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以不伐（自夸）为大，贤以自矜（傲慢）为损”。儒家主张谦让，道家主张不争。谦让可以制胜，不争是为大争。自矜好争者终成众矢之的，谦让不争者终收百川归海之效。切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但不争并非不做，而是以不争为争。
原文
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陵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迥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以抗遇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衅也。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其于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著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波直。我贤而波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均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皋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屈仇而为友。使怨仇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馀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朱浮之郄。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纮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译文
美善以不自我炫耀为大，贤名因自傲而受损。因此，舜让位于有德行的人，他的深明大义立即就传播开来；商汤礼贤下士，行动迅速，他的圣明贤达的名声也就与日俱增。与此相反的是，郄至试图压倒别人，最终的结局更加可悲；王叔喜好争执，最终逃难出奔。因而，谦卑退让而甘处下风，是成就美名嘉行的道路；自傲冒进，凌辱别人，是毁坏声名的途径。所以，君子的行为不能超越法度，思想不能凌犯法规。对内要勤于修身自勉以使自己受益，对外要谦虚礼让以示敬畏。所以，怨恨非难就不会惹上身来，而荣显福祉就会长久。小人却非如此，他们自矜功劳，自恃才能，喜欢以此凌犯别人，所以当他们得势时，有人害他；居功自傲时，有人诋毁他；当其失败时，有人感到庆幸。因此，他们互不相让，争先恐后，因此谁也不能够取得优势，以至双方都遭摧折，后来者就会趁势超过。由此看来，争执和谦让是不相同的道路，它们的利弊判然有别。但是争强好胜的人却不以为然，他们以争先为迅捷，以居于人后为停滞，以礼让为卑下，以倾轧为特出，以忍让对方为屈辱，以犯上为刚强。因此，这样的人勇于激进而不知回顾。用傲慢的态度对待贤者，贤者会报以恭顺的态度，而以倨傲的态度对待暴烈的人，就必然构成敌视的情形。敌意既已构成，是非之理就必然混淆难分，这与自我毁灭没有什么不同。别人之所以毁害自己，都是根源于私怨，然后才发展到争执，因此必然捏造借口，制造事端，昕到流言的人虽然不完全相信，但仍然会有影响。而自己采取同样的手段报复对方，也是如此。最终的结果是各信一半，远近都会听到这些事。因而，双方往往相互斗气，相互争执，事实上这是在借别人的嘴而进行自我伤害。竞相对骂，以致拳脚相向，不过是借别人的手来打自己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中的迷惑和谬误岂不是十分严重了吗？但是，追究根本的原因，哪里有责备自己以致引发争端的呢？争端之所以产生，都是由于内心不够宽容，对别人过于苛刻的缘故。要么是怨恨对方轻视自己，要么是嫉恶对方胜过自己，倘若我不厚道，对方轻视我，那就是因为我理亏而对方正确；我贤明而对方不知，那么转被轻视，就不应该算作我的过错。如果对方有贤德且在我之上，那就是我的德行还有欠缺；如果彼此的德操均等而位优于我，那就是我的修养还不如对方。这样说来，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两人德行不相上下，不分别优劣，就以能够谦让的为优；争相突出自己，而又难分高下，就以用力多的为次。因此，蔺相如引车回避而比廉颇贤明，寇恂以不示争斗而比贾复贤明。观察并能选择形势的反面，就是有德行的表现，就是有修养的人所说的“道”。因此，君子知道受屈可以成功，所以而不加躲避；知道谦卑礼让可以胜敌，所以甘居人下而不加怀疑。及至最终，就忍辱含垢而会转祸为福，让对方佩服自己而成为朋友，使怨恨仇隙不延至后代，美名传扬，以至无穷。君子的道德难道不是宽宏富足吗？况且君子能够承受小的嫌隙，所以不会将小的争斗变成大的争讼，见闻浅薄的人由于不能够容忍小怨恨的缘故，最终会招致大的失败和侮辱。在仇怨处于刚刚兴起的阶段时，以谦逊的态度来对待，仍然不失有谦逊的美德；如果矛盾尚在萌芽状态时就尽力相争，就会形成不可挽救的祸害。因此，陈馀因为张耳的变故，最终遭受杀身之难，彭宠因为朱浮的嫌隙，终究遇到覆亡之祸。对待祸福变化的关键，实在是不可不慎重呵！因此，君子之求取胜利，是以推辞礼让作为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以修身自勉作为蔽身远害的方式。静止时静默不言是高深境界，行动时遵循谦敬的通达之路，所以，战胜对方而不用有形的争斗方式，制服敌人也不构成仇怨。如果这样的话，悔恨不留在声色之外，还产生什么大的争端呢？那些容易有大争执的人。必定以为自己是贤人，而别人却视之为不正。如果他确实不是邪恶的人。别人就没有诋毁的理由；如果他确实有邪恶的德性，又何必一定要与他进行争辩呢。知道其邪恶又与之争辩，这等于是关押犀牛而又触犯老虎，难道可以这么做吗？老虎因发怒而害人，也是必然的。《周易》上说：“险而违者，讼，讼必定有众起”。《老子》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够与之争”。因此，君子认为争执之途是不可遵从的。
原文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远也。夫惟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译文
所以，君子超越一般的人，与三等人相比，要显得独立特行。什么叫做三等？没有功劳却自恃有功，是一等；虽有一点功劳却骄傲自满，属于二等；功绩虽大却不自夸，就是三等。愚蠢而且好胜的，是一等；贤明但是自傲的，是二等；贤明而能够谦让，属于三等。宽以求己，严以待人的，是一等；对人既严，对己亦不宽的，是二等；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属三等。凡这几种，都是不同于一般的特殊现象，是事物的变异，三变然后获得正理，因此，是常人所不能及的。人只有掌握了客观规律，了解了通变道理，然后才能处于上等而保持他的位置。因此，孟之反因不自夸而获得圣人的称誉：管叔以推让财物而受到了重奖。难道这些是靠机诈的投合而求得的吗？这是出自纯粹的秉德自然与常理相合。君子知道自己吃亏受损实际上是有益，所以功效虽然一样而美誉加倍。见闻浅薄的人不知道自己占了便宜实际上是损失，所以一经自夸，功劳名誉便随之丧失。由此论之，不自夸有功的，实际上却能得到功的好处；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会成就自己的名声；忍让敌手的，实际上会战胜对方；甘居人下的，最后会居于人上。君子如果能够目睹争执之途有那样的坏名声，就会独自登高达到玄远的境界，荣耀的光辉也会焕发而日日更新，仁德的名声就会媲美于古代圣贤。
活学活用
说客之材
