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论在台湾、香港或是朽门，更不用说在大陆，都把那个地区现代文学的发端溯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这种超越时间和意识形态的认同，体现了杂场文学革命的恒久魅力。我们之所以格外重视这样的认同棒，基于中国本世纪以来的艰难时势造成的事实，即：先是曲于国势衰弱导致的国土割裂，后是由于政治地图的划分而娃续了那种事实。时间的阻隔造成了民族的悲剧，也造成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的遗憾、长久的隔膜使误解成为常态，而理解和共识则成了奢侈。不久前一份台湾刊物郑重其事地重新发表《阿正传》，并以实地釆访的方式访问了各界人士是否知道鲁迅其人。受釆访的大多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但不少人回答说“不知道”，也有说“听说过有这个人”的。至于生活在大陆的人对台玲和乔港文化事业的少知或无知，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长久的敌意和拒绝往来造成了沟通的断绝，因为不理解当然也谈不上研究对方。都说中国是完整的，但各个学术人类的研究却都是破碎的和割裂的。进入五十年代后长达三四十年之久的大陆和台湾、香港的文学研究基本上只停留在各自描述自身，于遨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展现全景。以现代文学的批评研究而言，大都未能把对方纳入研究视野。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都只是“半部”而不是“全部”。
近年来人员和资料的有限沟通促进了彼此的了解。也许文学最能拨动久经对峙渴望温馨与重聚的心情，它成为了民族和解的先行。当文学以情感的方式在台湾海峡架起桥梁，我（门眼前便浮现出种新的构想：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政治和解之前，在文化和文学方面提供“大中国”的概念和学术视野。当然最令我们关注的是涉及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这一领域，一种全景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及理论批评的整合，已经具备了条件和基础。
当我们在长久的隔离之后了解对方，顿时发现那造成民族遗憾的一切却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动人的一幕：历来都是大一统的中国文化因时空的间隔而在各自的地域中养成了各自的性格。这种一个文化传统中的互异性提供互补的可能。如下的现象令我们极受鼓舞，当我们发现由于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局限而造成自身的缺憾时，我们过去所不知的对方恰好消弥：这个缺憾。我们的构想因受到上述现象的启悟而诞生：在大中国的视野内对文化和文学研究加以整合的结果，将弥补各自的不足，呈现出来的将是我们希望看到完整和丰富。
以新诗为例，大陆的新诗因受到特定环境的制约，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一神单一的规范。五四初期形成的多种诗：并存的局面，特别是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那部分诗歌现象基本断流，这种新诗在这个广大地域内形成某种匮缺。但若是换上一种视角，我们在遗憾便会在整体的中国文化观念中得到补偿。约我们以五六十年代的诗歌现象作全景的考察便发现当大陆现代诗“断流”的时候，在台湾却是地表上的激涌。台湾五十年代兴起的以纪弦为核心的现代一诗运动，恰好成了中国诗运作并不匮乏的说明。
我们从这种“大中国”的文化整合中得到好处，远不止于上述那种弥补性的允实。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间隔的存在，以及我们对于间隔的省思，使我们获得极大的精神营养。近年来大陆某些论者基于维护自身的观念，以台湾现代派的“回归传统”（假定这个论断是成立的）为例，认为在彼地彼时尚“行不通”的东西，而这里的人反而趋之若鹜，是未曾接受教训之故。事情若从另一种角度审察，便可得出另一种判断。这就是正是由于台湾诗界在一一个时间内面向西方和现代十义诗歌，他们从中得到了异质的经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并有效地建立广开放的中国诗歌观念，可以说，要是没有那个阶段的“向外汾”，也就不会有今天台湾诗歌的成熟。这恰好为大陆的诗歌的缺陷提供了正面的而非负面的经验。
要是队这样的点滴经验出发进行清理与积累，来实将提供给中国文学历史研究及理论批评以诸多的精神财富。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全面的、整体的脉络的疏理，从中总结出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的盛衰、消长、优劣、得失的鉴别，我们便能淸理时间、观念形态以及心理情趣所造成的偏见从而达成共识。
民族的分割造成的灾难历史已有证实，但从一定侧面上看，拉开距离之后，一些历史秦实由亍时过境迁，也易于排除当时的情感因素采取更为客观、冷静，因时也可能是更为全面的判断。例如对“新月派”以及梁实秋的文学主张的看法，对胡适以及陈西滢等的批判的看法等，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人文环境的变化，当年沉重的话题自然会变得更为淡漠超脱。这种改变无疑会给文学的批评建设带来好处。
中国文化的深厚浑重在大陆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大陆丰富的文化积存、雄厚的人力、开阔的视野，以及随着社会演变而剧烈震荡的历史亊实提供的启承，无疑将给另一些地区的研究以助益。革命改变了甚至消失了的诸多现象，而在另外的环垃。人们将发现那里有可贵的存留。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环境生长着的同观念，这种歧异拥有的积极意义远较消极意义要多。二者的整合将使整整几代人受益匪浅，它至少会给那种自认为权威的定于一一尊的思维定势以质疑。一神宽宏的、开放的、兼容的文化思维将从这神整合中逐步确定。
近百年来的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生机，也带来困惑。它无疑启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心智，并给中国文化和文学注入了新的、现代的精神。它导引中国文化走出古典主义的桎梏而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但几乎从严复和林琴南那一代人开始，我们就没有处理好东西学冲撞所带来的矛盾，香港自沦为殖民地之后成为重要的国际城市，世界性的商务、文化交流使它在长时期保持了中西文化共处的，实。在那个地区，与世界者种文化的交往和关联，已成为一种常态而不再具有像内地那样“大惊小。怪”的轰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文化建设中的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处理的经验，将为中国新文化建设展开新局面。
在文学艺术的很多领域，例如流行音乐、电视、电影在近年来的交流，使交流的各方都受到好处。前些年台湾校园歌曲在大陆的流传，对大陆音乐走向民众的通俗性产生了好影响。而近十年大陆的文学作品以及大批辞书辞典在台湾、香港的出版对增加该地区的文化建设的厚重感也大有好处。大陆作家如阿城等在台、港一带知名度很高，他们已为文学的“大中国建设”作出贡献。作家、艺术家之间的来往有时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他们是艺术使者，他们的功绩在文化艺术技艺的相互交流而彼此丰富。
先于政治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会给中国整体的文化建设以积极的影响。我们将在这种整合中建立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新秩序。那种按政治阶段或是以行政观念加以分割的学术史、艺术史将成为过时之作。人们将在历史给予的机缘中调整自己的观念和心态，以更为超脱的、宽容的、同时也更开放的姿态改造长期形成的偏狭重构我们的学术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