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上午，全体阁员都到公府来，还没有开口说话，黎就自怨自艾地连呼自己违法。王宠惠要求黎将他一并送交法庭处理。黎向他们赔了许多不是，愿意下令自责，并亲自到法庭迎接罗出来，但是阁员们都不以为然。阁员在黎宅举行紧急会议，议决：一、通电全国说明吴、张两议长胁迫总统下令逮捕阁员的经过情形；二、总统根据内阁的呈文，发表命令，将此案提交地方检察厅依法处理。当场拟就总统命令如下：“大总统令：据署国务总理王宠惠呈称，署财政总长罗文干因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具名函达大总统，谓其于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擅敢签字，并面请大总统立交军警逮捕。查该总长关于此案，曾咨呈******批准在案，现在既经逮捕，据该总长声称，非俟水落石出，不愿离开法庭。唯未经法定手续，遽尔逮捕国务员，深滋疑虑等语。所呈具有理由。该总长既不愿离开法庭，应由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得，以昭公道而明是非。此令。”这道命令，黎同意盖印发表。
正在这时候，吴景濂、张伯烈突然率领议员20余人冲进来，吓得阁员们都从侧门逃走了。吴景濂要挟黎不得在这道命令上盖印，并称国会对罗即将提出查办案，总统应俟查办案送到时据以发表命令，交法庭依法处理。黎又同意了这个意见，将原令搁下不发表。
当天晚上，又有议员多人到东厂胡同黎宅，要求下令将罗免职并听候查办，黎点头同意，他们才蜂拥到麻线胡同吴宅开会去了。
20日，居仁堂举行府院联席会议，讨论罗案处理问题。王宠惠首先提议：“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词，发表命令逮捕阁员。这不能认为是钧任(罗)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责任内阁制的存废问题。今天必须弄个明白。”黎说：“我应当认错。”高恩洪用手指着黎的鼻子说：“认错岂能了事，必须想个救济办法。”黎尴尬地说：“怎样救济呢？请大家想个法子。”孙丹林主张首先恢复罗的自由及其个人名誉。高凌霨认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必讨论。张绍曾频频点头称是。高凌霨、张绍曾都是保派阁员，与国会议长同一鼻孔出气，因此阁员分成了两个阵线，相互展开了违法问题的争论。保派阁员指出此案并未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反驳说，这是手续错误，即使应当处分，只应受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处分。洛派阁员的发言仍然引入到总统违法的问题，黎忸怩地说：“我只叫薛总监派人监视，并未叫他捕送法庭。”于是王宠惠、孙丹林、高恩洪一致谴责警察总监曲解总统命令，应当予以撤职处分。黎说：“此事与薛总监无干，是钧任自己要到法庭里去的，一切问题由我负责。”说到这里，他也沉不住气了，提高着嗓子喊道：“你们一定要办人，就请先办我吧！”高恩洪连连说：“不敢，不敢。”但是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一致认为黎自己做错了事，反而盛气凌人，因此大家忿忿不平地表示，总统既不肯撤薛之珩的职，就请撤我们的职，问题总有一方面不对，不能马马虎虎了事。黎说：“好，要不干大家都不干，让我先行辞职！”张绍曾说：“我已经单独提出辞呈。”谈到这里，外面又有议员百余人要求面见总统，黎连声说：“请在外边坐！请在外边坐！”哪里知道，这些议员就像凶神恶煞一样大踏步冲进来，吓得阁员们心惊胆战地都从边门溜出去了。
也正在这一天，众议院用开快车的方法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即日咨请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咨文大意称：“罗文干勾结海外驵侩，将巴黎和会议决德奥债款概作中国无偿之无效债票，换发新债票。此项债票，在欧洲直无价值之可言。乃德奥奸商竟以极低价格收买达全数十分之七点五以上，自居债权者，向中国财政当局运动，与其他债票一律掉换新债票。该商人等为避免与德奥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改入义(意)籍，委托华义银行代表罗森达及格索利，向中国政府换取新债票，存储巨款于华义银行，种种运动，至年余之久，历任各财长以事关国权，均行拒绝。不料罗到任未久，该代表等又施运动，与财部库藏司长黄体濂昼夜密计，要求罗签立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之无效债票，为变相之补偿。不交国会同意，不经国务会议通过，不经大总统批准，擅于11月14日由罗与华义银行代表签订。并查当日由华义银行预存之巨款内支付支票三纸，一纸八万镑付财政部，一纸三万镑付来人，一纸五千镑付来人。”
这个案件既然法律解决，就必须有告发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诉。检察厅根据事实，票传吴景濂、张伯烈二人出庭对质。吴、张二人召集有关议员开会讨论，决定抗传不到，理由是本案系由总统交办，公府既非诉讼机关，议长亦非诉讼当事人，当然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这一案件是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与官僚买办相勾结，军阀因争权夺利而内讧，法律破产，政治阴谋登峰造极的一次大暴露。以当时之法，衡量当时之事，可从几个方面分析于下：
第一是总统违法。十分明显，内阁未经罢免，事实尚待查明，总统凭一面之词，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的职权范围，而且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
第二是议长违法。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可是查办案尚未提交国会，议长有什么根据代表国会署名？如果是私人告发，就不应以议长的身份列名，并且盖用国会的印信，也不应向总统告发。奥约展期合同的经办部门是财政部公债司，公函仅连带告发库藏司长黄体濂，即使黄体濂与罗文干关系密切而又为本案犯罪人之一，也不能置公债司长于不问。由此可见，议长告发本案，其意在人而不在事。
第三是国会违法。众议院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案，却不追究议长滥用职权、冒发公文的违法责任。问题还不止于此。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查办，查办对象为一般官吏，所以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弹劾案，也必须两院通过后才能咨交总统执行。本案参议院并未讨论，仅由众议院单独提出，也是违法的。
