剑，以为道德审判可以征服一切。事情当然不是如此。但作者的真诚令人感动。作品写的是知青们的当年和现在，采用时空交错的手法，比较自然。作品把焦点聚结到婚恋，性爱，血缘，伦理上来，通过一对老知青的女儿，爱上的竟是其同父异母的哥哥，乱伦在即，大变当头为由，扯出了一大堆恩怨情仇，惊心动魄，很有点《雷雨》当代版的意思。这里也有个地位类似周朴园的人物，此人也有一颗冷酷自私伪善的灵魂，他就是知青出身的市长赵立，可说是全书矛盾的总枢纽。他当市长很出色，当卑鄙者也很出色。知青年代，他玩弄了好几个女性，策划了一桩桩嫁祸于人的丑剧，不择手段地向上爬，干够了出卖，陷害，欺骗的勾当，连快死的人都不放过。他有个帮手孟舒帆，为逃避上山下乡出卖过人，后来一错再错，既遭受赵的蹂躏，又跟着赵一起骗人。所谓《审问灵魂》，就是她藏在一个小木头匣子里的遗书。一朝打开，类似于《雷雨》最后一幕的大揭密，大审问，大忏悔就出现了。我提到《雷雨》，并非认为有模仿，而是感到形式上相近--历史总是要重复上演的，内容当然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此书与过去流行写法不同的是，不再渲染外在的苦难，而是着重审视知青自身的问题，也是人自身的问题。作者说，没有必要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时代，“我们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说，“是撕下灵魂遮羞布的时候了，不要怕痛，撕出血来了”集中的受审者自然是赵立，又不限于赵。在赵的身上集中了人的软弱性，利己性，贪婪性，动物性。这种东西过去就有，现在也没有绝迹。说不定作者看到它在现实中的变本加厉，才更强烈地激起了写作冲动。虽然只从伦理血缘切入，有失窄狭，但对赵的刻划基本成功，结尾他不是垮台了反而高升了，是冷峻的一笔。虽然作者对罪恶根源的归结比较简单，但无论如何这是有警世意义的。其意义又是大于知青范畴的。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故事之外的东西，它的价值可能比故事更高，那就是作品中关于知青生活的大量原生化描写，那无隐的怀旧，还原，那无情的拷问，感悟，给人一种逼真，丰沛，充满文化性和文献性的感觉。写法虽然有点笨拙，但贯注着罕见的真诚，执着。但这种纪实的、散文化的写法，与全书言情的，通俗的，靠悬念推动的手法又是矛盾的，有头重脚轻之感。作品还通过帅小妮的三个故事，离开主线，旁逸斜出地表达了女性主义的愤懑，所谓“恨透了男人”，“好女人可遇，好男人不见”之类，我以为这也是作者真实思想的一部分。
我佩服作者的执拗，千方百计要把读者拉进她精心布置的情感圈，相思河，负心山，魂断乡里来，她好像完全没注意到，今天有多少人还有耐心听下去，好像也没注意，新的上帝早来了，那就是金钱和权力。所以，这作品是一些封闭的人在一个封闭的道德化世界里被旧梦纠缠，虐人和自虐的故事，人们全狭窄地纠缠在贞操，性爱，错乱，血缘问题上，与窗外的世界距离甚远。若回到二十一年前，这出戏动人至极，今天则比较难，或只一瞬间。幸好，市长赵立还很配合，问题一揭出，他立即“全没有了市长威风”，“脑袋几乎埋进了裤裆”。可他要是不配合，不买账，不烦恼呢，他要继续作威作福呢，这伤心戏还演得下去吗？现在的乔伟也很道德至上，不但拒绝人人艳羡的出国好事，还痛斥他这个大人物“爸爸”，坚决不认。要是他像现在有的小青年，不但乐于出国，而且为天上掉下个市长爸爸而惊喜，那又该怎么办呢？戏还能演得下去吗？
要再细究起来，由于人物纠葛复杂，作者“编织”的任务很繁重，于是漏洞也不少。孟舒帆的“坏”没有充分根据，她其实是善良而软弱的，真要坏到那个份上，也写不出如此的忏悔录了。乔光的形象没真正站起来，因为是通过旁人的嘴介绍出来的。赵立与向和平的婚姻关系，乔光与孟的关系，根据都不很充分。还有，有些“秘密”尽管已是洞若观火，为了吊胃口，拖时间，作者硬撑着就是不说。但总起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文本，一个试图用道德的感化力来解决当今道德危机的忏悔书，批判书。
南方的土地精灵--序《轮回》
