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花上一定的篇幅描写戚继光的募兵练军，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支精锐之师，戚继光的抗倭事业，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而已。“戚家军”是他战胜倭寇的根基与“法宝”，能够拥有这样的“资本”，在于戚继光的远见卓识，那优秀的军事才能以及内心跳动着的一颗守疆卫土的拳拳赤子报国之心。
戚继光不仅懂得军事实践，还深谙军事心理学，每次作战，他都要训话，进行战前动员，使得全军上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于是，“戚家兵”凭借过硬的军事本领，挟慷慨激昂之气，持雷霆万钧之势，真可谓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历时整整一个月的台州大战中，戚继光的军队可以空腹奔跑70里投入战斗，可以以寡击众，可以水陆密切配合，可以全歼敌人而自己每战只损失二三人，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在戚继光的严厉痛击下，浙江的倭患很快得以平息，倭寇日益南下，向兵力薄弱的福建转移。
福建多岛，那些孤悬海外的岛屿，多被倭寇所利用，成为他们向沿海发起猖狂进攻的聚居地与“大本营”。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占据福清，1560年攻福宁（今霞浦）、陷福安，1561年陷宁德，1562年陷永宁（今晋江东南）。于是，“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福建告急，成为倭患的“重灾区”，戚继光奉命率兵入闽作战。
倭寇以宁德的横屿、福清的峰头作为老巢，戚继光首先向盘踞在横屿的倭寇展开进攻。戚家军涉泥作战，不到半天，便焚毁倭巢，歼敌两千，控制全岛。又于当天夜间直捣倭寇牛田巢穴，除争取几千胁从及焚烧大量倭寇外，还斩首672颗，生俘10余人，而戚家军无一阵亡。接着强攻莆田林墩，大获全胜，捣毁倭寇营寨60余座，斩首2023人，俘虏13人。倭寇除抢夺财物外，还掳掠大量人口，或为其工作，供其淫乐，索取赎金，或作战时当作挡箭牌，或带回国内转卖为奴。戚继光率军入闽两个多月，不仅消灭了盘踞福建的两股宿寇，还解救无数被掳百姓之苦，横屿之战救出被俘男丁女妇800多人，牛田之战救出954人，林墩之战救出2114人。于是，百姓赞颂戚家军的歌谣在东南沿海一带广为流传：“生我兮父母，长我兮疆土……奠我再生兮，维戚元辅。”
取得横屿、牛田、林墩大捷后，戚继光班师返回浙江休整。新倭又乘机蜂涌而至，他们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吾又何惧？”大肆烧杀掳抢，先是攻占重镇兴化，继而攻下平海卫，整个福建为之震动。于是，戚继光不得不再次入闽，与俞大猷、刘显等人联合作战取得平海卫大捷，尔后巧解仙游之围，破倭寇于同安王仓坪，再败倭寇于漳浦蔡丕岭……
福建倭寇荡平，戚继光又会同俞大猷共同歼灭了流窜广东的残余力量。
戚家军既兴，东南沿海的抗倭局势顿时焕然一新。过去，倭寇在战术上占据优势，而戚家军的鸳鸯阵则成为倭寇的“克星”；过去，明军一触即溃，闻风而逃，戚家军则奋勇上前，从不退缩；过去，明军十难敌一、十战九败，戚家军则是一以当十、每战必胜，打得敌人狼狈逃窜、片甲不归……
戚继光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至隆庆元年（1567年）的12年间，率军转战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由署指挥佥事升任署都督同知、参将、总兵官，在抗倭中历经大大小小80多次战斗，从未打过一次败仗。戚继光消灭了多年横行无忌的倭寇，解救出千千万万掳掠的百姓，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军事名将，著名的抗倭民族英雄。
戚继光像一颗耀眼的星辰，出现在倭患愈演愈烈、明军溃不成军的灰暗背景下，显得格外夺目耀眼。他集军事实践家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不仅创造了与倭寇作战从未打过败仗的奇迹，还留下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从问世到近代，一直被有识之士奉为“指南”、“金针”、“法则”与“圭臬”。特别是写于抗倭期间的《纪效新书》，不仅开创了我国军事训练专著之先河，体现了兵儒融合的军事思想，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很强的实际操作性。戚继光是继孙武之后，对中国军事科学贡献最大的军事家，如果说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解决了军队的使用问题，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则解决了军队的建设问题。
