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锟的生日。那天上午8时起，外国使节和在京高级文武官，都到怀仁堂候着向曹锟祝寿。大家枯坐无聊地直等到11点多钟，才见李彦青身穿青色大礼服出来，裤子膝盖上还有灰土的痕迹，据说他方才跪着给总统“打烟”呢。继而曹锟出来，头、颈部捆扎着白纱布，神气很不隆重。大家敷衍拜寿后，已将正午，很无趣地各自散去。冯玉祥身着蓝呢将级制服，颇具大将威风，站在怀仁堂门外坡道上对我说：“这成何体统，真是不得了。”
曹锟就任总统后，安徽省长吕调元因事辞职，曹锟打算令我继任，与四弟曹锐商酌。曹锐说：“这有三不相宜：一、安徽人做官的多，各有才能，很不易处好；二、吕调元和郑廷玺交情极深，郑不便接吕任；三、郑现在正办着矿，他于那矿可谓天造地设，不易另行找人更替。”经曹锐如此说后，曹锟就另行发表别人为安徽省长了。
曹锟入京后，原以曹锐足智多谋，又是亲弟兄，留他住在卐字廊，遇事可以随时商量。曹锐自以为得到倚重，而趋炎附势、如蚁附羶的人们，也日与曹锐往来频繁。李彦青和公府秘书长王毓芝等视曹锐为眼中钉、肉中刺。因他们素知曹锟凡事粗枝大叶，曹锐处处细致，这便成为李彦青、王毓芝等施展挑拨离间的隙缝。有时李彦青用重价为曹锟买得古玩，乘曹锐外出，故意偷偷地放在卐字廊曹锐的桌上。曹锐回来，见到那贵重稀罕的古玩，便向李彦青问道：“这东西很贵重，为什么随便放在这里？”李说：“总统买的，不甚喜欢。四爷(曹锐行四)可以留着玩嘛。”曹锐收讫后，曹锟问李道：“我那件古玩呢？”李答说：“四爷看见喜爱，拿去了。”曹锟说：“你瞧！四爷总是这样爱小，我喜欢的东西，他总是抢夺。他要是常在这里，那还得了？”
李看如此情形，暗幸离间已成，就更进一步排挤曹锐出府离京。一天，曹锐候至午饭已过很久不见开饭，便问厨役说：“为什么到这时还不开饭？”厨役回答说：“总统请四爷去外边吃吧！”曹锐明白事已不对，便约边守靖和我一同在全聚德吃那午饭已过、晚饭未到的一顿饭。
随后，曹锐知道最中伤他的话，就是李彦青、王毓芝等朝夕反复向曹锟说的：“四爷曾对别人讲，我三哥长于军事，对于政治不甚透彻，这次当了总统，日拥万机，我很不放心。非我在此，事莫能为。而且事实上凡要见总统的人，必须先见四爷。这样，四爷岂不无形成了总统，总统岂不无形成了傀儡吗？”曹锐见曹锟受谗言影响，遂决定回津蛰居，不问北京方面的事。
大约不满一年，直、奉二次战起，曹锟一再派人到津，很恳切地邀曹锐去京，担任军需总监，曹锐不得不出面参与。他这次到京，仍住卐字廊，及直军失败，他就死在北京了。据说，他系服毒自杀。
曹锟当了总统以后，凡要见总统的，无论何人，先要由承宣处司(司长徐文彩，字华民，天津人)派人领到李彦青处(公府收支处，李系处长)，向李说明为什么事要见总统和要说些什么话，然后由李安排时间、次序，派小随从二三人跟到曹锟左右监视。人们深感不便，能不去见曹锟就不去见了。使得曹锟终日如聋似聩地独居在深宫，终日横陈一榻喷云吐雾而已。有一次，曹锟一见到我，立即脱口而道：“你们把我推到这里，别不管了啊！”想他也自有感觉。
有一天，曹锟找我研究遵化白马川钨矿的事。我先到李彦青处，正巧见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正在那里向李讲他部饷银，服装困难达于极点，眼看弟兄们就要没吃没花的苦况，恳切地请李特别帮帮忙，先借给5万元接济接济。很长时间李总是支吾不允，并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在这当中有古玩商进来，拿出翠狗给李看。李仔细把玩，很是喜爱，问要多少钱。那人答：“15万元。”李说：“你小子要发洋财，不值，10万元，卖不卖？”经过那奸商花言巧语地来回地折冲，结果李将翠狗买下，叫会计开出12万元的支票付给那古玩商。当时我见冯遭到这样的刺激，面色忽红忽白，内心当然极其难过。看看天色已晚，李叫随从把当晚请客的一大堆帖子拿来挑选，决定赴财政总长王克敏的宴会。
