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文化勇士徐力群
作为徐力群的老朋友，我想对徐力群壮丽豪迈的边陲万里行以后的情况向亲爱的读者作一个十分必要的交待。
那次历时五年艰苦卓绝神奇曲折的边陲之行创造了他人生的辉煌，他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数千幅沿途所拍照片和大量文字报道，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了大型画册。其间先后在北京、南昌、香港、深圳、黑河、哈尔滨、上海和俄罗斯、丹麦、冰岛、加拿大的许多城市举办了“中国边陲万里行展览”，均引起强烈反响。因为他超人的业绩，又获得了“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至此，徐力群已经功成名就了，他手中百万字的采访笔记和数万张的照片，可以够他吃一辈子的了。这时，徐力群已结束了孤独的漂泊天涯的生活，在北京建立了新的温馨的家庭。他是在告别了失败的婚姻走上漫漫八万里征程的，对这次艰辛跋涉的甜蜜回报是他在北京举办展览时与志同道合又才华出众的潘蓉小姐相爱并组成家庭。当他们的爱巢刚刚筑就，当他们的小女儿刚刚牙牙学语时，徐力群突发奇想--考察北极！
记得那是1994年的夏天，我，力群和黑龙江的几个文化人陪同余秋雨先生，在黑河上船，然后向呼玛方向游历。1991年徐力群的边陲行就是在黑河出发的，然后也是沿着黑龙江北上的。五年之后他又回到起点上。在江天苍茫之际，他凝视着远方，突然对我们说，他准备要到北极考察。他说他想对黑龙江的鄂伦春人和北极的爱斯基摩人进行文化比较。他在大兴安岭和在黑河工作时，曾长期深入鄂伦春人生活区，对这个民族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后来他又收集了爱斯基摩人的材料，他觉得这两个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鄂伦春人很可能和爱斯基摩人有一种亲缘关系。徐力群的这一梦想，我们当然都很感兴趣。但要到北极去考察，又谈何容易·所以他的这个话题很快就让我们忘记在了波涛滚滚的黑龙江里了。两岸奇丽的风光和充满血泪的故事，成了我们的主话题。在那次难忘的浪漫之旅，我们四个属狗的，余秋雨、徐力群、北方文学主编李福亮和我照了一张群狗图。余先生被我们称为洋狗，我和李福亮是本地笨狗，徐力群说他自己是“走狗”，这一辈子就是要走个不停。
第二年春天，徐力群真的去了北极，和他同行的只有他的妻子潘蓉。她是他的助手和翻译。那是3月10日，他们登上了斯堪的那维亚航空公司(SAS)的飞机，飞向了北极圈最大的岛--格陵兰岛。在其后的日子里，徐力群夫妇乘坐82架次飞机，又坐了无数次的狗爬犁，更多的时候要靠双脚行走。他们走遍了格陵兰、丹麦、挪威、瑞典、冰岛、加拿大等国的北极地区，考察访问了六个爱斯基摩人社区和其他北极人居住区，拍摄了数千张照片，收集了百万字的文字材料。
这是比中国边陲行更艰难的考察，没有向导，极少有人接待，语言不通，经费不足，气候异常严寒。为了节约经费，有时他和妻子住在自己在雪地上搭建的帐篷里，吃生冻兽肉，用冰雪解渴。十来天解不下大便。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生活，也是外国考察家不能接受的生活。他们忍受和接受了，而且乐此不疲。
第二年，徐力群夫妇带着令中国人惊叹不已的北极风光和爱斯基摩人生活图景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在哈尔滨举办了“北极考察展览”和学术报告，并出版了《在地球顶端》系列丛书的第一本《风雪格陵兰》。我在那本书的序言中曾写过这样的话：
“徐力群是黑龙江人，他的壮举无疑为黑龙江争得了巨大的荣誉。也许徐力群所表现出来的勇于探索，敢闯禁区，不畏艰险，百折不回，坚忍不拔，正是黑龙江人精神之魂。”
在哈尔滨相聚的那些日子里，他只说到在北极的收获，却不说在北极的苦难。我看到他满身的疲惫和因过分透支正在衰败的身体。我曾劝他休整几个月，调理一下身体。他说计划排满了，干完了一起休整吧。他和妻子又匆匆地走了。走前他送我一幅照片，照的是一只正准备奔跑的狗，它的眼前是一片朦胧的晨曦。
