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当时很崩溃，想不明白事情怎么会这样？她付出最多心血、照顾得最周到的学生，怎么会翻脸就不认人？
我爸爸提醒她：“道理很简单，你当初不该揭开他的被子。你以为你做了好事，实际上你当众宣判了他的精神死刑。”
“可他不过是个孩子，我这么做是因为心疼他。想想看，滴水成冻的天气，被窝里捂着冰凉冰凉的尿水，天哪，那是什么滋味？”
“很多时候，精神的痛苦远胜于肉体。”
“太荒唐了！”我妈妈闭上眼睛说，“这太荒唐了。我以后应该怎么对待这些学生？这么多年，我教育出了一群逢人就咬的白眼狼？”
她不因为被批斗而绝望，却因为学生拒绝了她的母爱般的关心，痛苦到无以复加。
学校停课，我妈妈不可以休假在家，每天早晨七点半她必须到校，学习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替学生抄写大字报（哪怕大字报的内容是针对她自己的），打扫教室卫生，铲除房前屋后的杂草，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有一次还被逼着当众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她曾经在课堂上“不恰当”地宣扬了“封资修”的思想。
直到她怀了孕，她的肚子像小山一样鼓出来，走路蹒跚，被学生摁着脑袋跪下去之后，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再站起来。
她被暂时地特赦了。
我像圈圈这么大的时候，每逢有人问我，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我总是回答：写书的。
我一直被外婆教导：爸爸在写书，你要乖乖的。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走路，小口小口地吃饭，过起了兔子一样无声无息的生活。我们家里有一架“红灯”牌收音机，是爸爸有一年去上海看《智取威虎山》的京剧，顺便托了他同学的关系买回来的。因为这架收音机，我成了全院子小朋友的羡慕对象，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和奉承我，希望能够被我邀请回家听收音机里下午五点钟的“讲故事”节目。可我总是铁面无私地将他们阻拦在门外。我说，我爸爸要写书。
爸爸要写书，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和激动的理由。一本书里有那么多的字，我无法想像它们是如何被一支蘸水钢笔一个一个写出来的。我刚念完一年级，我看过的书只有一本薄薄的《小英雄雨来》，还有几本连环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地道战》。在我心目中，会写书的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的脑子里有一个装了很多故事和很多生字的仓库，还有一个装置巧妙的闸门，闸门一拉开，字就会骨碌骨碌地滚出来，就像水流哗哗地冲出来一样。
我爸爸把书写在一种每页三百字的方格稿纸上。纸很薄，微黄，格子的线条是红色。有时候他也会换成一种蓝色的。他在稿纸下方的括弧中填上数字：156，157……他告诉我说，这是页码，用页码乘上300，就知道这本书已经写了多少字，印成一本书大概会有多么厚。他想写满一千五百页。至少也要有一千页。这样的话，将要出版的书就会非常有份量，沉甸甸的，用劲扔出去，能够砸死一条狗。
我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条花狗被一本厚书砸中，轰然倒地，奄奄喘息的模样。我兴奋得双眼放光，血脉贲放。
“当然，我不可能用我写的书去砸一条狗，这是法西斯行为。书是高贵的东西，它只应该被我们摊开在膝盖上，抱在怀里，或者安置在书架中。人类如果没有食物，身体会饿死；如果没有书，精神会饿死。”
我不知道爸爸嘴里的“精神”是什么东西，“精神”饿死了又是什么样子。正因为不知道，“写书”这种行为在我的心目中越发神秘，就像大雨过后天空里的一道彩虹，五光十色，引诱我们去钻过圆门，走进天堂。
去年夏天，爸爸的书写到“925”页时，被他自己抱到院子里，当着众多邻居的面，一把火烧掉了。他解释说，如果他自己不烧，红卫兵会帮他烧。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一屋子的书都被红卫兵们拖到广场上烧了。他问我们在家里有没有看到黑烟？有没有闻到书页燃烧的气味？他说，他当时呆坐在办公室，从窗户望出去，天空都是黑的，天要掉下来了。
顺便说一句，我爸爸的工作是在文化馆剧目室写戏，写唱词儿，写快板书和三句半，提供给工厂和农村的业余剧团，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主动焚书没有让我爸爸逃过劫难，之后的不久，他们文化馆的全体人员被红卫兵用一根粗绳子拴到了一块儿，像拴着一群蔫头耷脑的蚂蚱一样，自己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游街。还有一回，游街游到一半，红卫兵从街边文具店里搬出一桶墨汁，拽着他们的手摁进去，再喝令他们将墨汁淋漓的“黑手”高高举起，从城南走到城北。我爸爸回家后，一共换过了五盆水，手指甲缝里的墨汁还是无法洗净。
