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4日美国同胞们：
我已经多次在这个历史性的办公室里向你们发表讲话，谈了许多事情。人们往往认为，总统的权力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里；其实不然，权力在你们那里，在美国人民那里。
正是你们的信任使总统有了领导的权力，有了个人的力量。今天晚上，我希望向你们谈的正是这一点。
在过去3个月内，我对有关伊朗的事件的情况默不作声。你们一定在想："怎么啦，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像过去那样遇到麻烦或不幸时就向我们发表讲话？"我认为，另一些人还会想："他躲在白宫在干什么呢？"尽管等待是难以忍耐的，但我认为，不宜向你们谈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消息，否则以后还得更正，以致引起更多的怀疑和混乱，以前我们已经尝够了这样做的滋味。
我已经为我的沉默付出了代价，使你们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但是，我同你们一样，不得不等着弄清事情的全貌。因此，我任命戴维·阿布希尔大使担任我的特别顾问，帮助整理数以千计的文件。我任命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即托尔委员会，它承担为我搜集真实情况和弄清真相的任务，现已发表了它的调查结果。
人们常常责备我太乐观。的确，我曾努力想从委员会的报告中找到一点好消息，但结果是徒劳的。正如你仃丁所知道的，报告通篇都是批评。但是，当我读到"……委员会相信，总统的确希望将全部事实和盘托出"这句话时，我感到无比欣慰。当其他调查还在继续进行时，这仍将是我对你们的保证。
我已经研究了托尔委员会的报告。其调查结果是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是激烈的，我全部接受。我今晚想同你们谈谈我对这些调查结果的想法，并向你们报告我将为实施托尔委员会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首先，我要说，我应对我本人的行动和我领导下的政府的行动负有全部责任。虽然我对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活动感到气愤，但我仍对它们负有责任；虽说我对某些为我工作的入感到失望，但我仍然必须对美国人民就此作出答复；虽然我本人在发现秘密银行帐户和转移的资金时很不满意，但正如人们所说，这些都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从最有争议的一点谈起。几个月前，我曾对美国人民说，我没有用武器去交换人质。今天，我的心和我最大的意愿仍然告诉我：这是真的。而事实和证据却告诉我：情况并非如此。
正如托尔委员会报告所说的那样，开始时以打开美伊关系为目的的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以武器换人质的行动。这既违反了我本人的信念和政府的政策，也违反了我们的原来设想的战略。产生这种结果虽事出有因，但却是不能原谅的，这是一个错误。
我向伊朗出售武器原本是为了打开同继霍梅尼以后可能执政的人士的关系，但从托尔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我对人质的关心影响到了对伊朗的********战略。我对人质幸福问得那么多，而对整个伊朗计划的具体细节却没有足够地过问。
我要告诉那些人质的家属，我们并未放弃、也永远不会放弃努力。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去使你们被劫持的亲人获得解救。但我同时也必须告诫那些仍随便留在那种危险地区的美国人，他们必须知道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现在谈谈托尔委员会调查结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把资金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力量的问题。托尔委员会无法弄清这笔钱是怎么回事，因此，这方面的一些事实将留待法院任命的独立的律师和国会的两个调查委员会继续进行调查。我相信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相将会大白于天下。正如我对托尔委员会所说的，我对把资金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力量一事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作为总统，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我的治理风格，已有许多议论。在我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8年期间和我大部分总统任职期间，这种治理风格一直十分成功。我的工作作风是找出问题，发现办事的合适人才，然后让他们去干。我发现，这总能招来最佳的人才。看来他们是全力以赴，从长远来说，办的事情会增多。
在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方面，让我们面对事实，我的风格同该委员会以前的一贯做法不相称。我已经开始纠正这一点。作为开端，昨天，我会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体专职工作人员。我向他们阐明了我所希望的指导这个国家的安全政策的准则。我对他们说，我希望有这样一种政策，它在公开场合和在秘密情况下一样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我希望有一种既反映白宫愿望，又反映国会愿望的政策。我对他们说，一旦涉及国家的安全，个人就不能自行其事了。