在我近来读过的长篇中，《轮回》是一部命意独特，能够让人产生内在的震惊的作品。我是在参与恒泰杯长篇小说大奖赛时读到这部作品的。它在出书前，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因而不为人知。它的作者李伯勇，僻处赣南乡村，是一位坚韧而沉静的作家，多年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直默默地坚持着创作，其定力和恒心令人敬佩。在《轮回》之前，李伯勇曾发表过不少中短篇小说，还写过两部长篇，虽未出版，却锻炼了他驾驭长篇的能力；《轮回》的创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成稿后又几经修改，属于厚积薄发之作。它的得以面世，是因参加山西“恒泰杯”大奖赛而被发现，并获了奖，我们于是有缘看到这么一部风格沉郁，思考深邃，富于文化底蕴的作品。
我认为，《轮回》是部文化思考型的长篇小说，它从家族文化的角度，力图展现近几十年南中国农村的政治风云遽变和农村生活的浮沉史，作者所思甚大，概括力也比较强。在这里，家族与政治，权力与农民性，性爱与利益之间的纠结，有较为饱满的显示，政治层面的变动与文化层面的揭示，也有较为浓重的文化意味。但是，由于作者的叙述言语偏于理性，节奏舒缓，又夹杂了一些赣南方言，特别是全书有种潜在的思辨气息，遂使一般读者开始阅读时进入较难。可是一旦读进去，就会发现它有种内在的紧张性，就会被它的人物的奇特命运所吸引，不由得与作者一起展开对中国农村的政治文化和家族文化的思考。从纵向上看，它以70年代的基点，回溯到建国前后，时间跨度颇长；从横向看，它写了周、张、马、刘四个家族及其后代的恩恩怨怨，涵盖的面也甚广，而所有的人和事，都聚会到了一个叫冷水坑的赣南乡村。从某种意义看，作者是把冷水坑作为中国农村家族文化的象征来写的。
但是，作品中站在前台的人物并不多，大量的历史内容是潜伏在这不多的人物背后的。小说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比较讲究，全书共分四章，每章由一个主要人物出面，作为叙述主体，展开围绕着他的世界，尽情吐露其内心活动，而每章又以某一年头的某一事件为契机，让情节滚动前进。事实上，全书由地主之子张义林的自述，雇农之子马家荣的自述，城镇小手工业者之子知青刘新池的自述和张义林之妻徐三兰的自述组成，四个自述的长度也差不多，严谨而均衡。这些“自述”决不是自说自话，互不搭界，应该说它们之间盘根错节，充满了心理矛盾和动作的对峙。这种方式当然不是作者的首创，在一些西方和拉美作家那里我们见过类似的结构，但作者运用得如此恰当、自如，正好用来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也足可称道。我们知道，长篇的结构问题始终是困扰着作家们的一个大问题。
我想，读者或会产生一个疑问：书名何以叫轮回，轮回的含义是什么？这也是我在阅读中不时想到的问题。依我之见，历史给我们注入行为动机的同时，也给我们以沉重的包袱，家族文化精神由破碎、颓败、保存再到自我修复、重建、赓续不绝，是不断走着一条轮回之路，它的眼看被摧毁与不可摧毁的轮回过程，带给我们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是悲凉与豪壮。当然，历史不是在轮回中停滞，而是在轮回中前行，轮回正意味着人们离不开传统又要挣脱传统的艰难之途。例如，从书中马家荣的行迹来看，他的狭隘性格的形成、强化，以至实施包括性报复在内的一系列报复，便不可视为仅是他个人的行动，而是因一种历史文化的浮力所致。这是一种褊狭的、消极的民族根性，它与我们的民族走向现代化和现代理性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即使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一些文化意识薄弱的人依然在报复的循环中挣扎，例如没钱的以“阶级斗争”来恫吓，有钱的则以摆阔气而骄人之类。应该看到，家族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仍然是人类情感的重要栖地，也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轮回》通过家族家庭来透视民族根性，解剖传统文化，是选择了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视角。现在写家族文化的作品固然很多，但要写出深度又是何其难啊，《轮回》自有它不同于流俗的独特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