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应归功于她的父母和周围许许多多热心帮助她的人，是他们给她创造的良好教育环境，使海伦·凯勒得以少女时代的海伦·凯勒在用手指与她的老师交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认知世界。自从海伦·凯勒大病之后，母亲就想尽办法帮助她了解各种事物，并经常给她以鼓励，父亲也经常引导她到庭院中触摸各种植物。在他们的引导下，凭着自身的聪慧，海伦已能摸索着帮助妈妈干家务，并用手势或身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1887年，在发明电话机的著名科学家亚历山大·贝尔博士的帮助下，一位博学而热心的家庭教师安·曼丝福特·莎莉文来到海伦身边。她给了海伦无私的爱和帮助，她用手指在海伦的手心里拼写各种事物的单词，并带她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她慢慢认识自己所处的世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海伦掌握了英语的要领，开始用指语与别人交流思想。与此同时，在莎莉文老师的培养下，海伦还形成了积极向上、开朗乐观的性格。
1888年5月，海伦·凯勒到波士顿的帕金斯盲校就读。1890年3月26日起，海伦在声学专家沙拉·赫拉的指导下用触摸嘴唇的方法开始学习发声，终于说出了清楚而完整的句子，一时间，海伦成了闻名遥迩的新陶人物。1893年，贝尔博士邀海伦参观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使她大开眼界。此后，海伦便开始系统地学习专门学科，先后学习了拉丁文、算术、人文地理、法文、德文等课程。
1896年10月，海伦·凯勒萌生了到大学读书的念头，而且她所选择的学校是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这所学校入学考试极严，许多优秀学生都难以通过，海伦却知难而上，向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努力。她先到哈佛大学附属的剑桥女子学校读预科。在三年中，她学习了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物理、天文等课程，为进入哈佛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899年6月30日，海伦顺利通过哈佛大学拉多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取得哈佛大学入学资格。
海伦·凯勒能进人哈佛大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聪慧的天资和不懈的努力。尽管不能听见声音，看到事物，但她仍表现出很高的悟性，同正常儿童一样聪明活泼，对外界事物的好奇更是她认知世界的动力。这是凯勒走向成功取得成绩的基础。另外，海伦有着非凡的毅力，凡是她下决心要达到的目标，她总是排除一切险阻，去争取达到。正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说，她无法像旁人一样走在宽广平坦的大路上，但崎岖不平，甚至满是荆棘的小路仍然是路，只要有路，她就准备去走，再艰险也决不回头。在各个阶段的学习中，海伦一直非常勤奋，刻苦，反复练习、摸索。特别是在剑桥女子学校上学时，更是付出了比普通人多得多的汗水。因为剑桥女子学校是普通学校，没有具有教育盲哑学生经验的老师。因此，海伦上课时，必须由莎莉文老师在课堂上用指语转达回去。另外，她要学的很多学科都没有点字课本。她必须自己将其改成点字才能学习，另外她也无法在教室里做笔记或写练习，作文和翻译都必须带回家去，用打字机来打。在上数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时，正常的学生能一看就明的东西，海伦由于生理障碍的原因则需要更多的解说才能了解。这些困难的存在并没有将海伦击倒，反而使其更加坚强、向上。
另外，海伦周围许许多多的热心人所给予的无私帮助也是海伦提高自身修养、自立自强的坚强后盾。最值得一提的是海伦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她长年与海伦形影不离，教育她、引导她，并担当她的翻译、照顾她的生活，用无私的爱鼓起她生命的风帆，令人钦佩、敬仰。大科学家贝尔博士也给了海伦父亲般的关怀。他不仅发明了聋哑教育的读唇法，还坚持提倡聋哑人学习讲话。他将海伦由黑暗孤独的世界带到一个光明充满爱的世界。海伦的家庭教师就是经他推荐而来到海伦身边。他还邀请海伦参加了万国博览会和聋哑教育促进大会。海伦一生努力学习讲话，就是受了他的启发。此外，教海伦发声说话的声学专家沙拉·赫拉先生，在剑桥女子学院就学时特意为海伦学习指语的奇尔索校长、德语老师克雷特、著名传道家布雷克斯大主教、诗人兼医生欧立巴·霍姆斯博士，美国牧师兼作家爱德华·海依尔博士等都给了海伦热心帮助。企业家洛奇先生不但供给海伦和莎莉文老师的生活费，而且资助了她上大学的费用。如果没有这些人士的帮助，海伦就不可能完成学业，找到实现自我的路。
海伦进入渴望已久的大学之后，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学习。莎莉文老师一直陪在她的身旁，将教授的话一字一句转成指语传达给她，并且转述没有盲文点字课本的讲义。她必须花数倍于普通人的时间，才能学到讲义的内容。但是她从不叫苦，而且她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1903年，她出版了自传《我的生涯》、《乐天主义》。大学毕业后，海伦与莎莉文在连杉的一间古老农舍里，以卖稿为生。此外，她还积极致力于盲人福利事业。她与“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的康培尔先生一起到议会请愿，成立了专门保护盲人的特别委员会，并成立专门教导盲人做手工艺的实验所。1906年，海伦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海伦多次参加各地团体的会议，进行现身说法的演讲，以推动公众对盲人福利事业的的关注。1924年后，海伦又投入到为盲人募捐的工作之中。同时，海伦又出版了自传《中流》和《我的家教》等书。她出访了欧、亚、非、美等各个国家，为盲人们募捐，为他们的福利事业奔走呼吁。在她的努力下，各国人士开始正视这个问题，纷纷设立为残障者谋福利的各种机构。为了表彰她无私的爱心奉献及对人类的巨大贡献，1959年，联合国大厦举行了表彰海伦·凯勒的隆重仪式。1960年，为纪念她80岁生日而组成的“海伦80岁纪念财团”募集了125万美元，从而创立了“海伦·凯勒国际奖”，以奖励全世界对盲哑教育有卓越贡献的个人或团体。同时，美国纽约的华克纳市长宣布将6月27日作为“海伦·凯勒纪念日”，让后人永远纪念她。
