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应变是一种突发性的思维方式，事先毫无准备，事中却能迅速做出反应。这种“变”虽然是偶然的，但同样必须依赖于日常习惯。这是一种素养，是权诈之术。
任何事情都有难点，也都有特点，用将反攻克难点，也是人们能取得成功的一条通用途径。
曹操争夺和提拔人才颇有一套，很多事例被人们传为佳话，千古流传。“计赚徐庶”一事就是一个生动事例。
徐庶，字元直，与诸葛亮交往非常深厚。其才气与诸葛亮平分秋色，刘备在新野时曾得其谋略辅佐，打过几次胜仗。但是，好景不长，因其“为人至孝”，曹操把他骗到军营。
有了徐庶辅佐，刘备节节胜利。曹操问部下是谁为刘备划策。程昱向曹操谈了详细情况。说此人是颍川徐庶。
他从小好学击剑，中平末年，曾经为别人报仇杀过人，披发涂面躲避官府追拿，后来被抓获，问他叫什么他不回答，被官吏绑在车上游行示众，被同伴解救，逃走更名，至今还叫单福。此后更加勤奋好学，拜访各位名师，经常与司马徽在一起商谈司题。曹操又问程昱：徐庶的才能比你如何？程昱说强我十倍。
曹操说：让刘备得到了这样的贤士真是可惜啊，怎么办呢？程昱出了一个主意，说：“徐庶为人至孝，从小就死了父亲，只有老母健在，他的弟弟徐康也死了，老母无人奉养，可把他母亲骗来，令她写信召回儿子，那时徐庶必定会来。”曹操采用了程昱的办法，派人把徐母骗至曹营。然而，徐母不仅不为曹操写信，还拿砚台怒打曹操。
无奈，曹操只好令人模仿徐母的笔体给徐庶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被曹操禁闭，只有你来投降，我才能获救，你要速速前来，以全孝道，以后咱们再想办法回老家耕作，以更遭受大祸。徐庶信以为真，遂辞刘备来曹营侍奉老母。结果被老母痛骂一顿，老母自缢梁间。为此，徐庶抱恨终生，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一身的才气不得施展。
读完这段故事，令人惋惜的不是徐庶被骗，再有计谋的人也不可能一生不受一次骗。也不是徐母之死，徐母死得其所，流芳千古，令人敬佩。惋惜的是徐庶在家遭不幸以后不能振作！
这一故事世人争议颇多，有人说是曹操奸诈的体现，有人说是曹操爱才的表现，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讲，但曹操能够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对症下药，把握时机，而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不能不说还是技高一筹。
成大事要靠过硬的本领
大约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即努尔哈赤十八九岁左右，他和弟弟二人离开了李成梁，回到建州左卫。父亲塔克世因听信纳喇氏的话，在他刚到家时就与他分家，让他另立门户，但分给他们的家产都很少，尤其是牲畜和阿哈。这对于刚刚成家的努尔哈赤来说家庭负担就更重了。面对这一切，他并没有气馁和屈服，而是更加勇敢地走向了生活。
努尔哈赤为了养家糊口，曾经辗转各地，时常做佣工。也时常听从明朝边官征调，从征参战。因此，努尔哈赤相当熟悉本民族的语言、习俗，尤其是汉族、蒙古族的语言和习俗。他知晓中原形势，也了解关外各族的风土人情。既知道宫廷、官场，也深晓官军内政。可以说，他视野宽广、阅历较深。塔克世夫妇发现长子很有才干，又重新议定再分给努尔哈赤一部分财产。然而，努尔哈赤却分毫不肯接受。努尔哈赤的童年时期，建州社会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狩猎、军事活动和女真人的尚武风气都很浓厚，这些对他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也为他一生的军事活动创造了客观环境，对他以后进行战争具有启蒙作用。
女真人的童年时期生活的必备本领和引以自豪的就是擅于骑射。凡是善于骑射、勇于征战和长于驱逐野兽的人，众人都誉为“巴图鲁”。女真子弟在幼年时期，父兄常常亲自教以习射，每个童子都手持“木弓柳箭”，进行初练。
到成年再更换拉力较大的“角弓羽箭”。在他们的一生中，这项技艺是不可或缺的依托。一般的女真人则人人能骑善射，而那些卓越超凡的人，常常善于骑射并夸耀于众，以致于成为一种民族的习俗和特征。
十？匕世纪初，朝鲜官员李民室到了建州，他看到那里十岁左右的孩子竟能骑马如飞，奔驰在草野之中。妇女同男子一样，执鞭跃马驰逐自若。女真各家的主人，尤其是奴隶主，稍有闲暇时间，便带领妻、妾、子、女，游猎于草野和丛林之中，打围、逸乐。
努尔哈赤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长年累月的熏陶和艰苦的磨练，使他成为非凡的骑射能手。他的射技之高超无人能比。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四月的一天，努尔哈赤迎娶海西哈达万汗的孙女阿敏哲哲(哲哲即格格，姐姐之意)的时候，等待于洞城之地(属于哲陈部，地近哈达部，位于苏子河北，浑河以东)，恰在这时，有一个携带弓箭的人骑着马从旁边经过。努尔哈赤询问随从，得知此人就是栋鄂部赫赫有名的、以善于骑射着称的钮翁锦。努尔哈赤派人将钮翁锦邀至跟前，称赞数语以后，指着百步之外的一棵柳树，请他献技。钮翁锦毫不推辞，从容下马，举弓搭箭，连发五矢。结果三中两失，所中的三矢落点参差不齐。
努尔哈赤见后，随即起身，搭箭在弦，拉长弓如满月，也连发五矢，结果矢矢皆中，五矢落点相去不远，随从见了，无不喝彩、连声赞叹。
努尔哈赤自幼箭法超群，在女真人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万历初年，又在李成梁部下服役差不多三年，不仅增长了军事才干，而且武艺也大为长进，腰刀、弓、箭能够相互间用，十分精熟。每与敌人对阵，常使对方应接不暇，瞬间对方就被斩于马下。
努尔哈赤经历了童年、青年时期不平凡而又艰苦的生活磨练，学习勤奋，视野广阔，逐渐增长了他的政治抱负。他与总兵官李成梁，虽然“谊同父子”，对李态度“甚恭”，尽心伺候。但努尔哈赤，早有了自己的计划。特别是他亲眼看见外祖父被抓时的情景，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后来，王呆被杀了，努尔哈赤从此怀恨在心。然而，在李成当梁部下的时候，由于惧怕李成梁的威名，不敢轻动，可是雄心勃勃之态已经显而易见。不久，他就从李成梁的麾下逃走了。
