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暨看看跪在地上的老爹，还有倔强站立不跪的大庆，心中大怒，这是对官绅的一种蔑视，见官不跪，这是大逆不道，但转念一想，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前敌，这是需要收买人心的关键时候，一切都要忍耐。
想到这里不由轻轻一笑，嘴上赞一声：“壮士。”然后俯身将诚惶诚恐的老爹扶起来，“起来吧，不要这样，天寒地冻的，跪来跪去的也没必要，尤其现在我们都在军中。”
搀扶起诚惶诚恐的老爹，然后笑着对他道：“可曾将我的赏格交代给你的儿子”
这倒是忘记了，老爹就忙着斥骂从贼的儿子了，倒是把县尊老爷天大的恩典这事情给忘记了，于是连忙跑到自己倔强的儿子面前，对着周暨的儿子就是一巴掌：“你个数典忘祖的东西，县尊老爷说了，只要你从回朝廷，弃暗投明，县尊老爷就给咱们家二十亩好田，还按照士绅的规矩，永不纳税。”
大庆被这一声惊的不轻，不由自主的将倔强而高昂的头放低，狐疑的看看自己的老爹，再看看一脸微笑的县尊。
什么时候，比杆子还狠的官家这样体恤民心啦？开出的价码竟然比闯王还要优厚？毕竟闯王给的土地还要一年一百斤的产出作为地租呢，难道这朝廷真的就开始不再收拢地租徭役了吗？
“还不跪下感谢老爷的恩典？”老爹见自己的儿子依旧是满脸不信任，当时急切的拉着儿子那身崭新的衣服，生怕一个不好，县尊大老爷就砍了自己儿子的脑袋。
看看满脸狐疑的大庆，周暨哈哈一笑道：“这位壮士不要狐疑，其实，对待走投无路的百姓，我们的三边总督早就存在仁爱之心，早就将这陕北灾难上报给了皇上。”说这话的时候，周暨恭敬的站起，对着东方遥遥一礼，满面的都是恭敬膜拜之意。
“总督大人深知陕北百姓艰难，也知道大家上山结草本就是无奈，因此上，代大家向皇上细说了情由，也得到皇上无限的恩典，对咱们这陕西之地，采取招抚之策，而不是围剿。”
此话一出，就连周暨身后的签丁军汉都一脸莫名其妙，然后就是依着窃窃私语，慢慢的这声音不断变大，最后开始互相询问争吵起来。
对面所谓的闯贼里，就都是绥德的汉子，那里就有不少是这些签丁的亲戚朋友，如果真的按照周暨县尊之言，皇上得到了总督大人的上报，将底下的小民苦难传达到了他老人家的耳朵里，真的皇上定下规矩，对那些杆子采取招抚赦免，那是多么大的好消息啊。
这不怪这些百姓愚昧，在明末起义爆发的初期，揭竿而起的农民和他们的领袖人物，在思想认识上，作战能力上，军事组织上，都呈现出幼稚的特征。
首先，在思想上，起义农民们尽管拿起了武器，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了推翻朱明王朝的宏伟事业。由于他们的眼光狭隘，还不可能对明王朝的黑暗腐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朝廷的子民，他们的仇恨往往只是集中在那些直接压榨欺凌自己的官吏和豪绅身上，他们的斗争不过是为饥寒所迫，采取武力挫败官府的催科，并且从富家大户的粮仓里夺取活命之资。正因为如此，起义农民在这个阶段里，常常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一旦朝廷和地方高级官员宣布“赦罪招安”和放赈的时候，起义队伍中的许多群众以至于不少领袖人物，往往自投罗网，接受招安。
他们既然尚未意识到，明王朝维护的正是使自己遭灾受难的暴虐统治，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毫不奇怪的了。所以，我们应当如实地把起义初期农民们的接受招安，看作觉悟尚低的一种表现，而不能过分苛责，一见“受抚”就给加上投降、背叛之类的罪名。
真的吗？难道这事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剿灭闯贼呢？闯贼也是杆子啊，也是走投无路的流民组成的啊？那为什么不按照皇上的意思饶恕他们呢？
周暨耳朵在听着这些签丁军汉的争吵，几次书童兼亲兵要跳脚弹压，周暨都笑着阻止了。别人不知道，自己是知道上层的决策的，尤其这次，自己主动请缨，更得到总督大人万般信赖，更是亲书了一封长信，详细的和自己说了总督和皇上的心思，要求对于沿途愿意被招抚的杆子，尽量招抚，为朝廷存留一份劳力生息，关于闯贼，那是因为闹的太过，不但敢于攻打县城，而且还做了其他杆子不能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实实在在的让总督不敢小觑了他，真的怕养虎遗患，要不闯贼在招抚之列了。
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崇祯四年正月，他在疏中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行粮犒赏，所费不赀”，结果仍然是“诛不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取招抚的办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必需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度过难关。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他还指出，如果只是“空言”招抚，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那就是“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最后，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笔金钱，效果却不一样；“况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
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主张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帮助农民复业。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所以说“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钱用于军费，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剿局既不易结，后患也更加严重。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
杨鹤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皇帝也一度认可。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当中，朱由检就明确指示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刘嘉遇连忙答应道：“今正用抚。同月，朱由检在内外臣工的再三呼吁下，勉强拿出帑金十万两，派御史吴甡赍往陕西放赈⑸，“招抚流盗”。为此发布诏书说：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
但是，其实杨鹤也在这封书信里和周暨提到了自己的难处。
招抚容易，善后难，既然百姓已经走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那就是已经走投无路，招抚就应该给予他们活路，但是，放眼督抚治下，哪里还有给他们活路的东西？赈济就别想了，就连杨鹤上报的减免积欠，减免今年赋税的建议，都被那些重新掌权的清流串掇着皇帝驳回，理由竟然可笑——既然我们恩典了他们既往不咎，那他们就应该结草衔环的回报圣上洪恩，食土刨肉才显赤诚，因此更应该完粮纳赋以报国家，按照清流们的决议，不但依旧要他们缴纳积欠新赋，而且还要表现出对皇恩浩荡的感念，还要加倍。
杨鹤拿着这道狗屁不通清谈无物的邸报，除了苦笑就还是苦笑了。
没有赈济，没有减免，而且还要加征，那人家还受招抚干什么？真不知道这帮清流的脑袋都长着干什么了。
大明交给这些人，还不如一力压迫士绅富户，绝对不侵扰小民的魏忠贤来的安稳呢。
小民不知道这其中的关窍曲折，只听说是皇上的恩典，总督的传达，周暨老爷的执行，那还说什么？这就够了。
当时有签丁军汉跪倒在地嚎啕大哭：“老天爷啊，您终于开眼啦，让我们盼到了总督大人，周暨老爷这样的好官，让我们的苦难传达到万岁爷的耳朵里啦，呜呜呜”
大庆也迷糊的看着周暨，好半天，吭吭哧哧的问道：“大老爷，真的吗？”
周暨坚定的点点头：“真的。”
老爹再次满含热泪的拉了下大庆：“还不感谢老爷洪恩，感谢皇上体恤？”
大庆想了半天，在老爹一再催促下，慢慢的弯下了腿，给周暨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