王克敏来电话催请，李的汽车在门外待发。李来不及去厕所，就叫随从赶快拿来溺器，当着冯和我的面小便而去。冯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同我走出。路上冯对我说：“一文钱没给，还当面给以这样的侮辱，真令人难堪！”
由于冯任陆军检阅使时期无地盘可以筹划饷需，仅靠财政部和公府收支处的拨给，冯常因请领经费以及其他军需物品遭到财政总长王克敏和公府收支处处长李彦青等多方刁难，使冯对他们恨之入骨。所以冯班师到北京后，立即命令鹿钟麟派人逮捕王克敏、李彦青。王克敏事先闻风逃匿漏网，只把李彦青逮捕枪决。李彦青临刑时，还大呼总统救命。
李彦青，定兴人，幼年在澡堂为浴客修脚、擦背，后当曹锟的随从，平时为曹修脚、擦背、理发。谁想这种人物逐渐成为直鲁豫巡阅使署的军需处长，继而竟成为公府收支处处长，掌握和操纵当时的财政大权。观其前因后果，足见任用小人的恶果和小人的下场，大可作为殷鉴。(关廷玺)
直皖战争前后
1920年7月间爆发的直皖战争，虽然在短短的10天之内就以皖系的失败而告终，但却不失为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现在，我根据曾经参与直皖战争的陈文运(边防军第三师师长，北京讲武堂堂长)、张方严(陆军第三师参谋处长)、陈之骥(将军府将军，******军事办公处参军)、何家驹(西北边防军上校参谋)、杨朝黻(直隶督军署参谋，副官长)、王坦(边防军炮兵团团长)、杨朴之(直隶省议员、参议院秘书)、刘耀宗(陆军第三师六旅参谋兼营长)等老先生们所谈的片断，概括地叙述这次战争的经过。不过为了说明这一次战争的起因，还是应当先从北洋政府的混乱和冯(国璋)、段(祺瑞)的矛盾说起。
一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帝制自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忧愤交集，结束了他的一生之后，北洋封建军事集团的实力，就落在一般人所谓的“北洋三杰——龙、虎、狗”的身上。龙指王士珍，虎指段祺瑞，狗指冯国璋。王士珍比较保守，没有什么过大的野心，也没有掌握军权，所以在北洋军阀的矛盾中，经常以和事佬的姿态出现，对于当时的政治直接影响较小。而段祺瑞和冯国璋则是袁世凯部下拥有实权的左辅右弼，他俩都以袁世凯的继承人自居。除了段祺瑞、冯国璋以外，北洋军阀中还有一个显赫的上层人物，就是徐世昌，徐是翰林出身，袁在北洋练兵时，徐任武卫右军总部参谋营务处总办。在清末徐是“圣眷甚隆”的汉大臣之一，曾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和1911年“责任内阁”的协理。1914年袁世凯“新宪法”公布后，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1915年元旦，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发布了一道皇家官仪的“授卿令”，而徐便是唯一的上卿。
袁死后，副总统黎元洪根据约法继任总统。应冯国璋的请求，由黎下令，国会于8月恢复会议，通过段祺瑞组阁，并补选了冯国璋为副总统。
在袁世凯任总统时，一切政令都出自公府，而现在段祺瑞则强调“责任内阁”，大权独揽，把黎元洪看做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于是形成了“府院之争。”1917年春，由于对德绝交、宣战等问题，双方面的矛盾就发展到了顶点。段凭借他个人的军事实力，通过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企图通过参战案。不料参战案竟被众议院决议缓议，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恼羞成怒，就运用督军团压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却不料黎反下令将他免职，以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段气愤到极点，就指使北洋派各省督军如皖督倪嗣冲、鲁督张怀芝、豫督赵倜等纷纷宣告独立，迫使黎元洪退位。黎元洪病急乱投医，竟乞灵于封建余孽的张勋出面调停。不料张勋率军入京，就进行清帝复辟的活动，6月30日逼黎退位。黎仓皇逃入日本使馆，并派丁槐把大总统印信送交副总统冯国璋。
