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已旅行到伦敦的年轻的罗斯柴尔德，继续成功地偷运一张总值189500斯特灵的证明到欧洲大陆，并立即发送给伯爵。现在威廉再一次对他的资本被用作进一步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感到满意。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高度紧张维持且又降低了费用的生意表示满意之后，威廉宣称现在愿意给予这些股票70%的手续费。在传送这个消息给布德鲁斯时，伯爵表达了他的欣慰，并在他的信中总结说：“我不是没有意识到关于与伦敦交通及通信的困难，因此极其高兴地得到189500斯特灵的所有权证明。”
伯爵也表达愿望说，罗斯柴尔德的兄弟之一应该长期住在布拉格，但是布德鲁斯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这个家族的经营活动已经如此广泛，以致不可能答应这个要求。布德鲁斯给他的主人写道：
“很荣幸你建议罗斯柴尔德的一个儿子应该获准长期住在你伯爵大人的邻国，可这就勉为其难了。他们的父亲年老多病。他最大的儿子阿姆斯洛，和他第二个儿子所罗门，也是体弱的，都是他生意经营中必不可少的。第三个儿子内森，在伦敦生意的创建中是非常有用武之地的，而第四个儿子卡尔，几乎是继续专门投身于你伯爵大人的服务之中，还有最小的儿子詹姆斯，他的时间花在伦敦与巴黎之间。他们俩已对我宣称，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努力来执行你的指令。”
欧洲大陆的封锁给与英国的通信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这个问题确实成为欧洲主要政治家们的重大问题。在埃尔福特（Erfurt），1808年曾有这样的观点，即拿破仑和俄国的亚历山大将能够分享对欧洲的统治。法国皇帝尤其认为在俄国的协助下，他最终会征服英格兰。
为此目的，俄国无条件实行对欧洲大陆的封锁但是沙皇从来不打算为了拿破仑的利益而牺牲与英国的所有贸易。相反，他推进海上货物的进口，英国产的货物现在轻易就找到路径取道俄国而到达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这样拿破仑政策措施的效果就有危险，而在1811年夏天的早期，对整个欧洲来说，很明显，两个最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犯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现在只是时间问题。
随后，拿破仑的警察对法属领地中所有通信和秘密协议全部采取更严厉的审查制度。标明写给黑塞统治家族的任何东西都要经受严密的检查。1811年11月1日，一封注明法兰克福，两个地方不小心写有梅耶·阿姆斯洛的信件落到法国人的手里。在一段文字中，不知名的写信人承认通过梅耶·阿姆斯洛豪华的办公室从伯爵那里收到一封信，而另一段文字则如下：
“我认真地把你（伯爵）的信件读给罗斯柴尔德听，他的儿子们在场，你阁下的信件说他们是那样的亲切和礼貌。他们全都很高兴。”
很清楚，从上下文看，这封信涉及图根邦德，而伯爵其中的一个成员，信里写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必须代表伯爵的利益进行支付的问题。这封信立即被从它受拦截的地方汉堡（Hamburg）发送给巴黎警察委员会长官萨瓦里（Savary）将军，他指示驻法兰克福的法国大使巴伦·巴切尔（BaronBacher）尽一切可能搞清楚这封信隐含的含义，以及信中提及的人物。
巴伦·巴切尔建议说，他们不应该继续通过像1809年户籍搜查和抓捕那样来抵制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是以更大的隐蔽性来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伯爵的其他代理人应该在一种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被平息他们的信件应该被巧妙地打开、复制，然后发送。以这样的方式，巴切尔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熟悉他们搞阴谋诡计的网络，包括它所有复杂的分支。
这位警察委员会首席长官也要求在梅因茨的委员会提供一份报告，而报告对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前在殖民地物品和英国产品的交易中极其活跃。但由于他们已经屈从于户籍搜查，而且他们所有的英国物品已被没收，因此主要从事银行生意和受限在欧洲大陆的商品贸易。梅因茨委员会的长官补充说，这个家族的首领对法国不友好，虽然他假装诚心诚意喜爱这个国家。
