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头，发现大家和我一样在看她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自己的心情，有惊讶，有同情，有敬佩，也有不解。
苏队长挥挥手说，咱们走吧。
我最后看了她们一眼，跟着队伍走了。这时候我真希望有神存在，能够保佑她们，最终到达她们心中的圣地。
我们往前走。一天天地走。
谁也不知道管理员是什么时候病倒的。就是那个不忍心批评我偷吃蛋黄蜡的老同志。
因为在那个路上，我们只是往前走，我们只关心驮运的物资是否一件不少，我们只关心牦牛有没有受伤，我们只关心今天又往前走了多少路，我们只关心能不能把物资早一天送到作战部队的手中……总之，我们没人去关注自己的身体，身体不过是我们往前走的载体，我们把自己当做了牦牛，甚至我们关心牦牛的程度都超过了关心自己的身体。
就是在这样，我们谁也不知道管理员是什么时候病倒的。
我们只知道管理员常咳嗽。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太爱抽烟造成的。后来他断了烟，常常拣树叶来抽，我还帮他拣过。再后来树叶也很难拣到了，他就不抽了，可不抽了他还是咳嗽。我想大概是没烟抽嗓子不习惯吧。
我们都很喜欢他。他总是笑眯眯的，好像没一点儿脾气。行军的经验也特别丰富。最初的几天我们的脚还不习惯天天与山峦摩擦，常常打血泡，到了宿营地，他就像能看见我们穿在鞋里的脚似的，指着我们中的一个人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吧，我给你把水泡挑了。他一指就指准了，那个人肯定有血泡。然后他就地取材，用马尾为我们作穿刺。
后来，我们的脚不再打血泡了，那些瘪了的血泡变成了老茧。但我们仍喜欢和他在一起，我们一有事就喊他，管理员，怎么办呢？我们总是问他怎么办，好像他是万能的。
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病倒的。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那是在翻越一座大山的时候。时至今日，我已记不得那座山的名字了。只记得它是那么大，那么冷。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翻越，但刚刚爬上山顶天就擦黑了。领导催促着我们赶快下山，在山顶宿营是非常寒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就哗啦哗啦往山下赶。可下山的路似乎比上山还要长，加上牦牛并不体会我们的心情，仍是慢吞吞地走，眼看天黑尽了，我们的队伍仍在山脊上蠕动。
天黑行军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只好在山坡上安营扎寨。
那天的天气糟透了，气温恐怕在零下好几度，我们几个负责搭帐篷的手冻得发僵，怎么也拉不紧帐篷的绳子。我们又叫管理员，管理员没有像往常那样笑眯眯地说，瞧瞧你们的笨样儿，看我的。他只是默默地过来帮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几个帐篷支起来。
刚刚搭好帐篷，天就变了，冰雹突然而至，还伴着呼啸的狂风。几顶帐篷立即被吹得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一般。如果不是绳子拉得结实，恐怕早已吹走了。冰雹打在帐篷和铁锅上，发出霹雳啪啦的响声，震动着我们冻僵的耳朵，天地之间仿佛正演奏着一曲大型的交响乐。我们只好坐在那儿聆听。除了聆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等“交响乐”演出完毕，我们低头一看，灶火熄了，炊烟断了。锅里还没煮熟的饭已被冰雹打成了糊糊。疲劳使我们无心再重做，胡乱塞了几口冰凉的糊糊就躺下睡了。
也许是因为肚里没有东西，也许是因为冷，我睡不着。
我坐起来，拿出辛医生上次省给我的那半个月饼。这么多天了，我一直没舍得吃。有一回我看见辛医生把自己碗里的糊糊倒给赵月宁，就想把月饼拿出来给他，可月饼已经硬得像块石头了，根本没法吃。我一直想着，要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出它来。被窝冰凉冰凉的。说被窝，其实就是张被单。从甘孜出发时，为了轻装我们没有带上皮大衣，而我的棉衣在那次遇险时又掉进了河里，一时补发不了。我把薄薄的被子裹在身上，依然冻得哆嗦。我忽然想起了母亲给我的旗袍，无论怎么轻装，我都没舍得扔掉它，我就翻出来披在身上。但不顶用，风灌进帐篷里，像刀子割在脸上，手脚冻得发疼。
我怕自己会冻僵，就爬起来走出帐篷想活动活动。一出帐篷，我发现管理员竟坐在那儿烧火。原来他见我们都疲劳得不行冻得不行，就自己一个人重新生了火，熬那锅代食粉糊糊。他说大家肚里没东西，肯定睡不着。我一看，锅里清汤寡水的，连忙把那块像石头一样的月饼放了进去，我想它终于派上用场了。
管理员熬好糊糊，让我叫大家起来吃。我大声地在每个帐篷前吆喝着，让大家吃点儿东西暖和暖和身子。好几个冻得睡不着的人赶紧爬了起来。辛医生也起来了。大家喝着热糊糊，在寒冷的夜里发出暖人的吞咽声。管理员坐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说管理员你也吃呀。他说我吃过了，你们吃。说完他又咳起来。
