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意收集文天祥的史料，始于一九八三年，当年他去世整整七百周年。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连续写了两本长篇小说《黑雪》和《洪流滚滚》，改了一稿又一稿，始终定不下来，有些灰心丧气。
一九八五年，由作家出版社出了一个中篇小说集《漩涡》，计量成败得失，自不量力的我又跃跃欲试，想写一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历史小说，虽然不是史学着作，更不是考古学，但历史的真实性是头等重要的事，它是构成全书内容的依据和基础。作者不仅需要掌握充足的文献资料，还要进行必要的调査寻觅口碑，还要运用唯物史观考证辨析，把握历史人物、事件、事变的本质及其规律。如何对待历史，关系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关系到所描绘的历史生活是否具有时代感、真实性和使读者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关系到艺术形象的独创性、典型性和社会性，以及它的感染力和美学价值。利用业余时间，我用一种探究的眼光阅读有关文天祥的正史、野史、志籍、史传和学术论文，学习他本人的诗文着述，去他的故乡和一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作实地考察和采访。我多次到北京参观“文丞相祠”，瞻仰了文天祥的石刻像和塑像，目睹了陈列的碑刻、文物和图籍等资料，祠内有棵古枣树，树干朝南倾斜与地面成约四十五度角，桠枝南伸，经问，乃知文天祥曾在此植了两棵树，一枣一槐，其干、枝向南是因为他心念南方故国的缘故。《宋史文天祥传》写道：“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
文天祥自谱的《纪年录》却说：“予于山水之外，别无嗜好，衣服饮食，但求粗适，不求鲜美。于财利至轻，每有所入，随至随散，不令有余。常叹世人乍有权望，即外兴狱讼，务为兼并。登第之日，自矢之天，以为至戒。”
两种相反的记载，谁是谁非，做何取舍？这就是把它们放回到文天祥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联系他的一贯作为，去做鉴别，还其本来面目。治史最忌资料不全，思考不深，把现象当本质，把小插曲当主调。我在处理史料和塑造形象上，没有图省力，轻率地以“本质标以个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态度简单从事。江西吉安县富田等地，传说文天祥是天上的文曲星投胎，出生时啼哭不止，太白金星化作一老道前往他家化斋，抱起他附耳说了几句话，从此便不哭了。曾凤路过庐陵（今吉安县）时，太白金星拂尘一扬，天降大雪，因此落难来到文家，传授文天祥和刘洙、金应十八般武艺。文仪陪送文天祥和文璧去京城临安(今杭州市）参加会试，途经玉山，遇异僧，指着文天祥说：“此郎必为一代之伟人，然非一家之福也。”
都督府奉祀潮阳“双忠庙”，文天祥进酒与神对饮，祝道：“有灵，当以乘马献。”
倏忽之间，酒自倾其半，马立毙。至今有“文马碣”遗迹。文天祥临刑时，吣线血光冲上天空，化作一条青龙穿云透雾飞回庐陵显圣。第二年十月，文天祥的灵柩由燕京（今北京市）运回富田安葬，漫山遍野的杜鹃反常地绽蕾开花……类似以上的迷信、神化和牵强附会的传闻，我大都摈弃不取。崖山海战，是宋元双方最后一场大决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空前规模的海上战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早使用火炮的海战。然而各史的记载都极简略，没有写明当天风雨交加，没有提到双方都使用了火炮，幸亏文天祥耳闻目睹，在《指南后录》中做了具体记录。我利用有限的文史资料，去现场观察、体验海潮、暴风雨，亲口尝海水，深入海岔里面寻找取淡水的地方，展开想象，进行艺术加工，才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海战场面设计并描绘出来。历史题材的创作，作者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进行艺术概括的能力，并且还要熟悉和善于驾驭这一时期的历史，把作品奠定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历史小说虽非为传播和历史知识而作，但是也不应该凭空捏造，任意杜撰，不负责地乱书一些历史知识。如宫廷宫邸、典章制度、屋宇器皿、衣着装饰、兵器战争、生活习俗、语言特征，等等，都要有所考究。有时为了一点点细微末节，也需付出心血和汗水。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时，坐的虎皮胡床。我费了不少傻劲，才查明“胡床”究竟是什么东西。原来唐末、五代以后才出现桌椅，以前只有案几、床兼坐卧二用，“胡床”即为有扶手的坐具，如同《水浒传》中所说的交椅，要颇有身分的人，才有资格用它。广东和福建等沿海地区很崇拜，敬重文天祥，处处保留其遗迹、刻石立碑，建祠塑像，颂扬他的英勇不屈的斗争故事和民族精神，体现了对这位爱国英雄的缅怀之情和本身的爱国之心。这些地方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堪称全国的榜样，由此可以推断，爱国和爱国主义教育，有益于激发人们的美好情操，有益于振奋民族精神，有益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搜集史料，积累素材，断断续续进行了五六年，直到一九八九年下半年，随着艺术酝酿即构思的逐渐成熟，基本情节、人物和主题已经相当明朗化了，我才动笔以出场顺序列出人物表，分章分节拟写故事大纲。按照鲁迅的观点，历史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
他还肯定前者虽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却是很难组织的。而后者“倒无需怎样的手腕”。
法国大仲马说得颇轻松：“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
这是否可以算作另外一种类型？他本人创作的《达尔大尼央三部曲》、《瓦洛阿三部曲》、《基度山恩仇记》等作品，为本人的说法做了最好的注解。当今我国以历史题材写文艺作品的人，从创作彳顷向和艺术追求上看，大多依从于鲁迅所说的“前者”，即用文学手段再现历史的真实。这比起处理其他题材的作品，难度无疑要大得多。而《文天祥》恰恰选择了宋元交替时期的风云变幻的历史，社会矛盾高度激化，历史事件犬牙交错，历史人物层出不穷，可谓难度之上再加难度，我不禁产生了顾忌，犹豫起来，怕吃不消，驾驭和概括不了，费力不讨好。可是将自己比别人，姚雪垠年逾古稀仍在倾注心血续完《李自成》；任光椿写了《戊戌喋血记》又写《辛亥风云录》凌力，一个三十出头的女青年，也发表了惊世之作《星星草》。他们万苦不辞的奋斗精神，鼓舞了我迎难而进，鞭策我要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如同向堡垒进攻的战士，一刻也不松劲地向文学阵地发起冲击。《文天祥》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不是传记文学。它要求遵循活的辩证法和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选取那些富有时代特色的题材，编织出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再现更集中、更典型、更生动、更深刻的历史生活图景。这一方面要求尊重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面目；另一方面又要以真人真事为骨架，展开合理的想象，适当变革事件的局部内容，挪动某些次要人物和时间、地点，达到真实性、艺术性、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高度统一。万事开头难。高尔基在《我的创作经验》中深有体会地说：“最难的是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如同在音乐上一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与的，平常得好久的去寻找它。”
小说的开头，是全书的首要组成部分，往往具有一种“引力”，能带动故事向前发展，并且牵涉到选取题材、提炼情节、组织结构、塑造人物、深化主题，以及艺术处理手法，等等。我在构思过程中，设想过好几个方案，经过分析对比，最后才选定以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诗的首句发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