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款示意
元代的署款形式称为“平头款”，所谓“平头款”，就是将长的题诗和题跋，分成二行或几行书写，但无论字体结构如何变化，每竖行的第一个字和相邻的竖行的第一个字，必须平行在一条水平线上。每竖行的下端，字数可多可少，可以参差不齐，但竖行上端的字和相邻竖行的第一个字非得平齐，这就叫做“平头款”。打个比方，就象我们排列四路纵队一样，每队后面的人数可多可少，但四个排头兵必须整齐地排列在一条横线上，后面的人再向这四个排头兵看齐。这种“平头款”的形式，从元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明代的嘉靖年间，嘉靖以后的款识书写形式，从第二行起，开始向上抬高二格，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有其一般的规律，又有其特殊性，不可谓绝对化，否则，在鉴定工作中，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抬头款示意各个时代所产生的避讳字，在书画鉴定中也显示着明显的时代性，所以用来作为断代的依据。早在唐代的书札和文章中，就已经有了避皇讳和避家讳的例子。郎唐代蓍名文学家柳宗元在《封建论》文章的一开始“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这里的“生人”，本应写为“生民”的，把“民”改为“人”，即是在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所谓避讳，分为避皇讳和避家讳两种，避皇讳就是避当朝皇帝及先帝的名字。避家讳则是避作者自己长辈及先祖的名字。避皇讳，规律容易掌握，避家讳，就显得比较困难，往往很难考证出作者先辈的名字，所以很难知道作者是避先辈谁的讳。
从宋代开始，避讳的形式比较严格，一般地讲，宋代避讳有这样几种方式；
1 缺末笔避讳，将所讳之字的最后一笔空缺不写，如“玄”作“”，“弘”作“”，“敦”作“”。
2 将所讳之字用同音字代替，如“玄”作“元”’“祯”作“真”。
3 将所讳之字，加注说明，如“桓”字讳，下注［渊圣御名］。“耩”字讳，注［今上御名］或［太上御名］。“”字讳，注［御名］。
宋始祖玄朗时，避所有带“玄”和“良”字结构的字，如舷、眩、玄、弦、泫、纟玄、县、畜、恨、诅、狼、土良、朗、等。
宋曾祖王延时，避所有带“廷”字结构的字，如挺、廷、庭等。
宋祖父敬时，避所有带有“敬”字结构的字，如“敬、警、擎、檠、儆。另外还避和“敬”字谐音的字，如竟、境、镜、獍等。
宋父弘殷时，避所有带“弘”和“殷”字结构的字，如弘、殷、纟弘、氵殷、泓等。
到了宋太祖赵匡胤时，除避上述宋朝祖先的讳外，还避带有“匡”和“胤”等结构的字，如匡、眶、筐、勖、廷（避祖先）、胤、酉胤、革引（避音）等。
到了宋太宗赵吴（初名匡羲，后改名光羲）时，主要避带有“火”字结构的字，如炅、耿、炯和憧、憬、扃等字。
宋真宗赵恒时，则避：恒、垣、姬、恨等字。
宋仁宗赵祯时，则避祯、贞、桢、等带有“贞”字结构的字和带有“贞”声的字，如徵、等字。
宋英宗赵曙时，避带有“署”字结构和“署”声的字，如曙、署、薯、竖、属、赎、杼、澍、抒等字。
宋神宗赵顼时，则避；顼、旭、等字。
宋哲宗赵煦时，避：煦、口句、酗、休、咻等字。
宋徽宗赵佶时，避：佶、吉、黠、咭、郅、姑、鲒等字。
宋钦宗赵桓时，避：桓、垣、恒、洹、完、丸、院、芄、莞、纨、源、萑、鹳、苋、狙、皖、瑗等字。
宋高宗赵时，避：横、苒、觏、勾、钩、口勾、彀、媚、逅、诟、雄、遘、媾、篝、鞲、鸲、岣、觳、彀、够等形声字。
宋孝宗赵时，避：、慎、蜃等字。
宋光宗赵忄享时，避：忄享、敦、纟享、钅享、鹑、墩、等字。
宋宁宗赵时，避：擴、纩、郭、霍、革敦、革享等字。