在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一语不是一个学派的名称，而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尽管这样，纵横家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他们有自己的学说，甚至是各个学派中的显学。但关键之处并不在纵横家的学问上，而在于纵横家的直接的现实效用。“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确是对纵横家巨大现实作用的准确的描述。对于纵横家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当时的人们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战国策》曾经这样评价苏秦发起合纵运动：“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语，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够高的了。
与其他学派相比，纵横家现实实践中有三个特征：一，无从一而终的固定的君主；二，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三，没有一定的价值标准，除了势利营求之外，没有道德束缚。苏秦和张仪无疑是当时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纵横家。如果纵观战国后期的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其国际关系差不多完全是由两个智谋之人、舌辩之士左右的。先是苏秦的“合纵”，后是张仪的“连横”，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作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玩弄于股掌之上。这真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外交家恐怕非苏秦、张仪莫属。
不仅“连横”、“合纵”本身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就是拨弄“连横”、“合纵”的人也无所谓正义感。他们既不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清高，也不像要教魏王、齐王实行“仁政”的孟子那样为理想奋斗不已，他们所有的信念就是权和钱，除此之外，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高贵的品德。相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欺骗、狡诈、残忍、无耻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以权势为标准的价值观念。如果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总结其品德和为人的话，那就是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不管你东西“连横”也好，不管你南北“合纵”也好，不管你杀多少人，流多少血，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只要有我的官做，有我的荣华富贵，就一切都无所求了。这就是纵横家智谋文化上的总的特点。
纵横家智谋也有自己完备的论述和系统，除了《韩非子》中的几篇论文以外，它的总结性的著作是《鬼谷子》，这部书一共分十三章，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游说的技巧，是一部杰出的智谋方面的著作。通过简要地介绍这部著作的章目，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纵横家智谋的全貌。
该书的第一章讲游说中的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要求纵横家要有高瞻远瞩、纵观全局的认识高度。第二章是讲反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善于捕捉信息、处理信息，能够见微知著，洞烛幽微。第三章是讲要善于揣摩君主的心理，能够迎合并进一步征服被游说的对象，就是“结内”，使对象能够真正地心服并喜欢你。第四章是讲在具体的游说过程中要善于弥缺补漏、随机应变，使自己的说辞天衣无缝。第五章是讲在游说的过程中要先使对方激动，使对方充分暴露自己，等到对方情志衰竭的时候，再抓住对方的心理，唆使对方去实现自己所想望的东西，对方就会被说服，乖乖地听命。第六章实际上是讲在游说过程中不要显得太直露，好像在哀求人一般，而要先忤后合、以忤为合。第七章是讲揣情度理。第八章是讲通过刺激、试探以引起对方的反映，从而了解内情。第九章是讲度量权衡利弊祸福。第十章是讲如何谋划说服人的策略。第十一章是讲要能够不失时机地决情定疑，果断处理游说中遇到的问题。第十二章是讲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言辞和实际情况一致。第十三章是讲圆融灵通。
纵横家智谋是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国际形势的产物，其兴也快，其衰也速。在汉代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以后，纵横家智谋就很难再有多少用武之地了。虽然历代都有余荫，但却很难再有大的发展了。
纵横家智谋的文化特点对我们的民族劣根性也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有奶便是娘”的无原则的功利意识的倡导上；另外，纵横家的论辩滔滔的语言特色也对中国的文学有一定的影响。
有一位当代诗人这样说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话透显出了人性与历史的悲剧意识，然而，历史也正是在这样的悲剧意识中愤然前行的。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是当官，而不是当英雄。当官有权。有了权也就有了钱，荣、华、富、贵四个字真可谓形容尽了当官的好处。一旦当官，不仅在物质享受上得到了满足，被众人艳羡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受人尊重、令人敬畏的权欲得到了满足，就是从道德上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所谓光宗耀祖，正是这个意思。当英雄就不然了，在中国历史上，英雄大多没有好下场，“富”、“贵”往往是没有的，就是“荣”、“华”也要拜人之赐。所以，中国人是宁愿当官而决不愿当英雄的。
只要当上官，不论你曾采取过什么手段，不论你是为了什么目的，你都是成功者，舆论一般都会站在你这一边。“成者王侯败者寇”，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中国人虽经常高喊“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在现实当中却很难做到。因此，中国人往往并不为了某一理想、某一原则去做官，而是把做官当作目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南北“合纵”抗秦的苏秦和主张东西“连横”自保的张仪，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真所谓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