这之后，徐力群夫妇又三次前往北极地区考察，他们已走过环绕北极的七个国家，对北极人进行了一系文化考察。胜利正向他们招手，就要完成环北极考察的最后一站了：从阿拉斯加跨越白令海峡，前往俄罗斯东北端，探访白令海峡两岸的爱斯基摩人。他和妻子及小女儿一起来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作长期打算，准备最后的冲击。但是预想的经费没有筹到，生活也成了问题。他和妻子每天打两份工，还搞到了一台美国车，两人都考取了加拿大的驾照，并与加拿大的因纽特(爱斯基摩)协会建立了联系。他们积累经费，准备开车去阿拉斯加。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徐力群病倒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加拿大的医生和后来中国北京的医生的诊断，使徐力群不得不面对人生的最大考验，他得的是一种叫神经萎缩疾病(OPCA)，即橄榄桥脑小脑萎缩，会造成多系统神经细胞持续消失，身体各部位功能丧失。这种病每年可置成千上万的人于死地，到末期病人的所有功能都丧失了，但大脑是健康的，它给病人和其亲人带来的痛苦是极其残酷的，人类至今没有找到战胜它的办法。徐力群的病还处于初期，但他走路已很困难，手不能提一公斤的东西，喝水打呛，说话困难，视力下降，考察工作被迫搁浅。
徐力群想到了自杀，他说爱斯基摩人的自杀方式最符合他的性格。当一个猎手老了，自觉活得没意义了，就独自一个人走出门去，一直走向前，前面是海就掉到冰水里死，前面是雪地就躺在雪里死。死很简单，但是他想到了责任。环行边陲五年，环行北极三年，还有数百万字的文字没有整理，数万张的照片没有发表，计划要写的书还没有完成，这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我不能就这样走！他准备迎接人生的磨难。
在西方医学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徐力群回到了祖国，祈盼中国医药学能创造奇迹。在湖北莲花山他接受元极功疗法，在山西一个僻远的小山村里他成了一个农民“神医”的特疗患者。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想到了家乡，想到了家乡的组织和朋友。1998年12月18日，他给我写来了一封一万字的长信，那就是发表在12月27日《生活报》上的长文《要活下去》。我在写给这家报社总编的信上说：“对我们来说，徐力群是伟大而宝贵的，让我们一起来援救他吧！”在新闻媒体的呼唤下，善良真诚的家乡人民开始了“援救文化勇士徐力群”的活动，一批批的记者和徐力群所在的文化厅、艺术研究所和他工作过的大兴安岭的慰问小组，赶到了山西的那个小山村。他们带去了家乡人捐助的资金，更带去了家乡人民的惦念和问候。我在写给力群的信上说：“我们祈盼医学奇迹，更寄希望我们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创造奇迹。你和我，和我们的所有朋友心血相连，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也许我们文化人的经济力量很微薄，但我们有精神，有不死的精神！这一切就足够了。”
在那个小山村的一间简陋的农宅里，力群和记者进行生命的意义的对话。他说：“我似乎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我渴望有那么一天，能给生命下一个定义。那么，我现在给生命的定义就是显示。”
“我曾经在北极赶上一个夏天。一年365天的冰雪天地间，只有短短的15天夏季。倏然间，小草就冒出来，只有两片嫩绿的叶子。绚丽的花朵竞相绽放，虽然花期只有七八天，但依旧开放，开得那么灿烂。那时，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显示。”
“在考察爱斯基摩人时，我感到了一个奇迹。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民族，没有水，没有蔬菜，他们却在冰天雪地里生活了几千年。无疑，生命的强悍是多么可敬的。”
记者看到了真正可敬的勇士徐力群，他摇晃着身体在农家小院里奔跑，屋里的土墙上有他学习英语的日程表，还贴着5岁的女儿在加拿大寄来的贺卡。桌子上摆着一个罐头瓶，里面插着三支含苞欲放的玫瑰花。那是他自己采来的。
1999年1月15日，《黑龙江日报》在一版头题发表了介绍文化勇士徐力群的长篇报道《人字写在天地间》。1月16日，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杨光洪同志作出如下批示：
