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美术馆签名售书，来参观“青春叙事”――知青油画邀请展的老知青很多，顺便买我的《我们的故事》。有一位叫兰萃的女士，拿到书后，翻看了一下目录，马上问我：“你怎么没写我们19团的白毛女？”她曾在这个团当过营教导员，团宣传队的“三巨头”――苏洪杰、毛佩玲和柯宏都是他的朋友。
我说，找过他们，就是找不到。她马上拿起手机，真是巧了，苏洪杰和柯宏正在哈尔滨的街头上散步，老柯到黑龙江旅游，去看望老战友。我立刻拿起兰萃的手机对告诉老苏，回哈尔滨后，立刻就去采访他。两年前，我曾找过他，当时，他刚从哈医大二院党委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然后去了海南。电话中约定，他回来时详谈。可是后来再也没联系上。
我对“白毛女”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19团的芭蕾舞《白毛女》第一次在佳木斯的兵团俱乐部演出，我也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看芭蕾舞，对这种用脚尖跳舞的艺术十分好奇。幕间休息时，我窜到后台看热闹，只见满脸汗水的“白毛女”还在墙上压腿，脚是高高举过头顶的。尽管化妆很夸张，但她惊人的美丽，还是让我心跳。穿着对襟褂子，戴着白毛巾的“赵大叔”正在招呼大家做好上场的准备。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我的老乡。
现在“赵大叔”――当年19团宣传队的队长苏洪杰就坐在我的面前。三十八年过去了，他一点不像年过花甲，在讲述过程中，他还给我表演了“前鹤立”、“后鹤立”等几个动作，还是那么有“范儿”。
老苏是哈尔滨三中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当年就是学校的活跃人物，曾代表三中在“哈夏音乐会”的中学生专场独唱过《牧马人之歌》，他还是学校冰球队的1号守门员，2号守门员就是后来成了着名作家的蒋巍。老苏是1968年11月3日下乡到19团（857农场）一营8连的，当过农工，养过猪，也开过拖拉机。
苏洪杰回忆：当时，连队文化生活相当泛味，整天搞阶级斗争教育，平时只能听收音机里的“样板戏”。到了晚上，躺在着炕上，大家轮流讲故事，什么“上海大盗”、“梅花党”、“第二次握手”，一听就是大半夜。团里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举行知青汇演，先在营里演，我也成了宣传队的一员。
我还清楚地刻记得，在我们一营汇演时，当时4连宣传队有一个叫徐玲的宁波女知青，表演了一个独舞节目――芭蕾舞《白毛女》的选段“北风吹”。她的脚尖在台上一转，立刻在全营引起轰动。无独有偶，在全团的汇演中，三营宣传队也演出了芭蕾舞《白毛女》的片断，这回是双人舞，跳“大春”的岑惠中和跳“白毛女”的毕尹中，都是上海的知青，他们是一个学校宣传队的，是一对很好的搭档。
团里领导一看，非常高兴，决定成立一个宣传队，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师里正要搞汇演，他们要来个出奇制胜。宣传队是1970年3月成立的，后来我接到通知，到宣传队报到，我有幸和徐玲、岑惠中、毕尹中成了一个剧组的战友，后来又调来了另一个“白毛女”上海知青周志坚和扮演剧中各种角色的知青。这样我们都成了杨白劳他们“杨各庄”的乡亲了。
老苏说，当时“杨各庄”里哈尔滨老乡很多，像演穆仁志的蔡景利，演狗腿子的车勇，拉小提琴的胡青裕、关家政，乐队指挥杨发全，唱女声独唱的李杰。大家走到一起，互相祝贺，都为给哈尔滨人争光而自豪。我因身材魁武、又一表堂堂，就让我扮演《白毛女》中的“赵大叔”。因为是正面形象，我沾了不少光，虽然戏并不多，在演出结束后，领导接见时，我和喜儿、白毛女、大春都站在中间。
我知道，老苏的作用主要在戏外，他是队里宽厚的长者和热情细心的领导者，他和演“黄母”的毛佩玲（出身艺术世家，是队里的艺术总监）、演另一个狗腿子的柯宏（特别有行政能力，队里的好管家），是这支队伍的灵魂，因为他们三个人组成的领导班子通力合作，让这个宣传队成了当时“兵团文化战线的一面红旗”。现在他们还是“杨各庄”的常任村长，关心着每一个过去的乡亲，无论是“坏人”还是“好人”。
听说19团要排芭蕾舞，在全兵团引起颇多议论，对于这种西方艺术殿堂里宝塔尖上的艺术，是没有多少人敢碰的，最难的是足尖功夫，那是要从小就要练起的。让在农业劳动中已经粗手大脚的知青再练芭蕾功夫，简直是发了疯的瞎胡闹。当时剧组中除了徐玲在业余体校练过体操外，其他人谁也没练过舞蹈的专业基本功。但是敢想敢干的知青们非要攀艺术顶峰！在遥远绝寒的北疆，他们对艺术有一份强烈的追求。那是一种神奇的梦想，他们会让梦想成真的。