“这下好了，你罚跪，我游街，我们彼此彼此。”我爸对我妈说。
我妈认真想了一会儿：“不，还是不同。”
“嗯？”
“对象不同。”
“说说？”
“我面对的只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你的观众是全县人民。”我妈有点得意。
“那多好啊，我不用写书就已经出了名。现在，基本上可以总结出一条经验：成名成家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游街。”
外婆在厨房里择菜，一边竖着耳朵听我爸爸妈妈的对话。她本来还担心她的女儿女婿想不开，一个不留神做出什么蠢事，现在她放心了。她提醒我说：“听见没有？斗嘴呢。去吧，给你爸爸拿条毛巾擦手。”
我从洗脸盆的架子上扯了一条毛巾送到房间里。我看见我爸爸像一只鸟儿一样，湿淋淋的双手扎撒在身后，腰弯向前方，脑袋伸出去，耳朵贴着我妈妈小山一样的肚子，眉毛扬着，眼睛眯缝着，全神贯注地听着什么东西。
“爸爸！”我叫住他，“那孩子还不会说话。”
爸爸对我招手：“你也过来听听。”
我走过去，同样用耳朵贴住我妈妈的肚皮。
“听到了吗？”
声音很响，也很杂乱，咕噜咕噜的，我不能确信我听到的是些什么。
“傻瓜，妹妹在喊你哥哥呢。”
“不对。”我说，“你不可能知道肚子里面是女孩。”
“我当然知道。女孩喊爸爸，和男孩喊爸爸，声音完全不一样。”
我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的表情如此认真和严肃，我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真高兴是个女孩。圈圈太讨厌了。”我告诉他。
我妈妈猛然笑起来。随着气流的冲击，她的紧绷绷的肚子一抖一抖，上下颠动，活像一个巨大的会蹦跳的肉球。
小米是我的名字。我妈妈生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食品比金子昂贵。爸爸花大钱从乡下买来两只老母鸡，养在墙跟下，准备在妈妈做月子的时候杀了炖汤。结果我妈这边刚进产房，那边家中无人看管，两只鸡像空气一样消失了。妈妈月子里的补品改成了小米粥。小米虽然养人，顿顿喝小米粥也很腻歪。我妈说，她那时候给我喂奶，衣襟一掀，流出来的奶水都是小米味。
我的这个名字是外婆取的。上小学时，妈问要不要重新取个名字？爸说算了，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叫什么不是叫？我的父母，这一对懒人，马马虎虎把我的小名拿过去做了学名。
我不喜欢“小米”这两个字，它太女性化了，根本就是小姑娘的名字。我父母在取名字的问题上很不负责任。我弟弟叫“圈圈”，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胖得可笑，胳膊上腿上都是一圈一圈的肉。你看，两个知识分子，一点都不想把知识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我上了一年级之后，自作主张地在“米”字下面加了一个“走”之底，变成了“小迷”。写在作业本上，被我外婆看到了，老人家大惊小怪地反对，说“迷”这个字多不吉利，“迷糊”，“迷路”，“迷失”……能够联想到的事情都不好。“你不愿意在这个家里待着了？你想让个抹花子把你拐走，送到很远很远认不得家的地方？”外婆神色严峻地责问我。
外婆想哪儿去了！我为什么要离开家？
“那就不能用这个‘迷’字。”外婆斩钉截铁。
好吧，不用就不用吧，谁让我外婆在家里的地位最高，说一不二呢？
我外婆是个很聪明的老太太。小时候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可是她居然认识字，能够看得懂《三国》和《红楼梦》。她说她年轻时喜欢听说书，听过几遍记熟了，就把说书人的本子买回家看，照着内容反过来认会了字。你说她神奇不神奇？
外婆装了一肚子的气象谚语，任何节令，任何天象，她只要瞥上一眼，就能够出口成章。比方现在是冬天，如果我抱怨天气冷，外婆就会说：“正月冷死猪，二月冷死牛，三月冷死播田夫。”意思是在这三个月里，多冷的天气都是正常的。再比如她出门踩着了一条蚯蚓，随之而来的联想是：“蚯蚓路上爬，雨水乱如麻。”看到一只公鸡飞到墙头上，她念叨：“鸡在高处鸣，雨止要天晴。”傍晚起雾了，她会说：“久晴大雾阴，久阴大雾晴。”夏日早晚，天空红霞灿烂，她的用词极生动：“早上烧霞，等水烧茶；晚上烧霞，热得直哈。”霞红得热烈时，看上去像在燃烧，“烧霞”这个词非常形象。“哈”呢，是我们当地的土语，形容一个人伸着舌头喘不过气来的样子。你只要想像一下狗在盛夏拖着长舌头“哈哈哈哈”喘息的狼狈模样，对这个“哈”字就该有比较精确的解读。
我妈妈不赞成外婆过多地使用这些谚语，她说这里面有很多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东西，而这两种主义都是革命运动中要批判和反对的。“你不能毒害小米，他没有识别能力。”我妈说。
外婆很生气：“怎么是害了他？有哪一句是错的？老辈人传下来的话，句句是真言。”
跟着她吟出一句：“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我妈妈就被彻底地噎住了，再也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