“我从报上看到文化勇士徐力群的英雄事迹以后，深深地被他的勇敢精神所感动，也完全赞同你们和支持你们发起的为拯救文化勇士的呼吁。我们为我们省文化战线涌现出这样一位纵横驰骋的坚强勇士而骄傲，为广阔富饶的黑土地上抚育成长了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钢铁汉子而自豪！他敢闯禁区的勇气、坚忍不拔的意志、百折不回的毅力、无私无畏的品格、顽强执著的追求、无怨无悔的胸怀，堪称中华民族之魂的缩影。他不仅为黑龙江赢得了荣誉，也令世界刮目相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民，不但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还要攀登世界不曾攀登的座座高峰！徐力群不仅是一面旗帜，昭示我们向新的目标迈进；徐力群又是一面镜子，告示我们应树立什么样的人生。他不仅是文化战线学习的典范，也是各条战线学习的榜样。”
春节临近，徐力群回到了家乡哈尔滨，回到了亲人和朋友身旁。哈尔滨第一医院、黑龙江中医大学、哈尔滨制药三厂派来最好的医生、送来最新的药品，曼哈顿酒店为他提供工作和休养的房间，无数的哈尔滨人用自己的方式对他给以深情的关怀和帮助。
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这样的时刻能让这部沉睡了多年的著作得以面世，这是一部奇书，闪烁着迷人的奇光异彩，你可从中学到知识，感受美丽，更能倾听一种人格精神的召唤。因为它毕竟是作者以生命为代价写就的。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将永远感谢徐力群和潘蓉留下的这笔宝贵精神财富。
借此机会，祝愿我们的朋友徐力群再次创造生命的奇迹，迈开你雄健的步伐，走向阿拉斯加，走向北极，走向全世界！
你的妻子和女儿还在大洋的那一边等你。
(1999年3月7日)
作者附记：
2002年7月初，我收到徐力群的妻子潘蓉从加拿大温哥华寄来的信--
“早该写这封信给您，但我始终无法承认也不敢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力群于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凌晨三点四十五分左右，在加拿大温哥华总医院去世了。此前，三月二十一****住进本地这间最大的医院，准备接受胃插管手术。由于神经系统出现故障。导致他身体各系统出现退化现象，住院前进水、进食已非常困难，所以医生安排他紧急住院做胃管手术。手术后不久便出现胃液倒流进入肺叶现象，以致感染成吸入性肺炎。二周后于睡眠中因呼吸衰竭而去世。
很长时间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如此富有生命力、如此顽强、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就这样被病魔带走了？力群自己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他积极寻求各种可能，医治自己不治之症。土法、洋法，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努力尝试。同时他也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仍然积极、有尊严地活下去。在温哥华这两年多，他开始用手写自己以往的故事；手不能握笔后就用电脑“敲”文章；再后来“敲”也不行了，就口述让别人记录；最后的时间，他讲话也讲不出来时，就听我给他讲他自己，以及他的朋友写的有关中国和北极的书。
力群去世后，这里的一些朋友帮助我处理了他的后事。在本地政府的帮助下，飞雪（力群的长子）赶来温哥华参加他父亲的葬礼。力群生前一直想如果能好一些，一定设法回到祖国，回互故乡去。按着他的意愿，飞雪把他父亲的骨灰带回了北京，目前存放在八宝山公墓。飞雪和我都希望能在力群的故乡能置一块墓地，安葬他……”
尽管对力群的死，我还是有心里准备的。但是看了潘蓉的信，我还是热泪长流。做为力群故乡第一个知道他去世的朋友，我还是信守潘蓉的嘱托，封锁了这个消息，怕他高龄的父母承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沉重打击！去年7月27日，力群年近九旬的老父亲徐徽先生，给我送来力群的遗作《边陲万里行》。同时还送我一幅他自己的作品，那是一幅苍凉虬劲的山水画，我明白了这位坚强的老人的心境。
他还告诉我：“你和力群同岁，明年是你们的本历年，都是属狗的。我送你一幅画作纪念吧！”
2006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