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专列一款阐述首饰的审美价值以及首饰佩戴的美学原则。人（尤其是女人）为什么要佩戴首饰？可以用李渔的一句话四个字概括之：为了“增娇益媚”。这也就是首饰的美学价值（也就是其主要价值）所在。如果有的人仅仅看重首饰的经济价值，满头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金银，并以此来夸富，那就走入误区。李渔批评了首饰佩戴中那种“满头翡翠，环鬓金珠，但见金而不见人”的现象。反对佩戴首饰时“不论美恶（丑），止论贵贱”的态度，提出要“以珠翠宝玉饰人”，而不是“以人饰珠翠宝玉”的基本原则。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突出人的主体性。这个思想是很精彩的。
李渔还总结了首饰佩戴的一些形式美的规律。如，首饰的颜色应该同人的面色及头发的颜色相配合，或对比，或协调，以达到最佳审美效果。李渔说，为了突出头发的黑色，簪子的颜色“宜浅不宜深”。再如，首饰的大小要适宜，形制要精当，使人看起来舒适娱目，李渔说，“饰耳之物，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一点”；而且首饰的佩戴要同周围环境和文化氛围相协调，李渔接着说，“此（耳坠或耳环）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装艳服，不得不略大其形，但勿过丁香之一倍二倍；既当约小其形，复宜精雅其制”。此外，李渔还提出首饰的形制“宜结实自然，不宜玲珑雕琢”，以佩戴起来“自然合宜”为上。假如方便，女子能够随季节的变化，根据“自然合宜”的原则，摘取时花数朵，随心插戴，也是很美、很惬意的事情。
首饰在中国起源很早，有的说，“女娲之女以荆枝及竹为笄以贯发，至尧时以铜为之，且横贯焉。此钗之始也”；有的说，“古者，女子臻木为笄以约发，居丧以桑木为笄，皆长尺有二寸。沿至夏后，以铜为笄”，“钗者，古笄之遗象也”（王初桐《奁史》卷六十八《钗钏门一·首饰》）。后来，逐渐发展到用金银珠宝犀角玳瑁等贵重材料制作名目繁多、形状各异的钗、簪、耳坠、步摇、花胜（首饰名）、掩鬓（插于鬓角的片状饰物）等首饰。还有的用翠鸟翅及尾作首饰，用色如赤金的金龟虫作首饰。杜诗《丽人行》中有“蹙金孔雀银麒麟”、“翠为阿叶垂鬓角”句，辛词《青玉案--元夕》中有“蛾儿雪柳黄金缕”句，都是描写女人的首饰，于此可见唐宋女人首饰之一斑。
首饰本来是人的增娇益美的头上饰物，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首饰的佩戴也成为一个人贵贱高低的标志。如《晋令》中说：“妇人三品以上得服爵钗。”又说：“女奴不得服银钗。”另，《晋书·舆服志》中说：“贵人太平髻，七钿；公主、夫人五钿；世妇三钿。”《明会典》中说：“命妇首饰：一品金簪，五品镀金银簪，八品银间镀金簪。”看来，在那时，首饰也不是可以随便佩戴的。
衣衫
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绮罗文绣之服，被垢蒙尘，反不若布服之鲜美，所谓贵洁不贵精也。红紫深艳之色，违时失尚，反不若浅淡之合宜，所谓贵雅不贵丽也。贵人之妇，宜披文采，寒俭之家，当衣缟素，所谓与人相称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试取鲜衣一袭，令少妇数人先后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与衣色有相称、不相称之别，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间也。使贵人之妇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缟素，必欲去缟素而就文采，不几与面为仇乎？故曰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面相宜。大约面色之最白最嫩，与体态之最轻盈者，斯无往而不宜。色之浅者显其淡，色之深者愈显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娇，衣之粗者愈形其娇。此等即非国色，亦去夷光、王嫱不远矣，然当世有几人哉？稍近中材者，即当相体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相体裁衣之法，变化多端，不应胶柱而论，然不得已而强言其略，则在务从其近而已。面颜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浅；其近黑者，则不宜浅而独宜深，浅则愈彰其黑矣。肌肤近腻者，衣服可精可粗；其近糙者，则不宜精而独宜粗，精则愈形其糙矣。然而贫贱之家，求为精与深而不能，富贵之家欲为粗与浅而不可，则奈何？曰：不难。布苎有精粗深浅之别，绮罗文采亦有精粗深浅之别，非谓布苎必粗而罗绮必精，锦绣必深而缟素必浅也。紬与缎之体质不光、花纹突起者，即是精中之粗，深中之浅；布与苎之纱线紧密、漂染精工者，即是粗中之精，浅中之深。凡予所言，皆贵贱咸宜之事，既不详绣户而略衡门，亦不私贫家而遗富室。盖美女未尝择地而生，佳人不能选夫而嫁，务使得是编者，人人有裨，则怜香惜玉之念，有同雨露之均施矣。
迩来衣服之好尚，其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大背情理，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请并言之。其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元也。因避讳，故易之。）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未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迨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青矣，可谓“齐变至鲁，鲁变至道”，变之至善而无可复加者矣。