宋理宗赵昀时，避：昀、匀、驯、巡等字。
真正到了宋度宗赵礻基时，宋势已经衰落，帝位为时甚短，虽有避讳之列，但已无意严守了，在一些书作题识中已不多见。
北宋后期虽然与金并存（宋政和五年即是金太祖元年），但从文献资料上看，金朝是不存在避讳的。
南宋与金、元、南北鼎立并存。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开始，到元后主天元终，据《廿二史答刂记》，云“元帝后皆不讳名”。
明代避讳不甚讲究，除避少数皇讳，如明太祖朱元章的“元”，讳笔作“原”，明光宗朱常洛的“常洛”讳作“”、“雒”，明熹宗朱由校，缺笔讳作“”或作“较”，明思宗朱由检，讳？检”作“简”外，一般不严格避讳。
清代在康熙帝烨以前，无所谓避讳，至玄烨时较为讲究，如讳“玄”，以“元”字替代，或缺笔避讳。同时，兼避：炫、弦、眩、铉、率、牵。讳烨缺笔作“”，或以“煜”字代替，兼避“晔”作“日彗”字。
至雍正帝胤礻真时，讳：“胤”，用“允”字替代，或以嗣裔代，或缺末笔作“”，“稹”字以“正”代替，兼避“真”、“贞”。
乾隆帝弘时，讳： “弘”字，以“宏”代替，或缺笔作“”，并将“”写作“”，把“强”字写作“强”，把“”写作。
嘉庆帝禺页琰时，讳“禺页琰”两字，“禺页字作“永”，或缺末笔，“琰”字改作“”。
道光帝时，讳“”字，缺末笔作“”，或改作“”字。
咸丰市奕讠宁时，讳“讠宁”字，凡遇“宁”旁字时，皆缺笔。
同治帝载淳时，讳“淳”字，改作“”，或缺笔作“淳”。遇“醇”作“”。
光绪帝载氵恬时，讳“”，缺末笔避讳。
宣统帝溥时，讳“”字，改作“彝”，或缺末笔作“”。
了解了这些基本避讳的知识以后，对鉴定进行断代和辨别真伪就有直接的帮助。比如，元代画家赵元（？—1372年），入明后，因避明太祖朱元章的“元”，遂改“元”为“原”，后因被征至京，图往贤功名者像，应对忤旨而被杀。如果赵元的作品，在元代署“赵元”款是符合情理的。待其入明后，如洪武年作品仍署“赵元”款，而不知道避皇讳的话，这件作品就有问题了。同样，清初“四王”画家中的王鉴，康熙人，最初号“玄照”，他的作品康熙以前都署“玄照”款印，到了康熙帝玄烨继位后，他才避讳“玄”字改“圆照”的。所以，王鉴的作品，康熙元年（1662年）以后的，决不可能出现“玄照”的印款。又如清中期著名金石书家邓石如（名琰），于乾隆时期的作品都署“邓琰”款，到了嘉庆颐元年，仁宗颐琰称帝时，“邓琰”款便因讳“琰”字，而改号“石如”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嘉庆以后的作品，邓石如再也不会落署“邓琰”的款了。再如，晚清篆刻家、书画家吴大激，原名吴大淳，同治年间因避穆宗载淳的讳，将“淳”改字为“”。
总之，避讳的问题十分复杂，有时应该避讳的文字，书画中则确实漏避了。如米芾《蜀素帖》卷中，两个该避讳的“殷”字，只缺笔避了一个，另一个则未作理会，这种情况虽属个别，但不能因为它局部的漏避一个字，就一定否定原作的真实性。相反，有些后世摹写前世的作品，如确定的南宋赵的临唐代虞世南《二体千字文》卷，即是完全按照唐人的原件而忠实摹写的，文内的文字均属避唐讳，如：“渊”作“”，“世民”作“”等，宋讳则反而不避。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客观认真的审视，从笔法、质地和气息上综合分析判断断，否则，容易将其误定为唐人所作。近人陈垣所著的《史讳举例》，对于避讳字有详尽的考证，可以参阅。
个人风格鉴定
书画家的个人风格系指书画家在书画创作的过程中，流露出的，长年形成的用笔习惯（亦称笔性）或署款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书写方式，首先谈一下署款中的个人风格问题。