巴切尔的劝告得到采纳。罗斯柴尔德兄弟们在法兰克福和法国都受到法兰西帝国警察最严密的监督，在这两个地方，他们住在跟英国进行非法贸易的人之中；同时，他们与达尔伯格的法兰克福警察相处极好，尽管这支队伍附属于拿破仑。达尔伯格的警察长官冯·伊特斯坦（vonItzstein），虽然是一个犹太人，却是大公国警察的主管，也是梅耶·阿姆斯洛和所有法兰克福犹太人的特别主顾。
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长期心中怀有这样的想法，即利用达尔伯格友善的感情为同一信仰且以前受压迫的同辈犹太人成员，或偶尔也为自己的家族谋求利益。由达尔伯格宣布的新的一种“地位”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他们的处境，这确实是真的，但没有涉及本质的改变。例如，犹太家族成员人数依然限制在500人以内。“500人，只有500人，”一些犹太人愤怒地写道，“为什么不更多或更少？”达尔伯格意识到他能够利用这种形势，并做一笔良好的生意交易，他允许梅耶·阿姆斯洛和他的合伙人古姆普雷切特（Gumprecht）说服他，即由犹太人以每年一次性支付22000荷兰盾作为交换，然后在法兰克福授予他们市民的权利，因此使他们在政治上与基督徒平等。与此同时，犹太人获准拥有他们自己的管理组织，就是“犹太人宗教区管理组织”。警察长官冯·伊特斯坦被任命为区长，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从最杰出的犹太人中推选。
在做出努力的过程中，达尔伯格暗示梅耶·阿姆斯洛，犹太人要准备做出财务上的牺牲，最后达尔伯格要求他们应该以每年一次性交付22000荷兰盾20倍的金额来作为交换。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目，但法兰克福犹太人中的一位可以拿出，尤其像罗斯柴尔德一个人就可以预先垫付100000荷兰盾，几乎是总数的1/4。他也设法这么安排，即只有440000荷兰盾中的150000基尔德应该以现金立即支付，剩下的部分24位债券持有人也被接受。犹太人圈子中的成员以极大的悬念等待着，这些安排的结果对他们的前途是多么重要。如果这个提议获得通过，梅耶·阿姆斯洛就是第一个给他具有相同信仰的同辈成员带来好消息的人。
一段时间之后，这件事获得通过，以致在犹太人中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就像在敌视他们的参议院和贵族家庭中引起的极大愤慨一样。立刻，到处都暗示着，除了公开的数目之外，达尔伯格本人还接受了其他金钱。与这件事关联的集中评论，是关于梅耶·阿姆斯洛和他的儿子们已被任命为官方银行家，而且梅耶·阿姆斯洛已成为法兰克福选举团成员之一。一名奥地利的秘密警察确切地宣称他知道具体的数目，也就是33000卡洛林（karolins），达尔伯格已经接受它用来建造他的办公楼。
犹太区大众当然非常感激年迈和虚弱的梅耶·阿姆斯洛，而他自从动手术之后，从来没有完全苏醒过，不过他依然有能力利用他所有的影响力和金钱来确保他们这次地位的提升。价值290000基尔德的债券，立即被投入流通。其中之一，价值50000基尔德，被达尔伯格的财政部长克里斯汀·冯·本歇尔·斯特诺伯爵（ChristianvonBenzel-Sternau）获得。另外有8份债券，每份价值10000基尔德，都被赫尔·冯·贝斯曼拿到，而由犹太人用现金支付的更大一部分是直接到达巴黎，以作为对已被法国人抓住的福尔达和汉诺伯爵的部分付款，现在达尔伯格已将这两个公国再次购买回来。达尔伯格又一次立即卖这两个领地给私人，以便获得价值350万法郎的保证金，可以分期付款，当交易结束，他将获得190000法郎的利益，比法国从这两个领地所获得还要多。
当交易协议签订时，达尔伯格带着有些过早的高兴宣布，“完成得如此巧妙的交易，值得奖赏，”然后便奖赏那些在交易中被雇佣的部长们，还有他们的妻子，每人送礼40000法郎。在关于这件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由于我决定不通过这个生意获得什么，除了国家的财富，现在仍然有70000法郎可以从190000法郎中变现。在这个数字中，我把10000法郎送给知道内部机密的议员冯·伊特斯坦，作为他在转换犹太人欠国家的债务为现金的过程中所提供服务的酬劳。我给罗斯柴尔德家族10000法郎，因为他们出色的合作。我将把剩下的50000法郎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我欠他们债务的一部分还款。”
法兰克福市参议院，和以前掌握政权而现在流放的那些人，怀着关切和恶意在观察这些事件，并下定决心，如果情况发生不同的转变，他们将做一切可能的事情来恢复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梅耶·阿姆斯洛的为人，无论如何已经使他跟法兰克福市以前的官员很熟悉但是目前他们只好无力的观看着，且允许他和他的保护人达尔伯格做他们所要做的。
