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格王国遗址，确切地说是古格王国的都城遗址。它位于札达县城西十八公里的朗钦藏布的一片高地上。遗址区南北长约一千二百米，东西宽六百余米，总面积七十二万平方米。遗址区内地形极其复杂，沟壑纵横，宛若迷宫。既有平缓的台地，也有陡峭的山崖、幽暗的洞穴，区内高差近二百米。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象泉河南岸的一座土山上，土山南岸有一狭窄的山脊与南面的大土山相连；山的东西两侧均为深沟，有泉水流出，是古格王国遗址附近的常年水源。所有建筑依山而建，背山面水，视野开阔。从远处看，整个建筑群由下而上逐层上收、错落有序，宛若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蔚为壮观。
当年，吉德尼玛衮把自己的王都建在了一座覆盖着厚土的岩石山上。城堡高约二百米，占地面积十八万平方米，大部分建筑依山叠砌，层层而上，共分十一层，有宫殿、寺庙建筑，也有民居和军事设施，宫殿建筑多集中在山顶，四周均是悬崖峭壁并有土坯砌筑的城墙保护，只有通过两条陡峭的暗道才能到达王宫。王宫内有三组建筑遗址，分别是国王处理政务、居住的处所。国王和王族的宫室小巧别致，颇具匠心。其西部建有国王“冬宫”，四周环绕由土坯围砌的城墙，一条长达五十米又窄又陡的曲道可直通其上，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王宫处于整个都城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便于观察全城，利于战时的指挥调动，同时也体现了王权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
这个古格故城中的武器库，存有大量的盾牌和箭头。
阿里周围曾经建立过不同时期、不同教派的大小寺庙近百座。这些佛教建筑分布在王宫以下山坡的显著位置上，众星捧月般拱卫着王宫。佛教寺院里的壁画、塑像、雕刻乃至建筑艺术都具有西部西藏的独特风格，它不仅融会了中亚、南亚和西亚古代艺术的神韵，又吸收了中原内地和西藏地区不同的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西藏古代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山的上下现存寺庙建筑六座，其中以红、白两庙最为辉煌。红白相间，为以土黄色为基调的土山平添了几分色彩。两庙为明显的藏式建筑，庙内四壁满布精美壁画，题材非常广泛，有各种佛传故事、礼佛、庆典、商旅运输、习武场面等。白庙北墙壁上绘有一幅吐蕃历代赞普和古格王形象的画像；红庙弥足珍贵的是南壁上的一幅故事画，描绘了迎请古印度著名佛学家阿底夏的场面。从山顶上小经堂的壁画里，我们可以看到天堂里的神和菩萨，人间和裸体侍女，还有在地狱惨受酷刑的人和魔鬼。置身庙内，人们仿佛在巡游一座宏大的画廊，浓厚的宗教气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鲜艳夺目的色彩，加之融内地、印度、尼泊尔和西亚风格于一体的绘画手法，浑然天成，给人一种惊奇的赞叹和无限的遐想。
古格壁画整体布局严谨，通常以绘制的大像或塑像为主体，两侧或四周排列相关大小的小像；不同题材的壁画卷幅形式也各不相同，佛界人物神情、姿态丰富，很少僵化呆板。特别是佛母、度母、神母、供养天女等大多被描绘成身材修长、容貌娇美的美女形象，其中的一些可以说是佛教壁画中最优美的人体画像；世俗生活题材的壁画更是多姿多彩，许多都是画匠的即兴之作。
古格是个尚武的王国，在遗址内有暗道、碉堡、武器库，还有城墙。古格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造就了雄踞一方的王国，最终却又让战争葬送了自己。无数个岁月过去了，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这块沉睡了三百年的秘境上发现许多散乱的盔甲、马骨、盾牌和箭杆。传说，在与拉达克人的战争中，两军决战的场面尤为惨烈，杀声震天，刀光闪烁，尸体遍野，血流咸河。强悍的拉达克人灭掉了自己的兄弟之国后，却没有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立脚，为了防止古格人卷土重来，他们在胜利的狂欢中把这座城堡变成了一片废墟。
古格故城中的建筑遣址
弹指千年间，历史逝去了，留下的只有这座缄默肃立的残垣断壁，屹立于风雨之中，岿然不动……一个红极一时的王国消失了，曾有着英雄色彩的古格人也从此杏无踪影了。他们到了何方？千疮百孔的城堡悄无声息地卧在阿里高原上，如同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没有作答，它也做不出回答……
夜郎古国之谜
“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原文是：“夜郎王与汉使曰：‘汉孰与我大？’”这样，“自大”的名声也就落在夜郎头上，一戴就是两千多年。然而，有关它的历史情况，知者并不多。
“夜郎古国”，不管它是一个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也好，或者仍然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也好，至少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河平年间，的确存在了二百五十多年。“夜郎王”虽因说了“汉孰与我大”的话，以至贻笑近两千年。不过，从当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等情况看，他确实是有自大的理由的。
不过，“夜郎古国”距今毕竟两千年了，在中国正统史家的笔下，对这样一个化外“南夷”小国的事迹，虽有记载，却往往语焉不详。加上以后以“夜郎”为地名者，时过境迁，远非当年旧地。这就使后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连“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也无人能道其详了。