苏洪杰说，在队里我年纪最大，当时已经24岁了，早已过了练舞蹈的年龄，为了跳好“赵大叔”这个角色，我发誓让老骨头恢复青春，回敬那班人的嘲笑。天刚刚蒙蒙亮，我就率先起床，到小学校的操场上去练功。压腿是很残酷的，简直和坐老虎凳差不多，每垫升一块砖，都痛得呲牙咧嘴，豆大的汗珠往下掉。练腰功也很苦，一天弯腰几百次，常常练得头昏眼花，找不到东南西北。哈尔滨知青骨头硬，舞蹈基础不如南方知青，可大家肯“玩命”，一点也不服输。
为了练好足尖功，女同胞的痛苦更是值得同情。要知道足尖功要求将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大脚姆指上。刚开始练时，每当挺胸收腹屏气站立一下，脚趾都钻心地疼痛。由于脚趾互相挤压，很多女同胞的肢趾因此变形，留下终生的“纪念”。为了减轻痛苦，她们用白纱布把五个脚趾包起来，增大受力面积，可练完功脱下舞鞋时，那殷红的血还是将纱布渗透和袜子粘连在了一起，每揭下一层纱布，都疼得直掉眼泪儿，令在场的男同胞都不忍看下去。其实美丽艺术的背后常伴着残酷的修炼。
老苏说，我还记得一个杭州的小姑娘叫赵卫平，是跳群舞的，她的大姆指头又细又长，为了练好足尖功夫，跳好剧中的儿童舞，大脚指甲脱落了三次。十指连心啊，每脱落一次，都疼得大喊大叫，满眼泪水，真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练好基本功，只是个基础，为了掌握整个戏剧的情节和其中的韵味，毛佩玲还通过关系跑到外地剧团去学习，自己先跳会，回来后她再一招一式地教给大家。虽然黄母的戏不重，可谁的动作她都得会。上级还给他们一部芭蕾舞《白毛女》的电影拷贝和一台75毫米电影放映机，这样他们就有了不用外请的老师。这部电影片硬被他们放烂了，全剧的每一个情节，每个演员的动作，大家也都烂熟在心了。
就在1970年那个金色的秋天，19团的《白毛女》在三师的汇演中一炮打响，当喜儿双手举着红头绳，立起脚尖旋转时；当白毛女在山洞里对着洞口的一缕阳光，腾空跳起，“倒踢紫金冠”时；当大春领着白毛女走出山洞，接受赵大叔和乡亲们群舞欢迎时，全场不断地鼓掌。最后，会场起立，长时间的鼓掌欢呼。北大荒人像庆祝又夺得了农业大丰收一样，欢呼“白毛女”挺立在自己的黑土地上。
这一天是北大荒人值得纪念的日子，其实这片土地并不荒凉，十万转业官兵和四十多万知青，在开垦几千万亩荒原，为国家贡献了数百亿吨的粮食的同时，也创造了文化的辉煌，有斐声世界的北大荒版画，有脍炙人口的小说，也有这黑土奇芭《白毛女》。当师首长走上台和“喜儿”徐玲，“白毛女”周志坚、毕尹中，“大春”岑惠中，“赵大叔”苏洪杰握手时，他们都流下了眼泪。这一刻，所有的艰辛和痛苦都化成了幸福和快乐。他们庆幸自己的艺术才华在北大荒得到展示。
后来19团的“白毛女”被请到佳木斯的兵团总部演出，当时兵团首长大喜过望，他们下决心要把“白毛女”打造成兵团的文化品牌。这时兵团政治部又从全兵团抽调知青中的舞蹈、声乐、器乐和舞台美术的人才，充实和完善《白毛女》剧组。经过重新包装后，这支身着草绿色军装不戴领章帽徽的兵团战士演出队，乘一辆大客车，跟着两辆拉道具解放牌大货车，唱着《兵团战士胸有朝阳》，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沈阳。在“八一”剧场，《白毛女》再一次引起轰动，演出结束后，在有节奏的鼓掌声中，沈阳军区首长上台接见演职人员，他们得到了英雄般的荣誉。那几年，兵团正因为农业受灾经营亏损，受到李先念副总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批评，而这时正是《白毛女》为兵团增得了光荣。为此兵团政治部通令嘉奖了剧组，命名19团宣传队为“兵团文化战线的一面红旗”。苏洪杰和周志坚分别代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出席了上级的劳模大会。
在巨大的荣誉面前，《白毛女》并没有止步，在艺术上他们精益求精的同时，宣传队又排演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序幕和第一、二场和《沂蒙颂》的片断。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带着《白毛女》的新排剧目在东北的解放军六个军和兵团的六个师巡演，迎接他们的不仅有鲜花和掌声，还有酷暑和严寒。他们在俱乐部演出，也在广场和连队的晒场演出。这大概能算迪尼斯记录，诞生在西方宫廷的芭蕾舞中女演员的足尖立在了中国黑土地的水泥晒场上。记录这一瞬时的照片，也成了经典。
