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
他尤善章草，有“草圣”之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评价相当高，尤以草书为最。
魏晋完成书体演变
晋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和唐诗、宋词、元曲相体并论，从历史上“唐诗、晋字、汉文章”就可以看出对晋代书法的评价。
北魏时期的书法，人们常常对无名氏书迹一视同仁地视为“民间书法”，那个时期的书法风气是鼓励“百花齐放”，写字作书没有正体的规约，自由自在。而品评鉴赏，大多照搬清朝论家的话语，例如把北朝人写变了形的隶书称为“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是袭用康有为的说法，轻而易举地把这一转变期延长了百年。
还有一类概述性的书史著作，将古代书论中的一些宏观性评语，如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及“碑学”之论搬来作书法史的提纲。但是，貌似“广泛综合”的宏观概述，往往不可靠，其中潜伏着似是而非的肤浅。
经由了隶书为主宰的两汉，书法至魏晋，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至此，所有书体全面问世，尤其是草书、楷书、行书的独立门户。
此时期的书体变化也最为复杂多端，几种书体大规模地交轨并行，而不是单线发展。也可以说，在书法的实用与艺术这两个主要因子中，艺术因子空前活跃。三国吴出现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悬针篆书中蕴涵隶书气韵，这不只是地域性的书风代表，更能传达书家的个性。
而魏《曹真残碑》、东晋《爨宝子碑》、《好大王碑》以及《谢鲲墓志》，奇纵方刚，隶书之形貌始蜕，启后来北碑书法体格。
曹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为楷书经典的开山之作。
吴皇象《急就章》、《文武帖》，晋杜预《岁终帖》，索靖《月仪章》、《出师颂》，陆机《平复帖》（目前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以及无名氏《孤不度德量力帖》等，为章草书之范本。
书法史上所谓的“二王”帖学派系，即出自东晋的王羲之与王献之。
王羲之有章草《豹奴帖》、《十七帖》、《寒切帖》，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
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
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
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轮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
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能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没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
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
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 《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 （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传世墨迹可以让你对“精采绝伦”四个字有深刻的体会。书圣就是书圣，他的作品美轮美奂，无雷同乏味之嫌，朴素清俊，遒劲古幽。
中国书艺在他笔下成就最高个人顶峰，其后各代大家只是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完善：或意或法、或韵或势，局部过之者不乏其人，整体而论，无出其右。
不激不厉，风神自远；一旦你刻意追求，反而得失毕现。遍观历代大家，大多于后期得力羲之而大进，鲜见早年能有心得者，可见羲之之书境非朝夕可理解。
东晋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中，最显赫的要算王氏家族了，而书法成就最卓著的也当之无愧的属于王氏一族。王氏家族书法家最多。在这个书法世家里，有父子争胜，兄弟较劲，还有夫妻比试，姻亲相学等，互相传袭，这不仅在书法史上显得极为耀眼，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特别是出现了书圣王羲之和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父子二人被世人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344—386）
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献之幼学于父，从小就显露出超人才华，才气勃发，咄咄逼人。
王献之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英俊豪迈，自成一家，令人刮目相看。可惜天妒其才，四十二岁就过早病卒。
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小楷《洛神赋》。
王献之的小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
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鸭头丸帖》是王献之行草书作品。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该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王献之创“稿行之草”为其一大贡献，创草书“一笔书”为其又一大贡献。
他将张芝的章草和其父王羲之的今草又向前推进一层。草书名作《中秋帖》就是其“一笔书”的代表作，笔势连续不断，宛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表现出一种雄姿英发的爽爽之气，世人评价甚高，被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
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在书法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显，献则以行草为能。唐代曾有过扬羲抑献的时期，其实评品书法不能以一种书体来断定孰劣孰优。王献之能在其父的笼罩之下独树一帜，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王献之的超迈才气。
王献之兄王徽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性卓荣不羁，不修边幅，善真、草书，《宣和书谱》评价其“律以家法，在羲献间”，传世作品有《新月帖》等。
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王献之的字。王氏后代大书法家王僧虔（425—485）、王志父子尤为显著。辽宁博物馆藏有父子俩的摹本，分别是《万岁通天帖》中的第八帖《王琰帖》和第十帖《一日无申帖》。
“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草书。此外，王殉《伯远帖》，亦有“二王”法度（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
晋人墨本《法华经残卷》，楷书而存隶书气息，得行书笔意，横笔轻起，捺笔重掷，在貌似谨严中暗含灵便，此类“经生书”，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此外，楼兰出土的大批残纸，如《李柏文书》，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书法的真面貌，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南北朝名人名家名领风骚