张勋在7月1日演出了复辟的丑剧，正好给北洋军阀造成了夺取政权的机会。7月5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很快就打败了张勋的军队，张勋逃入荷兰使馆。7月14日段进入北京，又自封为内阁总理。黎元洪则通电下野，推冯国璋继任。冯于8月初从南京来北京就职。
二
冯国璋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在他个人以为是继承了袁世凯的地位，也就意味着他已取得了北洋集团领袖的地位。他为了指挥全国的军队，竟仿效袁世凯在公府设立统率办事处的先例，设立起参陆办公处来。不料段祺瑞以讨平复辟军队、“再造民国”的元勋自居，更加嚣张跋扈，仍然和黎元洪时代一样，把大权集中在总理手中，把总统当作可以听凭他指挥运用的傀儡。对冯设立参陆办公处一事，段极表反对。所谓“府院之争”，不仅意味着法律上的“总统制、内阁制”的争议，实质上是北洋集团领导权的争夺。由于冯、段之间矛盾对立，于是在北洋集团之中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如直督曹锟、苏督李纯、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都是冯派。由于冯是直隶河间人，曹、李、陈也都是直隶人，一般称为“直系”。皖督倪嗣冲、鲁督张怀芝、陕督陈树藩和段芝贵、吴光新等人都是段派。段是安徽合肥人，这一派系的军人也以安徽人占多数，一般就称为“皖系”。
段祺瑞上台以后，即在8月14日对德宣战。随即在“参战”的借口下，不仅通过曹汝霖、陆宗舆等向日本秘密借款，还通过曾在总统府当过顾问的坂西利八郎，问日本的东亚兴业拓殖会社等借了3000多万元。这个合同是秘密商定的。出面订立合同的人，则为段芝贵。段祺瑞这时还公然说，中国的军队都过于腐败了，武器也太落后，要参加欧战，必须训练一批能够使用新式武器的新式军队，于是决定成立一支参战军，向日本购买了大批军械，聘用日本军官坂西等多人为顾问，从事训练。其实段的本意是想借此造成一批可供他个人驱使的近卫军。他认为袁世凯之所以“成功”，完全依靠小站练兵，现在北洋军已经老朽了，而且北洋军官也都各自拥有地盘，各有打算，不能完全听命。所以应当抓紧时机，重新训练新军，给北洋军阀灌输新的血液。
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对于两广方面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上。
原来段祺瑞一贯继承而且发展了袁世凯的“武力统一”政策，在重任国务总理之后，于8月1日即以军民分治为名，免去湖南督军谭延闿，派他的亲信傅良佐继任。并派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率部入湘。北军入湘，立即威胁了桂系军阀在两个方面的统治。于是桂系军阀陆荣廷、陈炳琨等就和滇系军阀唐继尧、湘系军阀谭延阎联合起来，响应孙中山提出的“护法”的号召，拥护孙中山到广东成立军政府。9月10日，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军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与北洋政府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继之林修梅、刘建藩在桂系和谭延闿的策动下，分别在衡阳零陵宣布独立。从此南北战争序幕揭开了。