第四是内阁总理违法。王宠惠在所拟总统命令中提到：“该总长关于此案，曾咨呈******批准在案。”由此可见，本案并未提交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仅仅取得******的批准。那么是谁批准的呢？此案批示原文是：“应照最后磋商办法，速订展期合同，以资结束”。这是王宠惠个人作出来的决定。过去内阁总理由军阀担任，以个人代替全体，是可以理解的，而号称“国际法学家”的王博士，号称“好人政府”的王内阁，也干出同样的事情来，就说不过去了。
第五是全体阁员违法。21日，国务会议召集临时会议议决：一、退回众议院关于查办罗案的不合法咨文。这个文件因为黎元洪害怕开罪国会，不敢盖印，没有发出；二、用内阁名义将此案发生后的一切情形通告全国。这个电报(个电)由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六人具名发出。电报的煞尾一段说：“宠惠等理应立即引退，唯以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暂时待罪，静候解决。”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保派阁员高凌霨、张绍曾借口奥款展期合同未经国务会议通过，拒绝列名，因此，这个电报并不代表全体阁员；第二，内阁本身既已犯下违法渎职的重大嫌疑，又因保洛两派的政治斗争，弄得内部对立，为什么不能“立即引退”，还要“暂时待罪”，除了“好人”恋栈之外，难道还能作出其他解释吗？
第六是司法机关违法。罗文干是由司法总长转任财政总长的。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熊元襄看见他的老上司被解送前来，而这位老上司又有大军阀为其背景，因此不敢怠慢，请他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并且不时地陪着他谈天解闷。有时首席检察官不得不“公事公办”一下，也是用属员参谒上司的礼貌，到办公室来问几句话，并且不敢多问。根据当时法院规定，在押犯人仅可在星期三接见来访者，而且事前必须取得核准，接见时有法警从旁监视，谈话不得涉及案情。可是罗文干到案后，自总理、总长以至达官贵人，来者不拒，放言无忌，以致地方检察厅的所在地四眼井一带，自朝至暮，车水马龙，途为之塞。军阀统治时期的所谓法治幌子，完全被这些怪现象扯碎了。
罗案发生后，梁启超指为“总统蹂躏人权”。帝国主义宣传机关表示“仅就此案，即能确定在目前情况下，领事裁判权不能取消”。
这个案件有一重政治内幕。吴佩孚屡次向内阁索饷，高恩洪曾想出邮电加价的办法，打算拿这项收益作为发行公债的基金，不料直系势力范围外的各省军阀，都不肯执行邮电加价的部令，这个计划便成为泡影。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归根结底只有向外借款的一条路可走。西方帝国主义是愿意支持这个“好人政府”的，日本却借口中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信用破产，反对提供借款。四国银行团必须四国一致才能向北京政府提供借款。因此，英、美派阁员与西方国家秘密协商，拟用整理旧债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一亿元的新借款。于是意大利公使首先提出签订奥款展期合同的要求，接着英国公使也向外交总长顾维钧接洽，力促其成。根据王宠惠发表的谈话，奥款合同的牵涉面很广，九国公使都有公文到外交部提出同一个请求，而根据国际法，私人债务不能列入国债范围内，因此这笔债款必须偿还。这笔债款为数共有570余万镑，已经转移到意大利人之手，但是债权背景还有各国人在内。王内阁为了要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同意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作为整理旧债的一个开端。
本案引起重大的贪污嫌疑，主要是由于签订合同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这里又有一重政治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索饷，而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仅有8万镑，折合华币仅有60余万元，除支付中央政费10余万外，所余50万须由保、洛平分。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想出一个“飞过海”的办法，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这样就可以瞒过保定而将50万元全数拨交洛阳。
但是问题尚不止此。如果由财政部直接拨交洛阳，也还是瞒不过保定的，高恩洪又与罗文干商妥另一办法，由财政部将此款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以此报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这样就可以完全不为外人所知了。尽管洛派阁员为了这笔为数不大的款项，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但是终于被人揭发出来。原来华义银行副经理徐世一是保派军师边守靖的亲戚，当该行与财政部秘密协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告密，吴景濂叫他切勿“打草惊蛇”，等到木已成舟再行举发。十分明显，吴景濂和保派的目的，在于利用这个案件执行倒阁和逐黎的“一箭双雕”之计。
罗案发生后，洛派阁员打电报到洛阳求救，吴佩孚当然不能置之不理。21日，黎接到吴的号电(20日)说：“罗财长纵有违法事件，应提交阁议，先解官职，后送法庭。未经解职遽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这个电报公然用上司口吻训斥总统，这在民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以前大军阀对总统虽然施加压力，但在外表上至少还保持对总统的礼貌。所以黎接到电报后，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吩咐属员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回到天津。22日，黎拟就回答吴的电稿，首先抵赖逮捕罗文干，只说“嘱薛之珩密传”，并未发表正式命令，也就没有叫内阁副署的必要。末尾一段火气十足地写道：“……言废督而督军日尊，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日滋。元洪孤寄白宫，如同聋瞆，辞职咨文，犹存国会。既属不成事体，正宜别立贤能，不愿执事遥断朝政，轻折元首，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这个电报还把吴佩孚以前电令北京警察厅逮捕前财政次长钟世铭的一件事，作为反咬一口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