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家，结束了漂泊它乡无亲无故的艰难岁月，继父再次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尽管70年代末期国内的城乡差别并不大，但从一个省城回到家乡，小小的黄州城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一副破烂不堪的景象，到处脏兮兮的，连一幢像样的楼房也没有，没有宽阔的马路、没有公汽、没有百货大楼、没有足球场、没有体育馆、更没有西餐厅和咖啡屋（虽然我也不曾品尝过），没有..等等，我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习惯了城市喧嚣的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继父被安置在黄州公社粮管所任副主任，母亲也回到了黄冈县人民医院从事老本行，弟弟在八一小学（现黄州区实验小学）读二年级，我则转学到黄冈中学读高二。黄冈中学，当时也就是几排破旧的平房加一个操场而已，和我在昆明盘龙中学读书时的基础条件没法比，但这所如今在全国闻名遐尔的省重点高中，70年代末期教学质量也未失水准。从昆明转学到这里，就算我在昆明读快班的成绩再好，也由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与湖北的教学水平差距较大而被沦落为绩差生，编入了7班。巨大的落差一时间让我失去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老师讲课时浓重的黄冈口音我好长时间都没有适应，学习成绩很快滑了下来，眼看着1979年高考日期的临近，我虽忧心忡忡，但也无可奈何，此时战争开始了，班上的同学有的“考兵”参军走了，有的报名去了刚刚成立的黄冈娟纺厂当工人，还被派往上海学习，班上没剩多少人了，后来7班和5班合并开始了高考前的最后复习冲刺，我的成绩才逐步回升，其中，语文和数学成绩在班上我还是名列前茅的，班主任金老师和教数学的霍老师对我这个插班生到现在还有深刻的印象，偶尔在街上碰到还认识我。
在黄冈中学的这段时光，我迷茫了，不知道读书有什么前途，没有了在昆明时经常受表扬的自豪感，偏科的毛病愈发严重，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让我措手不及，随后家里发生的一些事也使我完全缺乏了考大学的信心。
回来后一家人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我对继父没有什么好感，在粮管所里，我一个人住在厨房后面的仓储间里，有我生父的亲戚来看望我时继父很不高兴，我记得二堂哥当兵前到我这里住过一天，他的饭量大，毕竟是农村人嘛，他就为二哥馒头吃得多和母亲吵架，平时对我也是非常冷漠。说实在的，他是个老实人，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更不会关心人，不然也不会“混”成这个级别，他可以算得上是老革命了，我从小也没有与他共同生活过多长时间，小时候他曾用脚踢打过我的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那镜头时不时还闪现在我眼前，起初我渴望父爱，对他有些敬重和敬畏，也有些幻想，当亲眼目睹了他对*****截然不同的态度后，我对他产生了厌恶，甚至有点恨他。在1979年的高考中，我毫无悬念的名落孙山，如果按当时的高考成绩在昆明上个大学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昆明的好多同学都考上了，有的原来成绩还不如我，事已至此，抱怨也没有什么用。那时侯我还不满16岁，还不会正确全面的看问题，没有从自身上找原因。我从小残疾，经常受人歧视和欺负，甚至于侮辱。与命运抗争，与身体抗争铸就了我顽强的个性，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使我有些早熟，与同龄人相比，我显得思维更加超前一些，从黄冈中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呆在家里吃闲饭，家庭里的种种矛盾促使我产生了想早点工作，甚至于想早点成家的念头，我不想再让母亲为我的事和继父发生争吵，我不想让母亲为我犯难了，于是，我没有选择在黄冈中学复读，黄冈县“知青办”也批准了我不用“上山下乡”。当时安排工作粮食系统比卫生部门吃香，尽管父亲的平反我可以去县医院报到，但在母亲的建议下我还是同意了以继父的关系安排工作。1980年元月，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到离县城10几公里远的长江粮店报到，在长江粮店任营业员，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开始了独立生活，那年我才16岁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