他们带着极大的疑虑，察看着欧洲政治的整体进程。关键点是拿破仑与俄国的争端已经濒临战争的边缘。拿破仑集结着王公显贵的雇佣军，成为欧洲最大的霸主，以便抑制欧洲大陆上最后的独立王权。在德累斯顿（Dresdun）一次盛大的王宫典礼上，他会合了信赖他的王子们，而他的皇帝岳父即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也在那样的场合出现。在布拉格的伯爵再一次请求弗朗西斯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向法国皇帝申诉他的理由。弗朗西斯皇帝习惯于这样的请求，没有对这封信投入更进一步的关注。当浩大的俄国战争的戏剧正上演时，伯爵依然在布拉格，以极其焦虑的心情等待着事件的结果。
拿破仑的军队正稳步朝着沙俄帝国的心脏进发，尽管他们无疑正蒙受着巨大损失。40万人的军队，只有不足10万人进入莫斯科（Moscow）。但是所有欧洲人看到的是胜利进军。由于当时的形势，更新的信息到达法兰克福之前，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那时候的商人不能像现在这样快速就得到信息而尽快做出决策。
梅耶·阿姆斯洛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对正在莫斯科且势不可挡的实权人物郭尔西根（Corsican）的认识，而当他的老伤口再次打开时，已经没有希望把他带回病床。他没有活着看到拿破仑在俄国的彻底失败，以及一年之后拿破仑在德国的被打败，紧接着便是罗斯柴尔德的君主及其黑塞领土的回归。
在1812年9月16日，一个重要的犹太庆典日，即所谓的“长日”，这个日子是用来为忏悔的罪人请求原谅而设立的，梅耶·阿姆斯洛已经一直在斋戒中，这符合他严格的宗教原则，他花好几个小时站在犹太教堂中，并沉浸于祷告里。在同一天晚上，他感觉伤口附近剧烈疼痛。他立刻被抬到床上，但他的病情已经恶化。他发着严重的高烧，他已感觉到死亡正在临近。因此，他决定，趁他还有力量在身上，尽早安排他的事宜，以及订立新的遗嘱来适应最近的发展，替代他更早的时候订立的遗嘱。
在这么做时，他便使他已经跟他的所有孩子们订立的协议生效，按照协议，他将他生意中的股票、证券和其他财产全卖给他的五个孩子，比如大量的葡萄酒股票，总价190000基尔德，当然这个数目远低于它们的真正价值。他的儿子们因此成为生意上的专有主人，很清楚，虽然没有明确声明，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们在股份上的任何不平等都将停止，于是每一个儿子都占有50分之10，那就是1/5生意上的股票。
这份遗嘱完全把女儿和她们的丈夫，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从生意上排除出去，甚至都不让他们知道。梅耶·阿姆斯洛这么应用所获得的190000基尔德：他给他的妻子70000基尔德作为生活保障；剩下的他分给他的五个女儿。这样的安排有两个目的。首先，这使得在他死亡这件事上，他不必向官方通报他的大量身价，因为在那时生意已被他的五个儿子分割，只留下不大的财富即190000基尔德给他自己。其次，使得生意绝对确保分给他的五个儿子，不受到来自他女儿和她们亲属的任何可能的干扰。
这份遗嘱规定，孩子们之间要遵守团结、互爱和友好的准则，任何表现出违抗意图而不恭顺的孩子，将受到惩罚，即只能继承不超过法定的最低数目，经计算，这个数目是190000基尔德。
当梅耶·阿姆斯洛订立他最后的遗嘱时，五个儿子中却只有两个儿子在法兰克福，也就是阿姆斯洛和卡尔，因为所罗门正住在巴黎，而詹姆斯，正维持所罗门和在伦敦的内森之间的通信联络，他正住在帕斯德卡莱斯（Pas-de-Calais）海岸航道上的格雷弗莱恩斯（Gravelines）。这些事实，正如法国警察的记录所证实，而且这些记录已获准公开发行，它们对众所周知的传说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些记录，梅耶·阿姆斯洛召集他的五个儿子来到他临终的病床，并将在欧洲的生意分配给他们。另外，他的病来得相当突然，又发展得这么快，因此，召回在国外的儿子的想法从来没有来得及充分考虑过。
当梅耶·阿姆斯洛运用他的权力做完这一切，以便确保他家族未来的繁荣——确实，他考虑的只是在财富的获得上——通过清晰和简洁的规定来维持他大家族的团结与平安时，他就平静地走到生命的尽头。在完成他的遗嘱两天之后，1812年9月19日的晚上，他的老疾病急转直下，变得更为糟糕。那时候所有的医学手段都是放血，是一种只会使病危老人更加虚弱的方法，而不是减轻他们的病痛。在同一天晚上8点15分的时候，梅耶·阿姆斯洛，不知疲倦、俭朴和虔诚的犹太人，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及其儿子们金融公司的创始人，终于离开了人世。
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充分意识到他留给他的儿子们一份很好的遗产，但他无疑不会猜想到，他已奠定了持续19世纪上半叶在整个欧洲发挥着无可匹敌的影响力的世界级实权的基础，而且贯穿19世纪的下半叶，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种影响力几乎无人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