面对梦魇般的倭寇骚扰、侵袭、残暴与横行，面对不可思议的明军之恐惧、软弱、无能与溃败，面对那一段特殊的民族衰败史，我们丧气不已、羞愧难当，只因戚继光与戚家军的光芒照耀，才不至于那么灰心绝望，才会自心底由衷地喷涌出一股豪迈的激情、向上的力量与崛起的希望。
崇武古城的地盘，在宋朝时称崇武乡守节里。也就是说，崇武古城之名，乃由过去的地名沿袭而来，并非建城重新命名。颇有意味的是，当年70多座不同城名的军事据点，唯有这座名为崇武的古城得以留存至今，莫非冥冥之中的上帝有意留下这么一座名实相符的军事古城，用以激励国人，重振武备，兴旺强盛？
崇武古城之前，这里就与军事有了一定的联系。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惠安置县，在这里设小兜巡检寨，调拨100名禁军守卫，后增至310人。元沿宋制，改巡检寨为巡检司，并加强了守军防卫。周德兴奉命经略福建，作为军事工程专家的他，在巡视泉州沿海曲折的海岸线时，一眼就看中了这里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及突出的战略位置。
据《读史方舆纪要》及《福建通志》所载，崇武全城周长737丈，在福建沿海最初建成的所城中规模最大。此后，明清两代在原初基础上，又进行过18次修葺增筑，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崇武古城，周长2457米，四面设城门，东、西、北城门各有月城，城基高5米，墙高7米，设有两层跑马道，共有城垛1304个，箭窗1300个，窝铺26座……从城墙、窗铺、门楼、月城、墩台到捍寨、演武厅等，结构严谨，布局完整，构成我国古代一套完整的战略防御工程体系。崇武卫所建成之初，周德兴根据整个福建沿海的战略形势及特殊地位，在这里驻扎军队1224名，其中旗军1000名、屯军224名。对此，《崇武所城志》以相当自豪的笔调写道：“雄峙海上，所以制险御侮非常也。凡沿海列戍，不啻星罗台布，而全城居民之多，滨海扼要之重，无过于崇武。”
然而，就是这样一项守疆卫土、利国利民的军事工程，却没有得到当地百姓的理解，人们对周德兴贬大于褒、毁甚于誉，不仅流传着一些贬损他的故事与传说，还有意雕刻他的塑像置于公共尿桶旁，任人撒尿侮辱。
崇武古城座落的地基被人视为风水宝地，古城耸立其上，认为破坏了当地风水；置卫所时居民大量内移，安土重迁的民众自然心怀不满；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崇武古城在担负着保家卫国功能的同时，也产生了监视民众，查禁沿海民众出海捕鱼及对外贸易的负面效应……正因为这种种原因与不满，周德兴成了他们编排与贬斥的对象，就连他因为儿子的“乱宫”之罪受到牵连，惨遭诛杀，也演变成被朱元璋赐葬绝穴的传说。
这种情形，固然反映了当地民众的迷信与愚昧，也与千百年的****政体密不可分，是封建统治下的必然产物。百姓长期在强迫、压抑与愚弄的状况下生活，缺乏主体意识，哪怕与自己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也变得不甚理解，或者麻木不仁。由此可见，唤醒民众真正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是加强国防、提高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倭寇为害福建时，闽南是其重点侵犯劫掠之地。据有关资料记载，仅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寇直接进犯崇武及附近诸村就有7次。崇武卫城建立，确实发挥了进攻与防御兼而有之的重要功能，起到了“赖以戍边，实以保民”的重要作用。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一千多名倭寇从大岞登陆，“焚掠居民”。崇武卫所指挥官张荣率领军队主动出击，迎战倭寇。张荣力战身死，倭寇损失惨重，不得不败退而去。然而，在有记载的17次倭寇侵袭骚扰中，崇武古城也曾痛失敌手。虽然是唯一的一次，却给当地军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与悲痛。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月初一，倭寇大量集结，“乘夜雨密蒙，潜梯城而上”，偷袭崇武。全城军民虽浴血奋战，死伤枕藉，最终因孤立无援而沦陷敌手。直至五月十日，兴泉道黄育吾率领军队反击，派人混入城内，夜间在倭寇食用的水中投毒，大批倭寇中毒而亡，黄育吾于第二天挥兵进攻，古城才得以收复。倭寇据城42日，杀害无辜，焚烧军民居所，无恶不作，致使崇武尸横遍野，掳掠一空，损失相当惨重。
戚继光也曾亲临崇武指导抗倭。那是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春，一股倭寇突袭崇武，在戚继光的指挥反击下，他们很快就尝到了“戚老虎”的厉害，不由得仓皇败退。
