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是我系统阅读的一段宝贵时光。从西方的卡西尔、萨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陀斯妥耶夫斯基，到中国的梁启超、康有为、严复、鲁迅、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凡是进入视野之中的，不管生动有趣还是枯燥乏味，都认真地“啃”过一回。而对林语堂、胡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产生兴趣，则由鲁迅而起。作为主流话语代表之一的鲁迅，其作品与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下决心并读完《鲁迅全集》后，意犹未尽，对他笔下出现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讲“费厄泼赖”的林语堂及不怎么光彩的胡适、周作人，产生了一种探根究底的欲望。阅历与阅读使得我对社会的认识、人生的思考及历史的阐释不知不觉地上了一个台阶，再也不会将脑袋搁在别人肩上人云亦云地循环复制了，因此，也就极想弄清“梁实秋之流”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
他们的著作收藏于图书馆，有的是作为批判读物汇集成册的，有的是改革开放解禁后再版印刷的。阅读中，我仿佛进入另一重陌生而新奇的天地，发现他们不仅一个个高寿，而且全都硕果累累，是那种属于大师级的重量人物。
世界在我眼前渐渐变得丰富完整起来。
而阅读林语堂的过程，更是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20世纪80年代末，海南岛建省，作为开发空间最为广阔的经济特区，一股“海南潮”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波及、蔓延、席卷开来，成千上万的内地人才揣着淘金热的梦想汹涌南下，成为20世纪末的一道独特景观。即将大学毕业的我也禁不住诱惑，决定前往“考察”一番。1989年5月，我孤身一人从湖北来到广州，又从广州买了一张前往海南三亚的船票。客轮离开码头，在一望无际的洋面航行。没有同伴，我静静地坐在甲板上，捧着一册书静静地阅读。而这本书，便是林语堂的名著《生活的艺术》。他以一种朋友般的“闲谈”口吻聊哲学，谈思想，讲人生，说旅行，道艺术，一切的一切，显得那么亲切，那么朴实，那么平和，与盛行一时的居高临下的“****体”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正如他在该书《写作的艺术》一节中所言：“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不应如庄严之塾师对其生徒，而应如亲熟故交，如是文章始能亲切有味。”于是，字里行间的思想、见解、态度、好恶等，不知不觉地形成一种和风细雨般的氛围，在我心头弥漫开来。
海轮在浩瀚的洋面航行了大约40个小时，《生活的艺术》始终与我相伴，白天在甲板阅读，晚上躺在四等舱的卧铺上思考。那两天的天气一如我的心情格外地好，太阳静静地挂在头顶，洋面上只有我乘坐的惟一一条海轮在航行，看不到一块陆地，见不到一艘船只，连海鸥也销声匿迹无所寻觅。周遭除了大海，还是大海；除了蓝色，还是蓝色，大海的蔚蓝与天空的蔚蓝在遥远的天际融为一体。恍惚中，我觉得自己的心境也变得宽广、纯粹而透明，仿佛变成了一颗晶莹的蓝色琥珀。生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我似有所悟，但一时间又说不出什么具体的道道来。总之，艺术化的生活在我心中从此凝为一道永恒的风景与追求。
因了这一缘份，林语堂成为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此后，我又陆续购买并阅读了他的《中国人》（即《吾国吾民》）、《苏东坡传》、《武则天传》、《京华烟云》、《辉煌的北京》、《信仰之旅》、《中国传奇》、《赖柏英》、《奇岛》等主要作品。
这些年，我与林语堂是越来越近了。这种“近”，除了心灵的近，还有空间的近。我从武汉调到厦门，他的故乡平和坂仔及祖籍漳州五里沙就在近邻。而他与厦门也结下了不解之缘，鼓浪屿教会学校是他迈向广阔人生的第一步，厦门大学是他施展抱负为家乡教育事业报效的阵地。1926年，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招揽了鲁迅、顾颉刚、孙伏园、潘家洵等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批英杰，他于厦大中文系实有着开创整合之功。
林语堂与鲁迅，都是我敬佩并喜爱的伟大作家，但他们的性格、文风又确然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有时突发奇想，竟不由自主地躬身自问：如果我与他们置身同一时代且相互交往，会取怎样的态度？鲁迅深刻而尖刻，一言不合，便有横眉冷对之虞，与其诚惶诚恐，莫如敬而远之；林语堂幽默而随和，即使不悦，也会笑颜相对，忘形之际，我也许会没大没小地直呼语堂，他不仅不介意，恐怕还会乐呵呵地应声作答。
鲁迅与林语堂之间，产生过诸多矛盾，既有广为人知的磨擦，也有秘而不宣的恩怨。这些磨擦恩怨，有思想认识的差别，但更多的，则缘于相互间的误会。
这种误会，一是生活中的过节。一次朋友聚会，鲁迅受人挑拨，两人在席间突然争吵起来，鲁迅面红耳赤转身欲退席离去，在其他朋友的劝说下，总算坐回桌前。双方争吵，两人都有原因，但负主要责任的当在鲁迅。对此，郁达夫的第二任夫人王映霞在《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见鲁迅发脾气，当时就想，这事其实是不用发这么大脾气的，大约是鲁迅生病的关系，一种病态的表现吧。”