例如：宋徽宗赵佶的署款习惯，一般是在完成的作品上先书上“御制御画并书”或写上“宣和殿御制并书”的“瘦金书”书体，然后钤上“御书”朱文长方印，或钤上一枚“御书”葫芦形印，印泥为蜜质的（宋代的印泥是以蜂蜜和朱砂调和，做成印泥的。元代的印泥多为水印，即以胶水调朱砂色，因而钤盖时，显得稀薄或模糊不清。明、清时代的印泥一般为油印，即把经过多年晒制的蓖麻油调以朱砂等颜色制成），最后再画“天下一人”的押（如“”形）。赵佶的画押一般讲，分有两个时期，早期的款押用笔纤细瘦弱，晚年的款押肥粗劲健。他3l岁以前的写法（1112年），下垂的两笔线条向左右叉出，右笔斜度较大，如韩混《文苑图》中的画押“”。31岁以后的画押开始翘脚，形成“天”的形式，这种翘脚的画押，时间只有五年左右（即1112—1117年之间）。晚年的画押，下垂的两笔开始收拢，形成“”的形状。
宋徽宗的题签和金章宗的题签，字形极为相似，金章宗也学“瘦金体”，他们书写图名时区别仅在于徽宗写“图”字如“”（上为“口”），而金章宗写“图”为“（上为“个”）。
北宋的书画家米芾的署款，也很具特色，他的“”写法如“”，四十一岁以前则书为“黻”，行书则写成“芾”，而从不写为“芾”，作伪者不掌握这个规律，往往将“”写为“芾”（“市”和“市”的区别）。
“元四家”中的倪瓒，从不写这样的“倪”字，而写成叫“”，晚年则把“”（）字中间的距离拉得较宽，“瓒”字的写法，早期为“”（“”，而非“麸”，至正十三年以前这样写），晚期写“瓒”为“”（为“”字，而从不写成“”），并且“”字的“王”边旁和“”的上面近于平齐，形如“”，这就是倪瓒的署款特点，而作伪者往往将“扶”写为“”字。
元代赵孟颊常题“水精宫道人”款，而作伪者又往往误“精”为“晶”，错写成“水晶宫道人”，一字之差，破绽皆露。“赵文敏”是赵孟死后的谥号，而有的作伪者又无知地将谥号写在有标明其生前年号的赝品里，闹出荒唐的笑话来。赵孟在书法中往往习惯落“孟”款，在绘画上则签“子昂”款，他的“”字写法，“北”字弯曲成圆角的，多为真迹，而挑脚如“”或折脚如“”的，多为赝品。他的“昂”字写法如“”，是真迹，“昂”字下面写“”的是伪作。赵孟的伪作特多，明代人金琮，专假赵书，且颇能得其神情。后人也有将金琮本款的作品，挖去金琮款，添上赵盂的伪款，冒充赵字。
吴镇的署款，多署“梅华道人吴镇”，而作伪者则多署“梅道人吴镇”，虽然仅差一字，其中便有是非真伪之谛。吴镇的赝品，尤以詹僖仿制最为神似，其仿吴镇的墨竹和书法，十分娴熟，写得很流畅，欺骗性极大，唯侧锋偏多，时而露出破绽。
文徵明的署款，四十四岁之前书“文壁”款，“壁”字有“从土不从玉”之说，他兄弟三人的名字，也都是“从土”的，如兄名“文奎”、弟名“文室”，而作伪者则多把“文壁”误写为“文璧”，从而便可识得伪劣之作。文氏四十四岁以后，他便不再写“文壁”款，而以字行，改书“徵明”，他的“明”字写法郊“朋”，而从不写作“明”。文徵明的书法赝品，尤以“赤壁赋”造假最多，有的书卷还写得酷似，但对于这种“笔笔象”的“酷似”作品，尤其需要多加注意，因为太过于“规格化”了，作伪者生怕你不相信，因此要“笔笔象”，这样反而很不自然，好似在“做戏”。
“吴门四家”中的仇英（号实父），他的作品造假最多，主要为明末清初时造的“苏州片子”（一种假画的俗称）。他的署款行楷书一般写为“实父仇英制”，而其中“实”字的写法为“”，中间写“田”而不写“”，赝品一般多写为“”字，中间写“”的都是假的。但隶书款除外，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仙山楼阁图》轴，其中为隶书署款，“实”字的写法为“”，画作又确是真迹。仇英的画作用笔，极为精工，很难见到“懈笔”（松懈不严谨的用笔），所以，鉴定仇英的作品，一看款中的“实”字，二看有无“懈笔”，三看他画中独具个性的“小眼睛人物”（仇英所画的人物，眼神与众不同，很特别，是一种“恍恍惚惚，似睡非睡，似睁非睁”的小眼睛），三者结合，互为映证，方才可靠。