其递变至此也，并非有意而然，不过人情好胜，一家浓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觉，遂趋到尽头处耳。然青之为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数。但就妇人所宜者而论，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觉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觉甚老，此其宜于岁者也。贫贱者衣之，是为贫贱之本等，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但存雅素之风，亦未尝失其富贵之本来，此其宜于分者也。他色之衣，极不耐污，略沾茶酒之色，稍侵油腻之痕，非染不能复着，染之即成旧衣。此色不然，惟其极浓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觉；惟其极深也，凡浅乎此者，皆纳其污而不辞，此又其宜于体而适于用者也。贫家止此一衣，无他美服相衬，亦未尝尽现底里，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艳，即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则一缕欠精，即彰其丑矣。富贵之家，凡有锦衣绣裳，皆可服之于内，风飘袂起，五色灿然，使一衣胜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穷其底蕴。诗云“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此独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里衣之文越著，有复古之美名，无泥古之实害。二八佳人，如欲华美其制，则青上洒线，青上堆花，较之他色更显。反复求之，衣色之妙，未有过于此者。后来即有所变，亦皆举一废百，不能事事咸宜，此予所谓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也。至于大背情理，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则零拼碎补之服，俗名呼为“水田衣”者是已。衣之有缝，古人非好为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长短之不同，不能象体而织，是必制为全帛，剪碎而后成之，即此一条两条之缝，亦是人身赘瘤，万万不能去之，故强存其迹。赞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无缝”，明言人间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条两条、广为数十百条，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类人间世上，然而愈趋愈下，将肖何物而后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为之，盖由缝衣之奸匠，明为裁剪，暗作穿窬，逐段窃取而藏之，无由出脱，创为此制，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厌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群然则而效之。毁成片者为零星小块，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缝碎裂者为百衲僧衣，女子何辜，忽现出家之相？风俗好尚之迁移，常有关于气数，此制不昉于今，而昉于崇祯末年。予见而诧之，尝谓人曰：“衣衫无故易形，殆有若或使之者，六合以内，得无有土崩瓦解之事乎？”未几而闯氛四起，割裂中原，人谓予言不幸而中。方今圣人御世，万国来归，车书一统之朝，此等制度，自应潜革。倘遇同心，谓刍荛之言，不甚訾谬，交相劝谕，勿效前颦，则予为是言也，亦犹鸡鸣犬吠之声，不为无补于盛治耳。
云肩以护衣领，不使沾油，制之最善者也。但须与衣同色，近观则有，远视若无，斯为得体。即使难于一色，亦须不甚相悬。若衣色极深，而云肩极浅，或衣色极浅，而云肩极深，则是身首判然，虽曰相连，实同异处，此最不相宜之事也。予又谓云肩之色，不惟与衣相同，更须里外合一，如外色是青，则夹里之色亦当用青，外色是蓝，则夹里之色亦当用蓝。何也？此物在肩，不能时时服贴，稍遇风飘，则夹里向外，有如飓吹残叶，风卷败荷，美人之身不能不现历乱萧条之象矣。若使里外一色，则任其整齐颠倒，总无是患。然家常则已，出外见人，必须暗定以线，勿使与服相离，盖动而色纯，总不如不动之为愈也。
妇从之妆，随家丰俭，独有价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无。一曰半臂，俗呼“背褡”者是也；一曰束腰之带，俗呼“鸾绦”者是也。妇人之体，宜窄不宜宽，一着背褡，则宽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妇人之腰，宜细不宜粗，一束以带，则粗者细，而细者倍觉其细矣。背褡宜着于外，人皆知之；鸾绦宜束于内，人多未谙。带藏衣内，则虽有若无，似腰肢本细，非有物缩之使细也。
裙制之精粗，惟视折纹之多寡。折多则行走自如，无缠身碍足之患，折少则往来局促，有拘挛桎梏之形；折多则湘纹易动，无风亦似飘飖，折少则胶柱难移，有态亦同木强。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云：“裙拖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则折纹之不少可知。予谓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观，尚须十幅。盖裙幅之增，所费无几，况增其幅，必减其丝。惟细縠轻绡可以八幅十幅，厚重则为滞物，与幅减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与他费不同。妇人之异于男子，全在下体。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其所以为室者，只在几希之间耳。