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平不是一个非常具有灵性的作家，但他绝对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作家，一直以来他的创作总是少些轻灵飘逸，多一些质朴凝重，当然质朴凝重也是风格的一种，但孙春平不满足于自己贴着标签的“孙春平小说”，他不服输地向一个自己似乎无法达到的目标发起了挑战，而2006年的辽阳县挂职为他的突破和转变提供了一个契机。
关于作家挂职深入生活一直存在争议，一个时代总是要将上一个时代的主流观点推向相反的一极，现在流行的看法是作家挂职属于一种走形式的政治行为，当然存在走形式的挂职，作家到基层走马观花，这样的挂职意义确实不大，但象孙春平这样的挂职应该说是真正地深入了生活，介入到县里实际行政事务中，角色不仅是个作家，还是负责一摊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这就不是一般的体验，而是深入体验，真正转换角色了。
应该说明的是，作家要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借挂职的东风，深入生活，催开自己创作的花朵，解出丰硕的文字果实，但不一定非得负责起一摊具体工作，如孙春平这般挂职也许只适用于孙春平这类的作家。
这是孙春平需要的生活。
生活是一个作家的创作之源，他的创作激情，他的创作灵感，他的创作材料都来源于这广阔而丰富的生活。孙春平的创作之所以能老树新枝，有了这样的突破和飞跃，皆因为这种深入的体验，因为面对并投身于这澎湃的生活。
文学与生活是个最贴近文艺实践的二元结构系统，二者的关系是文学理论的重要命题。当然文学与生活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加工”系统，那就是有着复杂程序构成的创作主体，也就是作家，作家的修养、阅历、气质类型、想象类型、心理机制、审美趣味等等，都影响着对生活的加工，即使面对同一种生活，不同的“加工系统”最后形成的产品肯定也有所不同。
没有生活，就无所谓文学，而没有创作主体的差异，就没有异彩纷呈的文学中的生活。作家在生活中扎根，在生活中呼吸，寻找与自己作品中人物精神上的通路，用自己的美学方式加工触动自己心灵的生活，最后才能创作出有深度的美的文本。
“深入生活”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词汇，有观点认为深入生活是一个伪命题，人既然活着，就没在生活之外，而是在“生活”之中，作家每时每刻都在生活，根本用不着特意去深入什么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也是现实主义原则。当然，作家可以写自己，甚至可以把自己封闭在屋子里写自己封闭的生活，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但屋子里的写作者首先他无法发现自己这种书写对屋外人群的意义，其次他翻来覆去写这种苍白的生活，最后只能把自己写苍白了。作家需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不是说作家只能记录自己每天的吃喝拉撒，记得有人说过，“猥琐无聊的生活必然产生猥琐无聊的作品，苍白的人生态度必然产生苍白的小说。”
生活是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的，生活有狭窄和广阔之分，有表层和深层之分，有质量高低之分，有精彩和平庸之分，有苍白乏味和生机勃勃之分，有大众和自我之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精神高度决定他选取什么样的生活来表现。深入生活体现着一种主观努力，它是让作家沉浸到更广阔的生活里边去，去研究生活，去分析生活，去被生活所感动，被生活所打动，在生活中汲取营养，补充血液，让自己想象的翅膀更有力地煽动。
我们不是要求作家以同样一种方式去体验生活，或者去体验同一种生活。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积淀、生活道路和对生活的看法，具体来讲，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观察生活、摄取题材的范围，有自己对某种体裁、样式、风格、手法的特殊爱好和专长。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现实，硬赶鸭子上架，让他们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但他们所熟悉的生活领域需要不断地拓展和不断地充实，因为生活领域和作家的视野有关，作家的艺术视野影响他的作品质量，而如果生活内容得不到及时充实，生活积淀的仓储会越来越少。
深入生活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在许多人心里已成为与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口号”，而它自身的真理性则被遮蔽了。“生活处处有宝藏”肯定是句老掉牙的话，但却是句真理性的话，生活永远比作品丰富，比作品精彩，也就是说，生活还是要深入的，这不但有助于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对保持作家的创作青春，激发作家的创作生命大有裨益。
作家怎样不断突破自己，怎样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一个作家在长期写作生涯中会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也是限制，怎样突破自己？有些老作家终生无法突破自己，更多的是随着年纪增长创作生命萎缩。有的作家取得了些成就担任了某种职务，养尊处优或每天忙于官场琐事，视野越来越狭窄，生活越来越苍白，离精彩的生活越来越远，对群众的生活越来越不熟悉，没有了创作激情创作灵感。