另一种误会是“代人受过”与后人的误解。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给读者的印象，仿佛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他不仅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还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其实，周作人才是“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鲁迅的批判，表面上针对林语堂，实际瞄准的是周作人。鲁迅与周作人反目成仇后，鲁迅念及手足之情，也避免两人因家事纠葛而节外生枝，从未指名道姓地对周作人进行抨击。林语堂善解人意，对鲁迅的做法表示理解与支持，也就心甘情愿地扮演了“苦肉计”中的黄盖。令林语堂没有想到的是，正常的文艺论争不断升级，一桩早已过去的历史往事，却在建国后重新提及，且演变成两条不同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曾在抗战时期提倡幽默文、小品文，后又旅居美国、定居台湾的林语堂在劫难逃，自自然然地成为一名“异己分子”、“帮闲文人”与“反动文人”。
尽管如此，林语堂对鲁迅并无责难与怪罪之意，他在《鲁迅之死》中写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意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确需要一种大的超越与胸襟。
林语堂的著作自1950年起在大陆长期遭禁，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印行。没有官方的倡导，没有特别的宣传，他的作品却以千万计的数量畅销全国，并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林语堂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终其一生，林语堂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吾国吾民》初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目上名列榜首，开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文坛成名之先河；最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生活的艺术》自1937年问世以来，已成为欧美各界老少阅读的“枕上书”，仅在美国便发行40版以上，英、法、德、意、丹麦、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版本，也如美国一样畅销，经久不衰；因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成为中国第一位被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早在1946年，就开始研究、发明中文打字机；72岁主持编纂自认为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5年后完稿，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1800页；一生创作了60多部作品，1000多篇文章，被翻译成英、日、法、德、葡萄牙等21种文字，几乎囊括了全世界的主要语种；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出版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林语堂作品约700种，其中外文版300多种……
林语堂一生最大的贡献与功绩，是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近代将西方文化引入、介绍中国者，从严复、林纾始，可谓代有传人，薪火不绝；但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除了利玛窦、汤若望等外国人，国人中林语堂虽非唯一，但要数他最为成功。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并无他人超乎其上。林语堂一生出版了36种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京华烟云》、《苏东坡传》、《武则天传》、《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信仰之旅》、《辉煌的北京》等主要作品，几乎全都先用英文创作，在国外出版发行，而后才译成汉语介绍到国内。
林语堂去世后，一篇纪念文章曾客观公允地评价道：“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尤可贵者，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的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及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林语堂极喜欢李密庵的《半半歌》：“半之受无用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便有人概括他乃“半中半西，亦耶亦孔”。他自己也曾自我赋诗曰：“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一位生长于漳州闭塞乡村的农家子弟，与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子，两者之间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我们且看个性、环境与时代，如何造就了这样一位有着世界影响的作家与学者，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