针对崇武的地理环境及抗倭需要，戚继光还亲自部署，在城内制高点建立中军台，加强墩堠管理；在原有基础上建立陆路军、城操军、征操军、兵马司等，进一步提高崇武卫所的军事防御能力。
有过无数次战斗洗礼，在吸取胜利的经验与失守的教训后，崇武古城的防御体系更加完善，真正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海防军事重城。城内有军营、民居、粮仓、军器库、水井、下水道等生活设施与军事贮备，有公署、谯楼、庵堂、寺庙等社会管理、人文资源配套系统，由单一的军事城池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小社会”。崇武城墙全用花岗岩砌筑，坚不可摧；城门分内门与外门，全部包以铁皮，涂以桐油，内门、外门之间设有一道板函重闸，形成三道坚固的门障；东西南北四座城门近处，全部筑有防御敌军靠近城门的敌台，台内砌有穴孔，安有铳炮，可容数十人，每有倭寇而至，台内铳炮弓弩齐发，“彼贼立毙”；城池还筑有内城，城墙跑道分上下两级，守城将士可环城跑马，调动自如，呼应灵便；城外四周，则掘有防城濠沟；经过戚继光的亲临指导部署后，军队不以城池划地为牢，而是拓展到城外乃至海上，通往崇武古城的各重要路口都布有暗哨，海上常年游弋着一支巡逻队伍……城池的建筑设施与军队守卫密切配合，构成了崇武古城相对完善、坚不可摧的军事卫所一体化防御系统。
明代是我国古代国防的转折与过渡时期，除了历朝历代延续下来的北虏，还有兴起的南倭，抗虏与御倭并重。此后，国防的重点就逐渐转移了，北虏的侵犯与威胁减弱，“天朝”闻所未闻的“外夷”则连续不断地自遥远的天边自从未设防的东南海疆蜂涌而来。这些所谓的外夷远非古代北方那些没有开化的游牧民族所能比拟，他们不仅在军事、技术、经济等方面构成了强势侵略，即使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对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
国防形势变了，可老大帝国的观念没变，还陶醉在往昔的荣光中沉睡不醒，以至近代外寇频频入侵，屡战屡败，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总也满足不了侵略者越来越大的胃口，不得不沦为半封建地半殖民地的可悲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是一条人人自明的道理，可我们真的能够吸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从落后中振兴，从退败中崛起，从衰弱中强大吗？
抗倭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一要掌握制海权，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的边防不仅仅只有陆地，也包括浩瀚的海洋；二要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才能克敌制胜；三要崇尚武备，增强实力。
朱元璋开天辟地第一遭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份地登上皇帝宝座，他将国家视为一个庞大的农村加以治理，使得整个社会封闭内敛、凝固不变、停滞不前。他对世界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周边及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出于对外界世界的陌生恐惧与短视自足，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政策，他下达过6次禁海令，“严通番禁不放寸板下海”，取消了历代曾经有过的中外民间自由贸易。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几乎与整个明朝相始终。因此，当倭寇渡海而来时，大海不仅没有成为他们的障碍，反而成为畅通无阻、进退自如的“坦途”。另一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英雄，被誉为“俞龙戚虎”中的“俞龙”——俞大猷，也有着骄人的抗倭贡献。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将领，俞大猷针对倭船矮小、倭寇不习水战等特点，提出过御敌于海外的战略思想，并以水师进攻倭寇，大获全胜。然而，俞大猷命运不济，时常遭到阉宦、权贵的排挤打击，甚至遭受冤狱之苦。而他那多层次有纵深的抗倭防御思想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于是，在严厉海禁的主导“国策”下，沿海国防从御敌于远海到近海，由防海逐渐转变为岸防，并将某些沿海岛屿居民迁居内地，不仅缩小了防御的纵深线，反而使得这些岛屿成为倭寇进攻内陆的基地、巢穴与跳板，为倭寇的入侵提供了有利的“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