掩藏秘器，爱护家珍，全在罗裙几幅，可不丰其料而美其制，以贻采葑采菲者诮乎？近日吴门所尚“百裥裙”，可谓尽美。予谓此裙宜配盛服，又不宜于家常，惜物力也。较旧制稍增，较新制略减，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则得丰俭之宜矣。吴门新式，又有所谓“月华裙”者，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予独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观。盖下体之服，宜淡不宜浓，宜纯不宜杂。予尝读旧诗，见“飘飏血色裙拖地”、“红裙妒杀石榴花”等句，颇笑前人之笨。若果如是，则亦艳妆村妇而已矣，乌足动雅人韵士之心哉？惟近制“弹墨裙”，颇饶别致，然犹未获我心，嗣当别出新裁，以正同调。思而未制，不敢轻以误人也。
（评）
关于服装美，李渔提出了许多相当精彩的思想，如“贵洁”、“贵雅”、“贵与貌相宜”，而在制作的时候要“相体裁衣”，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套衣服如果弄得脏兮兮的，再好也不美；如果只是华丽，甚至花里胡哨而不雅致，那也很难说得上美；特别是，如果与他（她）的面色、体态不相称、不相宜，那更谈不上美。为什么一套衣服若让好几个人来穿，有的人穿上好看，而有的人穿上则不好看呢？李渔说，这是因为“面色与衣色有相称不相称之别”。“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各人必须找到自己的“与貌相宜”的衣服。说到这里，我想再顺便提一下，李渔只谈到衣服与面色的关系，而没有具体论及衣服与体型的关系。这是个遗憾。之所以如此，还是前面曾说过的那个原因：中国的民族传统不重视人体美，很少从解剖学的角度研究人体，也很少注意到人体的线条美。只是在后面谈到“鸾绦”即束腰之带时，李渔才提起“妇人之腰，宜细不宜粗，一束以带，则粗者细，而细者倍觉其细矣”，间接地涉及人的体型、线条问题；然而，所谈也不是裁剪和缝制衣服时要考虑形体美和线条美，而只是说用束衣带的方法显出身段的形体美和线条美。
但是，无论如何，李渔的服装理论中还是提出了衣服要“与貌相宜”和“相体裁衣”的观点，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什么叫做“与貌相宜”？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可以有几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与人的面色相宜。不同的人，面色黑白不同，皮肤粗细各异，所以就不能穿同样颜色、同样质料的衣服。这一点李渔有比较自觉的意识。
一是与人的体型相宜。上面说到李渔对此关注不够。今天的服装设计师特别注意人的体型特点，譬如个子的高矮，身材的胖瘦，肩膀的宽窄，脖子的长短，臀部的大小，上身长下身短或是下身长上身短，腰粗或是腰细，胸部是否丰满，等等，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设计、裁剪和缝制合身的衣服。
一是与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素养、内在气质、社会角色等等相宜。李渔对此也有所涉及，他提到衣服与“少长男妇”即性别、年龄的关系，与“智愈贤不肖”即文化素养和内在气质的关系，等等。
一是与一定社会的时代风尚和文化氛围之下人的精神特点相宜。例如魏晋时部分文人蔑视礼法，他们的衣服常常是宽衫大袖、褒衣博带；唐朝社会相对开放，女子的“半臂”袖长齐肘，身长及腰，领口宽大，袒露上胸，表现了对精神羁绊的冲击和对美的大胆追求；宋代建国，控制较严，颁布服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有陵躐”，人们衣着相对严谨；等等。
做到“与貌相宜”的关键在于“相体裁衣”。“相体裁衣”或称“量体裁衣”、“称体裁衣”，这个思想大概最早见于《南齐书·张融传》：“（太祖）手诏赐融衣曰：‘今送一通故衣，意谓虽故乃胜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剪称卿之体’。”太祖皇帝把自己穿过的一通故衣赐予大臣张融，并事先按照张融的身材重新裁剪，以与其体相称。李渔认为，“相体裁衣之法，变化多端，不应胶柱而论”，大体说，面色白的，衣色可深可浅；面色黑的，宜深不宜浅，浅则愈形其黑矣；皮肤细的，衣服可精可粗，皮肤糙的，则宜粗不亦精，精则愈形其糙矣。这里的论述，缺点仍然在于只谈面色不谈体型，总使人觉得没有完全搔到痒处。
李渔谈服装美，还有几点值得称道：
他注意到衣服的审美与实用的关系。当谈到女子的裙子的时候，一方面他强调裙子“行走自如，无缠身碍足之患”的实用性；另方面他又强调裙子“湘纹易动，无风亦似飘摇”的审美性，应该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他特别注意衣服的色彩美。在谈“青色之妙”时，他提出要运用色彩的组合原理和心理效应来创造服装美。例如，可以通过色彩的对比来创造美的效果：面色白的，穿青色衣服，愈显得白；年少的穿它，愈显年少。可以通过色彩的融合或调和来掩饰丑或削弱丑的强度：面色黑的人穿青色衣服则不觉其黑，年纪老的穿青色衣服也不觉其老。可以通过色彩的心理学原理来创造衣服的审美效果：青色是最富大众性和平民化的颜色，正是青色给人的这种心理感受，可以转换成服装美学上青色衣服的如下审美效应－－贫贱者衣之，是为贫贱之本等，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但存雅素之风，亦未尝失其富贵之本来。
他还特别注意到衣服色彩的流变。李渔描述了从明万历末到清康熙初五六十年间衣服色彩变化的情况：先是由银红桃红变为大红，月白变为蓝；过些年，则由大红变为紫，蓝变为石青；再过些年，石青与紫已经非常少见，男女老少都穿青色的衣服了。李渔的这段描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我们研究古代服装色彩流变的重要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