新世纪以“神农架系列小说”轰动文坛的作家陈应松，在2000年就感觉到“没东西写，生活的库存没了。”并且对这种“生活的枯竭”有了越来越强烈的焦虑和恐惧，于是相信“好的小说素材蕴藏在民间，你必须用你的脚去刨才能得到。”的他，病句？主动提出下基层挂职体验生活，告别幽静的省作协大院到神农架林区挂了个“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
与孙春平不同，陈应松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当地提出，自己要“挂而不职”：不要办公室，也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挎一个小背包，蹬一双旧皮鞋，随手拦一辆小‘轻卡’，就这样走进了神农架的原始丛林（2005年11月18日汉网。人物《陈应松：文出神农架》）。”于是才有了《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马嘶呤血案》、《太平狗》等优秀小说。
可见，深入生活是创作一切文学艺术精品的前提。深入生活，尤其是精彩的生活，必然使作家如鱼得水，不但可以生活得精彩，而且有可能创作出精彩的作品来，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他题为《陈应松引发思考》的文章中感慨，“深入生活”的号召一直在喊着，可是有多少作家像陈应松那样，真正在神农架唤发了激情，找到了这个时代各个角落里人们生活的逼真气息，和像热浪一样扑来的那种生存的气息？
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种种原因导致的文学人生“安乐死”，陈建功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忧虑。
而作家韩少功一年之中有六个月时间在他当年插队的贫困山区--湖南省汨罗县八景峒大同村“把锄”，在那里他找到了他的“生活”，他融入农民之中养鸡种地写小说，贴近大地贴近“画框”外的山山水水，当然，他并不是要做当代的陶渊明，而是作为一个作家，他需要“采访”、“视察”以外更直接和更深入以及更平民化的方式来拓展生活。韩少功说：“《山居心情》也是在山地里刨出来的，今天刨一锄头，明天刨一锄头，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地……六年过去了，我总算对这些日子有了交代。”
陕西作家冯积岐在他的《挂职日记》里也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来自农村，在农村生活了很多年，对农村并不陌生。但是作家存在一个问题，有一个生活积累的过程，这个积累是有限的，在我下去之前这个积累确实已经空了，所以我感到这次下基层锻炼很及时，让我又一次获得了新鲜的感受。”
孙春平曾经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自己对生活与创作关系的看法，他在名为《“编”的功夫与“零存整取”》（《青年文学》2005年第5期上半月版）的文章中说：“我觉得作家与编匠可视‘同行’，就在两者的笔或手不论多巧，都离不得荆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编匠的荆条来自山野，手勤刀快，割下就是。作家的‘荆条’则来自生活，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你收集得多，笔下便多了鲜活生动的细节；你缺了素材的积累，则难免下笔枯燥。这种‘荆条’生于山野的土壤，是想象不出来的。换成作家的经验之谈，就是故事可编，而细节和感受是编造不出来的。”他主张作家到更广阔的生活中去，沉浸在生活深处，去获得更多的好“荆条”。他秉持着这种创作观，实践着这种文学理念，不断寻找机会去丰饶的“山野”采割能编织出精彩作品的“荆条”。
孙春平反对作家闭门造车，他认为“作为写作者，囚在家里久了，常有搜肠刮肚江郎才尽的感觉。出去走一走，脑袋里不定哪根筋被琴弦一样地拨动，创作的欲望突然变成了走出家门的小孩子的嘴巴，特别地想吃了。”《走出去吃自家的饭》（2005年4月26日《文艺报》）而他的行万里路所珍惜的“是那种一次次外出带给我的新鲜感，还有各行各业朋友们带给我的心理上的碰撞和激励。创作应如一条溪水，她的生命在于活活泼泼地自由奔窜，若窝滞一潭，不管那潭多么深不可测，终要发腐变臭直至彻底干涸。我愿我的这滴水，随溪而去，更多地奔流到一些地方。我也愿与生命相随的自家的这一份粗米淡菜，因换了一个环境，能咀嚼出另一种味道。”（同上）因为“归根结底，我还是要写我所熟悉的关东大地，我还是要吃自家的。”（同上）
走出去，不仅收割“荆条”，还收获灵感。孙春平并不放弃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那是他最爱吃的“酸菜炖白肉冻豆腐”，但他也在不断拓展着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在使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断变宽变厚的同时，还坚持着将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不断变成熟悉的生活。
精彩的生活成就了孙春平的小说，成就了他小说的突破和转变，也成就了孙春平文学生命的漫长花期。
生活的厚土中蕴藏着作家创作的绿意，一个作家若怀着对文学和生活的热爱，必然会迎来他创作的春天。
愿孙春平的小说在完成这次审美蜕变之后，真的蝶舞翩跹，越来越美，越飞越高。
文学之树常绿，生活之水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