那一夜好像特别长。我吃了点儿热糊糊，也不知是几点了，回到帐篷里，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是被一阵叫喊声惊醒的。
是苏队长的声音，她反复喊着：管理员，你醒醒！管理员，你醒醒！
我一下坐起来，我想管理怎么啦？昨天晚上他不是还好好的吗？我跑出帐篷，见好些人围在那儿，我挤上前去，见管理员倒在昨天烧火的地方。他怎么没回帐篷去呢？
辛医生把管理员的头扶起放在怀里，我看见他的脸色像土一样。我害怕极了。我说管理员怎么了？他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呀！没有人回答我。我连忙去倒了一杯刚刚烧热的水，递给辛医生，无意中我碰到了管理员的额头，滚烫。显然他在发高烧。
辛医生给他服了3片阿司匹林片，又喂了一些水。
过了一会儿，管理员睁开了眼睛，但马上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喘起来。他一边喘一边说，我可能不行了。我可能走不到昌都了。
苏队长立即说，别瞎说，你能行。你不会有事的。
我轻声问辛医生，我说管理员生病了吗？辛医生不说话，表情很严肃。这时我们队的女兵全都围了过来，一张张的脸上全是害怕和焦虑。管理员喘着气大声说，我没事儿，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今天还有好远的路呢。
见他说话的声音还这么大，大家都松了口气，忙着作出发的准备工作去了。
等吃过饭，上好驮子，准备出发时，管理员仍是站不起来，坐在那儿大喘着。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一边高烧着，一边因为冷而浑身哆嗦。辛医生的神色忧虑异常，他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强行地给管理员穿上。
苏队长走过去说，管理员，我们抬你走。
管理员笑起来，像平时那样笑着。他摇摇头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让你这些小姑娘抬？
苏队长说，那你就骑马。
我们七手八脚地把管理员扶到马上。他坐不起来，就趴在马背上。他仍是浑身颤抖着。我心里难过得直想哭。
但走出没一里地，他就叫苏队长，他说苏队长，我想下来，我有话对你说。我们把他扶下马，在路边一个避风的地方让他躺下。我看见辛医生朝苏队长摇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害怕得要命。
管理员靠在辛医生的怀里，不怎么喘息了，但声音也随之微弱起来。
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我自己知道。你们就把我留在这儿吧，别再让我拖累你们了。
苏队长说，你瞎说，我不许你瞎说。我听见苏队长的声音里已经带了哭腔，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苏队长说话带哭腔，我害怕极了。
他说，苏队长，有件事我想托付给你。苏队长点点头，她不敢再开口说话，一开口眼泪就会随之而下。他说我有个儿子，在江西老家乡下……等以后你们回内地的时候，把我的那支钢笔送给他……作个纪念。我啥也没给他留下……
苏队长点头，拼命点头。
他又说，把我的棉衣脱下来给小白，还可以抵抵寒……搪瓷碗送给小赵……还有……
他闭上了眼睛，我想他一定是说累了，想歇息一会儿再说。
但他再也没有睁开。
还有……还有什么？
我们把他重新扶到马背上，苏队长亲自牵着马。我们这支队伍又继续向前走，默默地向前走，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哭泣。管理员还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向前走着，我们没有道理哭泣。
一直到晚上，我们到达宿营地时，队伍中才爆发出哭声。
谁也没想到，最先爆发出哭声的竟是辛医生。
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哭泣，毫无节制毫无掩饰地大声哭泣，泪水像雨季涨水的河漫出了河堤，哗哗的流淌，流得到处都是。我怔怔地看着他，因为意外反而忘记了自己的悲伤。我听见他哭喊着：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呀，为什么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呀，我真是无能啊！
他就那么站在那儿仰着脸哭，哭得无依无靠。我真想走过去，让他靠在我的怀里哭，我真想替他擦掉那一脸冰凉的泪水。但我自己也控制不住了，一头扑向身边的牦牛，嚎啕大哭起来。我用头抵着牦牛，因为悲伤而不停地捶着牦牛的背。那牦牛像明白似的，一动不动地站着，任我宣泄着心中的悲痛。
我们把管理员安葬在了一个向阳的山坡下。苏队长说，管理员是冻死的，要让他死后多晒晒太阳。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要他身上那件棉衣，我说让他穿暖和些吧。但辛医生一定要我留下，他把自己的一件军衣给他穿上了。棉衣很大，散发着浓烈的烟味儿和汗味儿，令我窒息。我最后握了一下管理员的手，尽管那手是那么冰凉，但依然传达出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我在心里对他说，你在这儿等着我们。等路修通了，我们再回来看你。