1997年，87岁的海伦·凯勒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直到她无法下床之前，她一直没有停止为盲人谋福利的工作。
桑塔亚那的性格之谜
乔治·桑塔亚那，美国现代哲学家、诗人。著有《魔鬼，神学上的悲剧》、《诗歌和宗教的解释》、《理性生活》5卷、《教义之风》、《德国哲学中的利己主义》、《美国人的性格和见解》、《柏拉图主义和精神生活》、《存在的王国》、《最后的清教徒》、《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等。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一样，是过去时代的回声。虽然他出生在西班牙，受教育在美国，但他既不像西班牙人，也不像美国人，他在精神上和性格上都像是古代希腊的最后移民。
乔治·桑塔亚那的父亲曾任菲律宾群岛上的官员，曾经三次绕世界航行，有许多关于“那浩瀚的海洋、葱郁的椰子岛、迷人的马来半岛和住满中国人的广阔大陆”以及其他异邦风土人情的故事。从童年起，乔治·桑塔亚那的生活里就充满了对那些故事和奇迹的想象，而童年的经历也在他的一生中刻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他终身都带有那种古代和异邦的情调。
桑塔亚那是在他9岁的那年跟他的母亲移民到美国的。当时他的母亲刚刚结束她的第二次婚姻。桑塔亚那在波士顿的拉丁学校接受初等教育，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在大学里，他是一个狂热的足球迷，虽然他从来没有亲自上场踢过足球，但他却以一个诗人的身分从竞赛中找到快乐。“每一场足球比赛总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站在大地宽阔的脊背上，远离城镇，在你面前只有蓝天和远处的山岭。那里的风总在不停地刮着，而比赛竞争总是格外壮丽的。它以缩写的方式体现出了英雄美德，古代世界那俭朴的欢乐像在梦中一样又回到你的面前。”
从现代游戏激烈的竞争中引起了对古代梦想的回忆，这就是桑塔亚那对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描绘。
在哈佛，他对社交活动与对体育活动一样，虽然他经常参加同学们的各项活动，但他总喜欢以局外人的身分以那种喜悦而高雅的沉静态度环顾四周。他总是与女人们谈话，却从不跟她们跳舞。“我喜欢波士顿的女人，享受与她们谈话的愉快。他们有见识、有文化、有教养，在这些方面他们比男人强得多。”
桑塔亚那一生未婚。
他是他父母“反宗教信仰的产物”，他的父母把一切宗教都看做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他接受了这种看法但同时持有怀疑之心。他希望在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卢克莱修以及其他与他志趣相投的古代先哲在一起，在文雅的谈话中度过他的一生。
桑塔亚那的哲学著作是柏拉图主义、无神论和天主教教义的奇妙混合物。在他的全部信仰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理念的世界，这与柏拉图是一致的。桑塔亚那把它称为本质，那就是——过去曾经存在的、现在存在的和将来将要存在的，以及将来也决不会存在的那一切事物的形式。因为不仅在写小说、诗歌、戏剧中的伟大理念是本质，而且没有写出来的和将来也写不出来的理念也是本质。当本质“窥探”世界的时候，也就是当它对物质起作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存在物。
桑塔亚那一生未婚，他是一个哲人，也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同时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在理智上拒绝上帝，却在情感上接受上帝。他总是试图“睁着一只眼睛梦想从世界中分离出来，而又不对它抱有敌意，欢迎那短暂的美好事物，同情那短暂的苦难悲痛，但又不忘记它们多么的短暂。”桑塔亚那就是以这种规避但又不是敌意的态度度过他的一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辞去哈佛大学的职务，离开美国去到欧洲，并最后定居在罗马。之所以定居在罗马，是因为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接近过去，他相信他永远属于那个时代。他说，雅典与古代的柏拉图时期相比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繁荣一时的罗马废墟中间，他发现自己如在家中一样适宜。他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像一个更高贵时代的幽灵漫步在“这个卑下的现实中”。他很少参加宗教仪式，但经常去万神殿废墟，观看古代诸神的塑像，去圣皮埃特罗岛欣赏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他喜欢的是宗教的诗意而不是宗教的实践。