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绩是楷书，主要见于墓志碑刻当中。此一时期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南朝名书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书家有崔浩、郑昭道、赵文渊等。
南朝墓志《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等，方圆并济，已在碑体书中露出楷书灵秀之风。梁时《瘗鹤铭》石刻，楷书而有行书、隶书笔意，开张纵逸，有摩崖气度。
北朝书法风范，同时显著于大批造像、碑刻与墓志当中，其面目之丰富，似又重复汉碑之辉煌。
初期碑刻，方劲斩截，尚遗隶意，如《嵩高灵庙碑》，而龙门造像诸品，因势布局，刀笔相加，《始平公造像》为其杰作。
后来之《张猛龙》、《贾思伯》、《根法师》、《敬使君》以及造像《高归彦》、《五百人》等，更见用笔之灵变。而《石门铭》、《华岳颂》与云峰山石刻，则别有一番光景。
至若北朝诸墓志，则体态多姿，各具风韵， 《张玄墓志》、《元桢墓志》、《元鉴墓志》、《元演墓志》、《元慧墓志》《高贞碑》、《李谋墓志》、《于景墓志》、《郑文公碑》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元怀墓志》等，俨然已是唐人楷书的景象。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高昌十一年《令狐天恩砖志》墨书，犹有碑书之劲健斩截，与出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皇兴二年墨迹《康那造幡发愿文》，一样，颇堪玩味的是，碑书用笔方刚斩截之妙。
南北朝书法，其承前启后作用，首推北碑，而北碑又以魏碑为代表。
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代表是《始平公造像记》。该碑文本是附属於佛龛的题记，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於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北壁。题记由孟达撰文，朱义章楷书，全部阳刻，逐字界格，在造像记中独树一帜。
记文内容寄造像者宗教情怀，兼为往生者求福除灾。清乾隆年间始被黄易（1744—1801）发现，受到书坛重视，列入“龙门二十品”。
隋唐时代争奇斗争妍
隋代楷书，承传北朝墓志之精华，脱略更多的锋棱而日趋温雅，如《龙藏寺》、《董美人》、《贺若宜》、《苏孝慈》、《龙华寺》、《昭仁寺》、《孟显达》等，已开唐人楷书之先。
隋人章草书《出师颂》，今见者有写本和拓本，其用笔简率中兼得老到。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则承前启后，为真草范本。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杰”。初唐楷书范本，碑刻有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皇甫诞》，虞世南《孔子庙堂》，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孟法师》，薛稷《信行禅师》以及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等，而欧阳询行书《卜商读书帖》、《梦奠帖》、《张翰思鲈帖》等，墨本已可珍，尤可揣摩笔法。
唐代的“扬虞抑欧”之论，其标准不全在于书法艺术本身，而与帝王的评骘、家庭背景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褚遂良书风的形成，颇受当时台省书手的影响。而颜真卿书法风貌的孕育，一方面来自颜氏的家学渊源，另方面也颇受母族殷氏的孳乳。
盛唐，书家群起，风格纷呈，主要有如下大家。
李邕（生卒年不详）
其行楷书平中见奇，优游不迫，如《叶有道》、 《岳麓寺》、《云麾将军》、《法华寺》等皆是。
张旭（生卒年不详）
张旭草书一出，彻底变革了“二王”草书的理路，纵横跌宕，若《肚痛贴》、《古诗四帖》皆是，遂有“颠张”、“草圣”之誉。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
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大醉后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或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
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或“颠张狂素”。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张旭还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
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
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
唐韩愈《送高阳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
陈翰彬书
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草书古诗四首》墨迹本，传为张旭狂草之作。五色笺，凡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其内容，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疑为伪托）。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
今人郭子绪去：“《古诗四帖》，可以说是张旭全部生命的结晶，是天才美和自然美的典型，民族艺术的精华，永恒美的象征。”（《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笔下的张旭，活脱脱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他的神采一直为世人所倾倒。
颜真卿（709—785）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唐代杰出的书法家。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五世祖颜师古是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
颜真卿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人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唆使皇帝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后为李希烈缢杀。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
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
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其楷书熔铸古今，若《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颜勤礼》、《颜氏家庙》、《告身帖》等，雄浑豪迈，一幅盛唐气象。
其行草书墨迹，有著名的“三稿”——《祭侄文稿》、《祭伯稿》、《争座位帖》，以及《刘中使》、《湖州帖》、《送刘太冲》等，以楷法为基，收放得宜，法度森严，为后世推崇。其中《祭侄稿》更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祭侄文稿》原迹藏台湾故宫博物院，25行，共230字。
此帖本是颜真卿为自己的侄子写的一篇祭文草稿，他的侄子季明为叛军安禄山所残杀。这件作品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由于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桀之处颇多，时有涂抹。
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动，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
元代张敬晏题跋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
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