就在安葬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说的“还有……”是什么，那是两包菜子。我们在他棉衣的口袋里发现的，一包上写着“白菜”，一包上写着“萝卜”。
苏队长把两包菜仔揣进了自己的怀里，对着管理员的坟冢发誓似的说：管理员，你放心吧，我一定要把这两包菜仔带到拉萨去，我一定要把它们种进高原的土地里。
我们告别了管理员，继续向前。
我们往前走。
雪山一次次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好不容易翻过一座山，出现在眼前又是一座山。好像那些山长了腿，不断地跑到我们前面去阻挡我们。
就这样没完没了，感觉永无出山之日。
但我们还是往前走，雪山冰峰都不能挡住我们的去路。
时间一长，生活越来越艰苦，即使是号称“高原之舟”的善于吃苦耐劳的牦牛，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有的蹄子被磨烂，有的背被磨破，有的走着走着忽然倒地，再也站不起来了。牦牛的膘情迅速下降，常常是走几步就不肯走了。我们队里已死了三头牦牛。每天晚上一到驻地，我们顾不上自己休息就先看牦牛。很多时候，我一边为它们擦洗伤口，一边在心里默默祈求着，坚持住呀，千万别死呀。
但许多牦牛还是坚持不住了。后来我们才知道，牦牛虽然吃苦耐劳，但毕竟不是骆驼。它只适合短途运输，时间一长，它的蹄子磨出了血，就不愿再走了。如果你赶它它就急，急了就往林子里钻。也许是我们待牦牛太好了，使牦牛们不忍心逃离我们，它们就一直坚持着，直到坚持不住时，才轰然倒下。
每当有牦牛死去时，我们都伤心异常，忍不住痛哭。那是我们患难与共的伙伴。哭过之后，我们还是硬起心肠，把其中的好肉砍下来，驮到其他牦牛的背上，留给前线的部队作给养。
传来的消息说，先遣部队为了作战的需要走得很快，牦牛骡马运输跟不上，已经断粮了。有的部队战士每天只能吃几个元根萝卜充饥了，但他们仍在昼夜行军，准备作战。我们焦急万分地往前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地把物资送到前线部队的手中。
那时候我是个很爱哭的姑娘，管理员牺牲后，我一路走一路流泪，怎么也止不住。第二天眼睛红肿得睁不开了。
不仅仅是我，我们这群女兵，走在那样的路上，哪一个没流过泪呢？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队里有好几个爱哭的，比如小小的赵月宁，比如吴菲，比如我自己。帐篷搭不好会哭，牦牛找不到草吃也会哭。为此常常被苏队长笑话。
但我没想到，还有许多许多的泪水在前面等着我。
等着我们。
那是一个普通的黄昏，我们在一座山脚下宿营。尽管十分疲惫，大家仍是一口气未歇就忙碌起来，搭帐篷的，做饭的，喂牦牛的，紧张有序。
因为已经没有柴禾做饭了，所以拣柴小组的已经先一步走到我们前面了。等我们搭好帐篷时，她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我正帮着喂牦牛，看见吴菲背着柴禾和牛粪从山上下来。她看见我说，简直找不到什么可烧的。我随口问，毓蓉呢？她们俩是一个小组的。吴菲说，咦，她还没回来吗？我还以为她先回来了。
刘毓蓉是个挺内向的人，分配工作时，她坚决要求去了拣柴组。拣柴又累又危险，有时为了拣到一些枯树的枝干，得爬到悬崖上去。但她说她年纪大些，体力也好，应该多吃些苦。苏队长就依了她。
拣柴的同志一个个都回来了，还不见刘毓蓉。我心里顿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因为以前总是她先回来。等我们做好了饭，天擦黑了，还不见她的人影。苏队长有些急了，就和辛医生去找。我和吴菲也连忙跟着去。
我们在山上大声地喊她的名字，但没人答应。吴菲把我们带到了她们分手的地方。为了多拣柴，她们总是分头行动。我们就顺着刘毓蓉去的那个方向往山上走，天彻底黑了。苏队长怕我们再出什么意外，不准我们再往上走了，我们只好退回来。
那是我头一回吃不下饭。
那一夜，我几乎彻夜未眠。不止是我，苏队长，辛医生，吴菲，还有好多好多的人，都在一分一秒地等着天亮。我们都这样想，天一亮，太阳一照，她就会出现。她一定是被黑夜藏起来了。
天终于亮了，我们全队人顾不上做早饭，一起上了山。我们分成几路去找。我想她大概是迷路了，在山上哪个地方睡觉呢，现在我们一喊，她就会听见的。于是我们一个个拉开嗓子喊：刘毓蓉！刘毓蓉！刘毓蓉！
除了回声，没人答应。
我们走到了昨天退回去的地方，意外发现路边有一小堆柴，还没有捆好。一看就是有人把它们搁在那儿的。再往前走，是悬崖。我不顾辛医生在后面制止，固执地走到悬崖边往下看，我一眼就看见了新的雪痕，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上面碾过去了。我大声地叫苏队长，大概我的声音有些可怕，苏队长冲上来先把我拉住，接着她也看见了那痕迹。
我们无望地朝着悬崖下大声喊道：毓蓉，毓蓉！
回答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声音。那声音里已经有了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