努尔哈赤为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做了准备许多前期，比如他十分注意结交朋友，很会团结人。在他起兵的前后，他依然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有一次，他到苏克苏护河部的嘉木胡地(今辽宁省抚顺营盘以东)，遇到了年轻的额亦都，两个人攀谈许久，最终结成密友。额亦都世居长白山脚下，幼年时期家里遭遇不幸，父母双双遇害，他也险些被杀，因有邻人相救，才幸免于难。当他十三岁的时候，亲手杀了仇人，投奔到嘉木胡的姑母家。额亦都见到努尔哈赤以后，坚信跟从他可以有出头之日，便力请姑母应允他前去辅助努尔哈赤。安费扬古，世居瑚济寨。他的父亲与努尔哈赤结交的时候，有尼麻喇人诱惑他背叛努尔哈赤，他坚决不从。尼麻喇人又劫掠他的儿子进行威胁，他也坚贞不渝。
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正因为结交了他们和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理这样忠心耿耿的人，才使他的势力逐渐增大。
后来，他们都列入五大臣或授以其他要职。努尔哈赤除了结交本民族的朋友以外，也注意结交汉族朋友。有个中原人名叫洛斡，为人忠厚，十分勇敢，曾经做过努尔哈赤的随身侍卫。努尔哈赤把他视为左右手。
有一天深夜，刺客对努尔哈赤行刺，被洛斡察觉了。他英勇地扑上去，赤手迎敌，四指全被砍掉，仍然搏战不息，为此深受努尔哈赤的敬重。这些良朋益友，都为努尔哈赤的事业创造了巨大的功绩。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只能依靠自己，因此本领是成功的资本。努尔哈赤极其注重练就自己的本领，并把它作为强身的手段。
强化实力要有大气魄
八旗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始于女真氏族的狩猎制度和生产组织，《满洲实录》记其溯源道：
“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仍按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司其职，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汉语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
牛录，为满语nim的谐音，是箭或大箭之意；额真，为满语ejen的谐意，是主的意思。牛录额真即大箭主，原是狩猎时的十人之长，起源甚早，后演变为官名。伴随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牛录组织日益壮大。在女真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和阶级对峙之后，牛录不仅是狩猎生产组织，而且衍变成奴隶主贵族发动侵略战争或实施军事防御的工具。
女真的军事组织，早见于《金史？兵志》记载：“金之初年，各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军事组织模式，“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任务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在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时，建州女真就有了军事组织。当时军队分为左军、右军和中军。据朝鲜《李朝世宗实录》记载：“猛哥帖木儿生时，若有兴兵之事，则必使凡察领左军，权豆领右军，自将中军，或分兵与凡察，故一部之人，素不贱恶。”但是，这段记述过于概括，也未见牛录额真的记载。
到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进攻图伦城，“当是时，兵百人，甲十三副”。但这百人军队的组织细节，并没有被记载下来。
牛录额真成为宫名，最早见诸于《满洲实录》和《清太祖实录》1584年(万历十二年)的记载。努尔哈赤起兵已经一年，他的军队至少扩展到五百人：“上领兵五百，征董鄂部主阿海巴颜。”因军队较多，便出现三百人一牛录的军事组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
从此，牛录额真已经不是出师行猎的暂时性的十人之长，而成为女真的一种官名。牛录不但是围猎组织，而且也是军事组织。
1589年(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已经开展了六年，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管辖部民的增多，以及王权的建立，他便组织了一支部队。这支军队，当时分为四个兵种：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这仅见于《李朝宣祖实录》，现摘抄如下：“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其下属及建州卫酋长李以难写。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闲练习，胁制群胡。”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降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隶之麾下。他多造弓矢，分为四军，操练骑射，严军律纪。四军编制，其是后来四旗、八旗的基础。
建州四军的军队数目，《李朝宣祖实录》记载，1592年(万历二十年)，“努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
但这话源自建州贡民马三非等之口，可能有所夸大。