“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此诗见于林语堂《四十自叙》，他将自己学问修养的根基归结于生命的最初起点——福建省平和县坂仔乡。坂仔座落在一个四面环山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山谷间，地形极像盆子，闽南语中，盆子与坂仔谐音，故名。东湖是坂仔的别称，十尖、石起是位于坂仔前后的山名，它们不仅哺育了童年与少年的林语堂，且时时伴随着他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在睡梦中萦绕入怀，在思念中吸取营养，在回望中感受温馨……
林语堂在坂仔生活了十年，十年的乡村生活，留给他的是新奇与欢乐。
说林语堂是一位农家子弟，其实并不怎么确切。他的父亲林至诚做过挑夫小贩，没上过学校，完全靠自学识字读书，24岁进入教会神学院，成为一名牧师。林至诚家在漳州天宝镇五里沙村，那里有祖上传下来的一幢房屋。林语堂出生时，林至诚被长老会派往平和县坂仔镇传教。因此，林语堂的祖籍地位于漳州五里沙，而他的出生地则在坂仔，如今两地都属漳州市管辖。漳州的那座老屋林语堂肯定去过多次，但他更钟情并将其视为真正故乡的，却是坂仔。从漳州五里沙到平和坂仔镇，行程近百华里，即使今天坐车，也得近两个小时。而当时从坂仔到漳州主要走水路，行程需整整一天。
在此，我不得不特别提及林语堂的基督教家庭背景，正是这一西方宗教，影响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早在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传教士就进入中国传教，发展教徒。17世纪康熙、雍正年间，因罗马教皇企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清廷禁止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处通商口岸，传教士也随之涌入。他们在输入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与科学，对中国铁板一块的封建传统，多多少少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与解构。
其实，林家的基督教身份可以一直追溯到祖辈，林语堂的祖母在一名漳州牧师的影响下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至于父亲林至诚，则属“自幼随母皈主”。
据《基督教坂仔堂会简史》记载，1872年，美国基督教会派遣卢九伯牧师到福建平和县传教，两年后基督教传入坂仔。1880年，已是牧师身份的林至诚受聘主持基督教坂仔堂会教务，他不仅新建了礼拜堂，还以堂会的名义创办了一所铭新小学。林至诚主事期间，是“坂仔基督教会最兴盛的时期”。
1895年10月10日约凌晨5点，林语堂呱呱坠世。其时，父亲外出布道染上重感冒转为严重肺炎，卧病在床无法行动，而林语堂选择的出生时辰——卯时又格外地早，接生婆也来不及请或者说没人雇请，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冲破黑暗与混沌。母亲无奈，只好自己为自己接生。所幸生产顺利，林语堂送给世界的第一道“幽默大餐”才不至于适得其反。
整个世界在幼年的林语堂眼里充满了惊奇与欣喜，而教堂悠扬的钟声与唱诗班的歌声更是让他陶醉不已。闭塞的乡村，唱诗班歌唱时，不知有没有管风琴伴奏，也不知是否讲究多声部的对位与和谐，反正父亲给他取了一个与音乐有关的小名——和乐。和乐，既可以是和谐的音乐，也可以是和和气气、快快乐乐。
林家兄弟六人，姐妹两人，也算得上一大家子人了。林语堂在儿子中排列第五。父母乡邻、兄弟姐妹全都“和乐”“和乐”地叫来叫去，儿时的语堂就是有什么不愉快，也会转瞬间烟消云散，变得和气快乐。由此可见，小名和乐对他未来幽默、闲适、随和的人生态度，自有着一种难以估量的作用与影响。
父亲幽默成性，布道时在讲台上喜说笑话，回到家中在饭桌上也爱跟孩子们开开玩笑。受父亲影响，林语堂从小幽默顽皮。一次，他被大人关在门外不让进屋，就将一粒石子扔进去道：“你们不让和乐进来，石头替和乐进来。”再一次，他与大他五岁的二姐美宫吵架吵输了，便躺在泥地里像猪一样打滚，然后爬起来说：“好啦，现在你有脏衣服洗啦。”还一次，老师批改他的作文，认为辞不达意，便挥笔写道：“大蛇过田陌”；时年八岁的林语堂当即对曰：“小蚓度沙漠”，意指他像一条小小的蚯蚓，在辽阔的沙漠上蠕动着不断追求学问。
八个子女除四哥和平早夭外，全都存活下来。如果摊在“****”，这么多的孩子，一个个肯定得饿肚子。那么林语堂童年的生活与回忆就不是快乐的笑声，而是痛苦的痉挛了。在既无田土，也无祖产的情况下，林至诚能够顺利地养育这么多子女，主要得益于他主持堂会教务的“薪水”。因此，和乐兄弟姐妹不仅生活无虞，也不必承担农村孩子常做的普通农活，如上山打柴负重，下地栽种收割等。林语堂儿时常做的两件事，一是扫地，二是打水。扫地自不待言，打水也就是从院子里的一口水井中提水，给自家水缸灌满，或是浇浇菜园，算不得真正的体力活。对于这样的劳作，林语堂不仅没有苦不堪言之感，反而充满了一种难得的乐趣，“我很快就发觉打水满有趣”，他曾经这样愉快地说道。
孩子一多，全都聚集、居住在一间不怎么宽敞的平房内，免不了磕磕碰碰、吵吵闹闹。父亲就像给教徒及民众布道那样，教育孩子们要相互友善，不要愁眉苦脸，尤其不要吵闹打斗。大家很听话，也就常将笑容挂在脸上。
六岁那年，和乐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教会创办的铭新小学念书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