根据剧情侣的需要，就是在最严寒的时候，他们也穿着单薄的衣服演出。1971年最冷的时候，他们在到三师新建的跃进山钢厂工地演出，当“喜儿”在“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凄婉的歌声中起舞时，工地上真的下起了漫天大雪。苏洪杰怕演员冻坏了，想在露天舞台上铺点什么，可他们都不同意，“喜儿”就是在零下30多度的风雪中跪在地上，哭叫躺在地上的“杨白劳”的。
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难免也出点“事故”，因为天实在太冷了，“大春”冷得流出了鼻涕，在跳旋转的动作时，把鼻涕转得满脸都是，跟着他跳群舞的几个小姑娘，实在忍不住笑场了。当时她们受到严肃的批评，却留下一段长久的舞台佳话。这两年，她们共演出《白毛女》300多场。我从网上查了一下，上海芭蕾舞团近五十年来，共演出1500场《白毛女》。相比之下北大荒的“白毛女”更勤奋也更劳累。
“杨各庄”的乡亲们在收获荣誉的时候，也收获了爱情。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俊男靓女朝夕相依，爱情是不可避免的了。在爱情中，剧中的“辈份”和“阶级等级”都打破了。因为爱情还引起过风波，但时过境迁之后，一切都变成美好的回忆。爱情未必都会升华为婚姻；婚姻也不一定天长地久，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为了表示扎根边疆的决心，“三巨头”苏洪杰、柯宏和毛佩玲当时都带头结了婚，对象都是知青，他们在农场安了家，还生下了孩子，当时的“杨各庄”真是人丁兴旺。
苏洪杰的爱人上海知青王心心，是队里的舞蹈演员，跳“大红枣”时特别美，这颗大红枣被苏队长“利用职权”吃下了――这是笑谈。
老苏说，“白毛女”最辉煌的是1974年参加全省知青调演，成了哈尔滨众人追棒的一道风景。当时省歌舞剧院都来和我们学习交流，还赠送我们十双芭蕾舞鞋。随着知青大返城和兵团改制为农场，1978年秋天，我们的宣传队解散了。在一年的年底我和心心也返城了，我回到哈尔滨，在医大二院接了我母亲的班，从当工人开始，后来转干，再当科员、副科长、科长、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心心是返城后又从上海转到哈尔滨的，她也是从大集体的工人开始，最后在街道办事处人事干事的岗位上退休的。
其他战友和我们的经历大体相同，“大春”岑惠中和在团里当老师的哈尔滨姑娘结婚，返城后在齐政街道办事处当过文化干事；“喜儿”徐玲返城后在宁波当工人，是当地群众文化的活跃分子，还在跳舞；“白毛女”周志坚后来和演洪长青的楼辛鹤结婚，现在上海胸科医院当总务科长，也是群众文化积极分子，也常跳舞。她们都风采依然。大概我们之中最有出息的是“黄母”毛佩玲，在上海的许多文艺团体当过头儿，退休前是市文化局的工会主席，现在还忙着社会文化的事；还有她的“儿子”“黄世仁”林晓峰，和张抗抗是省艺校的同学，现在也成了很有名的作家，还在浙江省作家协会当党组书记。老苏笑着说，没想到“太阳出来了”，老黄家还是“杨各庄”的“名门”！
这当然是句笑话。后来我在上海又见到了当年在19团宣传队当过创作员的新华通讯社资深记者蒋耀波，说起“白毛女”的成功，他有这样的见解：芭蕾舞是很贵族的艺术，现在能排演芭蕾舞的大城市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可是当年在北大荒，真的演出了全本的正宗的芭蕾舞《白毛女》。
应该说，这首先是城市文化的力量，当时的剧组集中了来自各大城市的艺术精英，再加上那一代人特有的如火的激情和献身艺术的精神，于是便创作了空前绝后的艺术奇迹。还要看到他们背后的力量，是十万转业官兵中的艺术家，担任舞台美术的刘士彩是总政话剧团的美工，当年话剧《万水千山》的舞台设计就是他的作品，给他当助手的上海知青陈宜明，现在是中国一流的画家；还有乐队中的首席小提琴刘子奇原是上海儿童福利剧院的名家，还有北大荒文工团的几位知名的艺术家，也在作幕后工作，这些个艺术精英都是因为政治原因被下放的北大荒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团队，终于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创造了一个特殊的艺术精品。
蒋耀波还向我介绍了《白毛女》剧组的35年后的大重逢，那是2005年国庆节在上海莘庄的一家酒店。召集人还是“三巨头”，他们轮番致辞，大家即兴演出，又重现了《白毛女》中的许多精彩片断，也再现了“白毛女”和杨各庄乡亲们当年的风采。
他们欢歌狂舞，他们满脸流泪，他们感叹青春短暂，他们也自豪自己的青春和“白毛女”一样经典，一样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