三年后，朝鲜通事河世国到费阿拉，大概目睹：“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常在城中，而平时习阵千余名，各持战马、着甲，城外十里准练兵。而老乙可赤战马则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并为考点矣。”此时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女真，上述目测数字较为可靠。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明朝官员余希元到费阿拉，入城前，有建州骑兵四五千左右成列随从，又有“步兵万数，分左右列立道旁者，到建州城而止”。由上推算，当时建州的步骑兵约有二三万人。这些军队，已按旗编排。《满洲实录》在记述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古勒山之役时，有以下记载：
“太祖兵到，立阵于古埒山险要之处，与赫济格城相对。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有同样记载：
“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严兵以得。”由上得知，努尔哈赤早已将建州士兵编成各旗。并已是早有军旗。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朝鲜人申忠一到费阿拉，就见建州军旗：
“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
努尔哈赤初设四旗一事，清朝有的史籍系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据《滑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
“上以诸国招徕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先是，我国只要出兵校猎，不管人之多少，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牛录额其。至是，遂以名官。”
其实，努尔哈赤在这一年对建州军队进行了一次整顿。他“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员，或并画一旗色，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这次重要改革，为以后八旗制度的确定奠下基础。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努尔哈赤除建州外，已统一哈达、辉发和乌拉，史载其俘虏乌拉卒骑，“不下数万人”，又征收大量东海女真部民。建州幅员益广，步骑增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除原有四旗，再增添四旗，共为八旗。
女真社会历史发展与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独特社会结构——八旗制度，既有助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通过八旗把分散的女真部民组织起来，掌管女真的农业、畜牧业、采集业、渔猎业和手工业生产，促使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随着对瓦尔喀、虎尔哈、卦勒察、萨哈连、达斡尔、蒙古人、汉人等的征附，得到一部人就编为一牛录。
努尔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容纳在旗制之中，加快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天命初年，已扩展到约四百个牛录。
除满洲八旗之外，1621年(天启元年，天命六年)始设蒙古牛录，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始设蒙古旗，1635年(崇祯八年，天聪九年)，始设蒙古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一样。1631年(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排出，另编一旗。
汉军初名乌津超哈，为满语山encooha的谐音；山en是重的意思，cooha是兵的意思，山eneooha意为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后称汉军，以黑色为旗帜。
1637年(崇祯十年，崇德二年)，分设汉军为二旗。1639年(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又增添汉军二旗，旗色为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1642年(崇桢十五年，崇德七年)，汉军扩充为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缔了黑色。从此，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统称之为八旗。
努尔哈将他所创建的八旗制度作为纲领，统制了女真社会的军事、行政、生产军。按军事方式，把女真各部的部民分为三级，加以编制。努尔哈赤用军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经济，使女真社会军事化。
因此，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整个女真社会就是一座大兵营。这一点，也正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努尔哈赤以八旗作链接，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这正是他崛起东北地区，统一女真各部，施行社会改革和屡胜明朝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