一个人犯了错误时应当这样做：受了挫折后汲取教训，然后再继续前进。这是处理难题的最妥当的办法。这丝毫不减少继续进行其他调查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
要知道，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们会犯下很多很多错误，如果你们过的是正常生活的话。这样，你们就学到了东西，你们就能正确地看待事务，你们就会同心协力，你们就会发生变化，你们就能够前进。
奥立弗·诺思（1944年--？年）
美国海军中校。生于得克萨斯州。1968年美国海军学院毕业。曾参加侵略越南战争。侵越战争失败后向国，因怀有极端狂热的"爱国情绪"，成为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副助理，坚信"为了正当的理由而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被认为患有严重的"白宫症"。
在"伊朗门事件"中，诺思是关键人物，是他直接促成美国和伊朗的秘密武器交易，并把所得巨额款项转手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伊朗门事件"被曝光后，里根总统及其政府的信誉受到极大损害。为了保住总统宝座，里根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他视为"国家英雄"的诺思作为"替罪羊"。1987年7月7至13日，诺思接受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的听证。本篇就是他在听证会上的答辩。他详细道出了"伊朗门事件"的经过，表白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上司批准的"，里根对此是知情的；声称他进行秘密活动的主要原因"纯粹。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一向忠于美国和美国总统"，从而把里根与"伊朗门事件"紧紧挂上了钩。他还乘机挪揄国会和议员："你们一会儿通过军援法案，一会儿又把它否决了"，"你们既当选手，又当裁判，结果总是宣判你们自己得胜"。诺思的答辩，在一定度上披露了美国"三权分立"的虚伪性，对了解美国所标榜的"法治"、"民主"会有所裨益（参见上篇里根演说）。
你们既当选手，又当裁判
1987年7月7日
我在整个过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上司批准的。
从1986年1月起，我曾起草了五份备忘录，要求里根总统批准将武器资金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1986年11月中旬，我参与伪造了一份"伊朗门"行动大事记，以帮助白宫逃避国会特别委员会的调查。1986年初，当有迹象表明"伊朗门事件"有可能被揭露时，我就开始销毁有关文件，一直持续到11月下旬被解职为止。
已故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是我的私人朋友和顾问。他从不反对我所做的一切，而是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凯西曾交给我一套总帐，其中记录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其他秘密行动的资金流动情况：他还提出了一个"替罪羊"计划，要我在秘密行动败露后首先主动承担风波的打击，以保护上层领导、尤其是里根总统。
我到这里来，就是打算把我所知道的和盘托出，我对我做的事负责，但对我没做的事决不承揽半分。
议员先生们，我想所有美国人都应该了解我们美国所处的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这样一个听证会不应使美国人民误认为美国不该允许秘密活动。你们以各种方式向我提出问题，分明是要使美国公众误认为我们是有意欺骗他们，或一开始就存心不良。不！我们采取秘密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敌国知道我们的行动，或是当他们知道时，我们也可以断然否认我国政府与这些活动有关。我们这样做，纯粹以国家利益为重，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
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们实话--好事、坏事和丑事。你们不要以为我喜欢说谎。但是，我想我们都必须权衡轻重。如果说实话会使人质丧命，而说谎话可以保住美国人质的性命，那就要仔细权衡了。你们以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一种很容易的事吗？！
我一向忠诚于美国和美国总统，总统如果叫我到角落去罚站或坐在他头上，我也会照办，因为我是一名牢人。
是你们国会自己把美国的中美洲政策搞糟。你们二会通过军援法案，一会又把它否决。我们唾手可得的胜利就在你们的摇摆不定中丧失了。
尊敬的议员先生，你们既当选手，又当裁判，结果总是宣判你们自己得胜。我想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你们绝对不会调查你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