近年来，随着“夜郎史”专题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对有关“夜郎”地望、族属、社会性质等一类问题的了解有了较大进展。在这方面，首先是采用对有关史籍上的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人们根据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所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邓都国”和《云南通志·夜郎考》的考证，先划出一个“大夜郎国”的范围来，其范围大致在今贵州（除去东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边缘一带。又根据《史记》记载：“夜郎者，临（柯）江”，将探索范围进一步缩小，进而寻找“夜郎国”及其“国都”之所在。
关于“夜郎国”及其“国都”，一种看法是沿袭清人郑珍在《柯十六县问答》（载《遵义府志》）一文里提出的“今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这一观点而稍作发挥，或说在安顺北部；或说在安顺、镇宁、六枝一带；或说在安顺县东南广顺。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夜郎国”及其中心区应在今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地区，其东南境到贞丰、望谟、册亨一带。有人还依据《安顺府志》和《威宁县志·夜郎县考》上的论述推断：西汉成帝河平中，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时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国”的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它约在今贞丰、望谟一带，甚而指称“与北盘江会于贞丰之者香，即夜郎国都也。”
不过，围绕古代典籍有限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几种观点，大都只是沿袭明清学者的说法而已，且其中多有难以自圆之处。解放以来，贵州、云南等地的考古发现，则为探索夜郎故地打开了新的局面。几十年来，在贵州清镇、平坝、安顺、赫章、兴义等十一个县内，已发现不少汉代遗址和汉墓等。如安顺县东南宁谷公社汉墓就有百座以上。众多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印证了“夜郎国”中心在贵州西部偏南地区的文献考订。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史记》、《汉书》都提到过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85年已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掘出来。我们可以期待，随着贵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虽然不一定能将两千年前的“夜郎王之印”和《华阳国志》上留名的“夜郎庄王墓”发掘出来，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古夜郎遗物、遗址重见天日，且为我们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有关材料。
此外，从民族学的领域切入，是解开“夜郎”古国之谜的又一突破口。因为，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越人、濮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从而也为我们传递来不少有关古夜郎国情况的信息。如解放后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额》及《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等等中，就有关于彝族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记载。
而对于与“夜郎文化”有关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广西壮族西部文化（特别是桂西地区古代文化）的综合、比较的研究，亦有助于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狭窄的毛病，给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触发和启示。因为，“夜郎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和这些比邻地区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如，1957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辅初出土的西汉中期铜鼓上，其造型和鼓饰船纹、牛纹和羽人，就与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的铜鼓、广西西林铜鼓葬使用的铜鼓，多有相似之处。
考古工作者为探求夜郎古国投入了大量心血，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夜郎王族或主体臣民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难以获得圆满的答案。笼罩在夜郎古国身上的重重迷雾，何时才能拨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