进入湖南的王汝贤和范国璋都是属于冯系的，不拥护傅良佐督湘，因此对南作战都表现消极，11月在陈之骥的秘密指使下(通过王汝贤的族叔父、天津觉民学校校长王怡庵)宣布停战。向长沙撤兵。湖南督军傅良佐、省长周肇祥不得不深夜逃跑。与此同时，段派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也为川军打败逃出。冯国璋即以“总理政令不行”等语来逼段祺瑞辞职。段在内外夹攻的形势下，不得不气愤辞职赴津。于是冯国璋就利用这个机会，指使曹锟、李纯、陈光远等发出“和平”通电，表示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的抗议。
段在11月16日宣布辞职的电文，虽有“不忍同室操戈，嫌怒日积”等一类的话。但他到了天津。随即指使徐树铮召集各省督军开会，鼓动政潮，并以许愿的方式请徐世昌以两湖地盘为饵，去说动曹锟对南主战，以分化直系。
在1918年1月间的某日晚上，冯因对段派制造的混乱无法应付，一怒之下带卫队两营及公府内文武官员半数，秘密离开北京，想到南京去，脱离段的羁绊，利用大总统的名义，号召各省实现“和平”解决。不料事机不密，被段派侦悉，段即急电山东督军张怀芝、徐州剿匪司令张敬尧、安徽督军倪嗣冲加以拦截。
当冯乘车抵达天津时，直隶督军曹锟亲赴车站迎接，冯遂到曹家花园与曹密谈。冯夜半乘车继续南下，翌日到达济南，张怀芝到站优礼相迎。冯在济南稍事停留即行南下，经徐州时张敬尧曾登车劝阻，冯不听，车仍继续南开。张敬尧为了两面讨好，随车同行。火车到蚪埠，倪嗣冲早命车站将信号旗落下，铁道岔开，车不能行。倪遂登车将冯强劝下车，迎入督署，问冯南下的用意。冯说：“我离开南京已经半年，想念同人，慰劳他们，并与秀山(李纯字)有事相商。”倪说：“已打电话给秀山了。北京是国家首都，各国使节都住在那里，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我劝大总统还是回去。”冯执意要南下，倪态度强硬，坚不放行。后张怀芝也赶到蚌埠相劝。这时江苏督军李纯早已接到冯要来南京的电报，今冯既被倪阻拦，又接倪的电话，他感到既不便与倪兵戎相见迎冯到宁，又不敢轻车简从亲自到蚌埠去与冯见面。他想即便纵然冒险前去，在倪的监视下也不能与冯有所商谈，所以索性以有病为词，派参谋长何恩溥(字春霖)代表到蚌埠见冯。在冯被倪劫持的情况下，何也只好同张怀芝等一样劝冯回京。冯在无汁可施的情况下，只好忍气吞声地北返。临登车的时候，他气愤地说：“要论咱们北洋的资格，其实还轮不到我。谁叫你们当初把我拥戴出来呢？既把我拥上了台，又都不听我的，叫我怎么办呢？”倪说：“我们拥护你，是希望你给我们当家作主。现在你却一点担子也不肯担。”当时倪说话的态度声色俱厉，很不礼貌。冯愤愤地说：“哼，项城在世的时候，你们再也不敢这样！”倪也立刻反唇相讥说：“袁大总统在时他能给大家作主。可是他要做皇帝，当年若不是你带头反对，他的皇帝早已当上了，何至于气死呢？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死，大总统也轮不到你呀！”倪嗣冲本来最忠实于袁，也是首先上表称臣劝进的帝制余孽之一。在袁最后召开御前会议的时候，徐世昌、段祺瑞都已劝袁急速取消帝制了，倪还坚持说：“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为要挟！臣誓死扫荡群丑而后已。”可见他对袁的愚忠了。今天冯提起了袁世凯，触动他的旧恨，当然对冯就更不客气了。
不难想象，如果冯当时真到了南京，必然和段正式反目，刚愎自用的段祺瑞不难用武力来对付。那么，直皖两系的战争势必提前发生，加速北洋集团的解体了。
冯回到北京后，情况较前更坏了，凡所施策略均遭段派反对，即便素以和事者着称、时任国务总理的王士珍也一筹莫展。段更进一步唆使倪嗣冲等十数省的督军省长，胁迫冯下令对两广作战。冯被迫之下，便派曹锟、张敬尧等部进攻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