明代吴门的书法家吴宽的署款，“宽”字的写法也有讲究，真迹写法如“”，“”分四笔写成，写“艹”的皆假。某博物馆有一张红金笺书写的吴宽字扇，红金笺是明代的，字却是假的，原因就在“”与“艹”的区别上。
在董其昌的书画署款中，过去鉴定界曾有“画无其昌”“字无玄宰”之说，意思是说董其昌在绘画上，从不署“其昌”的名款，皆书“玄宰”二字，而在他的书法中，又从不署“玄宰”款，而书以“其昌”的字样，现在看来这句话是片面的，只能相对理解。南京博物院有很好的董其昌画作，其中《瑞芝图》轴、《山水卷》等皆落“其昌”款，《山水卷》尤为精绝，画卷以楷书写款，且不钤印，这种由楷书落“其昌”款，又不钤印的画作，却是董其昌画作中的至精之品，只有在董其昌的得意之作中，他才用楷书写款，且以不钤印章的特殊方式来显示他的精作。
传世的董其昌书画赝品极多，董其昌也乐得其趣，曾自谓“余画山水，郡中多赝本，反工于余，余无以止之，以此辨之，知真者，不必工也。”事实上，在鉴定董其昌的绘画作品中，往往以“丑董”为真，他的真迹中追求的多是一种稚朴天真的拙味，线条稚拙不连贯，而且曲如蚯蚓，可谓无半寸直线，初看确实不美，然“丑拙”之中，淡泊明洁之美则又历历在目，雅韵高妙之处便结于此。
朱耷是明宗室后裔，清初著名的遗民书画家，号八大山人。早年署款有“刃”“个山”等，晚年署“八大山人”款，并将“八大山人”四字隐寓书写成“哭之”“笑之”的画押形式，以喻他入清后苟且偷生、哭笑不得的压抑生活。他69岁以前书写的“八大山人”款中，带有明显的篆意，“八”字写法折笔作弯交状，形如“”。69岁以后署的“八大山人”款，已不再有这种硬性的折笔，被称作“光头款”。朱耷在所署的年款中，往往也只署，“天干”，不署“地支”，有时又故意把“地支”变写成“古干支”，喻为“有天无地”。他的弟弟号牛石慧，也善画，有作品传世，多作花卉蔬果等，署款也十分怪诞，把“牛石慧”三字连缀书写成“生不拜君”的字样，传说他的“牛”字和八大山人的“八”字，拼凑在一起，正好组合成一个“朱”字，意为“朱不拜君”，用以渲泄他朱姓皇戚反清复仇的愤懑情绪。
“四王”中的王晕，早年署“象先”名款，尔后才署“王”款，他早年的作品，“”字上的“羽”字较大，而越到晚年，“”字上的“羽”字压缩得越扁，而“羽”下面的“军”字却越来越开张。
王原祁的署款，一般署为“康熙×年麓台王原祁仿某某笔意”等题识，他康熙的“熙”字写法很有讲究，楷书写为“熙”，行书写为“”，而赝品山水中，“熙”子的与法往往为“”。
乾隆时的宫廷画家张宗苍以善画山水著名，他署款的“苍”字写法也很有特色，“”头分四笔写成，其中第三笔的“撇”拉得极长，正好充作下面“”字的第一笔“撇”，而下面的“”字，则省去一撇，形如“”，完整的写法则为“”。凡“草头”中的“撇”和“”字的“撇”分开为两笔的画皆伪。
图111“扬州八怪”中的李鱼单（字复堂），署款也很具特点，他的“”字有四种写法，分别为“”、“”、“”、”。早年署款用“魚”旁，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63岁）开始改“魚”旁为“角”旁，从鉴定的意义上看，这很重要，也就是说，在他63岁以前的作品中，绝对没有署过“角”旁的“”字，否则画伪。但是，“焦”旁的“”字，在他63岁以后的作品中还有间用着，但极少，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点，还须注意。他有时也铃“裹善”或“腹糖”的印款，戏取“李”和“复堂”的谐音。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纪年时比较喜欢用“古干支”，如某画作中署有“懊道人李作于焉逢摄提格”，这个“焉逢摄提格”，就是“古干支”款，意为“甲寅”的纪年。“古干支’’出自诗经“尔雅”篇和“史记”中，在一些有关文史或画家年谱的书籍中都可以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