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埃斯库拉皮斯神庙的废墟附近的一块高地，埃斯库拉皮斯是古代的康复之神，也是苏格拉底崇拜的神之一。他经常在这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回想着在这里曾经有过的美好春天。桑塔亚那不是以悲哀的神情，而是以一种愉快的和哲学的平静心情，注视着被称做生命的那个“荒谬场面”。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他看到文明的淹没和****的胜利，但他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那样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他甚至以一种超然达观的自鸣得意的态度说，他是一个“墨索里尼”的伟大欣赏者。请注意，他在这里用的欣赏一词，并不意味着“赞成”，而是意味着“惊奇”。这是他的一贯用词方式，他总是以拉丁学者的谨慎态度仔细掂量他的用词。他欣赏恺撤，就像他欣赏一阵旋风或一场雪崩，他惊叹他们的力量，而不是赞成他们的破坏。实际上，桑塔亚那终生都在为破坏、残酷、非正义、压迫、战争而忧心忡忡。他在书中写道，“正是战争，浪费了国家的财富，剩下那些弱小的残废的和孱弱的人来养育下一代……现代的各个民族不再是英雄的后代而是奴隶的后代。”
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道：“天堂存在于万物和平之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和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一样，桑塔亚那又回到了古希腊。他的结论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思考的时间越长，就越是要返回到柏拉图。我们不需要新的哲学，我们只需要有勇气从最古老的至善中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努力寻找“与世无争的和平和宁静”，他差不多完全脱离了世界，住到罗马的圣玛丽修道院。在这里他与柏拉图和其他圣人为伴，欣赏天堂的预演，直到最后。1952年9月26日，他以89岁高龄悄然离世。
弗洛伊德“安乐死”之谜
1938年9月19日，在英国伦敦马勒斯费尔特公园道一所美丽新寓所里，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有人走近他的身边，俯下身去轻声地喊着他的名字，老人睁开眼，轻声说着什么，来人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握老人的手，答应采取措施减轻他的痛苦。老人很感激，接着对医生说：“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安娜。”
9月22日，老人的贴身医生舒尔给老人注射了吗啡，老人安然入睡了。第二天午夜，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9月26日，老人的遗体在伦敦哥尔德草地火葬场火化。许许多多的吊唁者参加了老人隆重的火化仪式。这个老人就是20世纪医学史；心理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被称为“精神分析之父”的弗洛伊德。
据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所说：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在莱茵河（科隆一带）定居已经相当长久了。但是，14、15世纪中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才向东逃走。而在19世纪中叶，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而迂回到德属奥地利。
犹太裔血统对于弗洛伊德今后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指犹太人的语言、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侮辱和歧视，给弗洛伊德提供了无形的强大精神力量，激励着他奋发图强地和专心致志地从事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科学分析事业。更确切地说，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的重要因素，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血统，不如说是犹太人所身受的压迫和歧视。
弗洛伊德曾说：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蔑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心甘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
弗洛伊德的童年时代以至他的整个一生，就是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环境中度过的。弗洛伊德的祖父叫斯洛莫。他的祖父是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夕，即1856年2月离开人世的。所以，当弗洛伊德出生时，作为对他的祖父的纪念，他的犹太名字也叫斯洛莫。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可布·弗洛伊德是毛织品小商人，手中只拥有微薄的资本。
弗洛伊德出生的地方是弗莱堡市内的一座两层楼小房，子。这座简陋的房子有一扇大门对着大街。从出生到3岁，弗洛伊德就在这里度过。弗洛伊德的幼年时代，家境并不富裕。他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跟父亲一样也做着半死不活的小本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