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行走于职场的成功人士，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顾灵活性。妥善处理好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当是识人的“伯乐”，称职的“裁缝”，出色的“箍桶匠”。要恰到好处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懂得权变之道，使下属人尽其才，扬长避短，并形成合力，这样的团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中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
要懂得权变之道
上级喜欢听话的下属，喜欢那种接到任务后不找理由借口、并出色完成任务的下属。但是，倘若你是一名中层领导，负责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门的工作，你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上级呢？如果上级不知详情、指手画脚、干预太多怎么办？若上级昏庸、教条主义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懂得迂回，懂得权变，灵活地完成任务。
曾国藩生在晚清，是朝中重臣，他的上级就是昏庸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贵族。他一边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边，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任意妄为。这样，既维护了自己，也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也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为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汉人等，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叛变，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文官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牵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十分清楚。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撒。当时朝庭也觉得很安全。他们觉得太平天国被消灭了，保存一支自己无法控制的军队，才是最愚蠢的。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的时候，僧格林沁及其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非常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不利于湘军，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首先，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愁苦万分；其次，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份、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
这个时候，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非常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百般无奈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国藩明白，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所以，曾国藩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死在一个年轻战士手上。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河南、山东，威逼京津。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弁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淮军、湘军筹办粮饷。
这本是曾国藩意想当中的事情，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之围时，他却非常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深知祸福难定。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接下来的几天，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目标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一方面的想法而已，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明白，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很难在指挥上做到随心所欲。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
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表示不能迅速出兵。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沉”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要以逸待劳。
曾国藩做事向来准备充分，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很难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粮饷充足、枪炮齐备的条件下同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战死沙场。而自己势单力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如果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会惹出多少麻烦。
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也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说尽了好听的话，可就是不出山。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又于心不忍，正在其左右为难拖延了将近20天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德州、景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与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拖延了将近20天后曾国藩才在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才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时候，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中做到了游刃有余。
李鸿章在处理同上级关系时，也颇懂权变之道。
对李鸿章来说，他最大的上级便是慈禧太后，如何得到这位野心家权力狂的信任，是最重要的。慈禧太后是个彻底的顽固派，李鸿章则是兴办洋务的改革派，怎样协调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同治十三年(1874)，两宫皇太后谒祖陵的时候，召李鸿章护送，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人品的机会，也给了一个使其得到慈禧欣赏的机会。
第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与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与能力。由于朝廷中的一些大臣非常反对慈禧让他的外甥继承帝位的计划，慈禧便向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请求帮助，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
李鸿章并没有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让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进京，对反对派给予镇压，最终将光绪帝推上了皇位。
李鸿章自己不去，是不愿意参与到最高权力的争夺中，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但当时手握大权的是慈禧，他不服从命令是不妥的。他把军队交予慈禧的心腹，既表示向慈禧效忠，又避免了深入到权力斗争的核心，就算无法成功，他也可进可退，游刃有余。
政变之后，李鸿章才从天津到北京。四天内，他三次觐见慈禧太后，表达了他对慈禧的尊重与服从。这样，他在慈禧太后心里取得了更高的地位，这也是慈禧放心把很多大事交给他办理的原因。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企图废了光绪，另立皇帝，想争取李鸿章的帮助。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明确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嘴上拒绝，实际上是不同意慈禧的做法。虽然李鸿章当时已经失势，但在慈禧的心目中，仍然占有无可取代的位置。李鸿章用这种不参与的方式委婉地拒绝了慈禧，在多方面都不支持的情况下，慈禧也不敢贸然行事，这一废立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慈禧对于维新变法的志士采取了大肆屠杀与打击的对策，对此，李鸿章大胆指出“捕新党之谬”，没有明确支持，却暗中设法为一些“新党”开脱，对逃往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安危深表关心。但在慈禧太后面前，他无法不对康、梁和其它他维新变法的志士故作贬低之词，迂回周旋，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慈禧太后曾经向他询问康、梁为人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乃书院之书生，应该是井讼师之类人物，无可忧虑。”慈禧太后又问是否有外国人作庇护？李鸿章回答：“外国人不知中国之情况，误以为他们是国家志士，故容留他们，然最终当识破其面目，至其时驱赶他们恐不解其恨。”一面避免牵连自己，一面委婉缓解慈禧太后对康、梁等人的仇恨，减轻对“新党”的镇压。
要懂得与上司周旋。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时，要懂得权变之道。命令要执行，意图要领会。若自己的主张同上级有分歧，要避免与上级发生正面冲突，要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既办成自己的事，又能得到上级认可。
揣摩领导的意图
任何人都有“难言之隐”，包括平时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这个时候就要留心观察，揣摩领导的心意，根据领导的心意行事。
郑武公的夫人武姜生有两子，长子寤生，相貌丑陋，武姜心中深为厌恶；次子名叫段，成人后气宇轩昂，一表人才，武姜疼爱有加。武公在世时武姜多次劝他废长立幼，立段为太子，武公怕引起内乱，就是不答应。
郑武公去世后，寤生继位为国君，也就是郑庄公。封弟段于京邑，国中叫做太叔段。这个太叔段在母亲的怂恿下，竟然率兵叛乱，想夺位。但很快被老谋深算的庄公击败，逃去共国。庄公把合谋叛乱的生身母亲武姜强制送到一个叫城颍的地方囚禁，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母子永不相见！”意思把他母亲一辈子放在城颍囚禁。
一年之后，郑庄公深感后悔，感觉自己待母亲未免太残酷了点，但又碍于誓言，难以启齿。这时有一个名叫颍考叔的官员看出了庄公的心思，便带了一些野味以贡献为名晋见庄公。庄公赐其共进午餐，他有意把肉留下，说是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小人之母，常吃小人做的饭菜，但从来未尝过国君桌上的饭莱，小人要把这些肉食带回去，让她老人家尝尝。”
庄公听后长叹一声，道：“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寡人虽是一国之君，却偏偏难尽一份孝心！”颍考叔明知故问：“主公何出此言？”庄公便把原委细说了一遍，并说自己常常思念母亲，但碍于有誓言在先，不可更改。颍考叔哈哈一笑说：“这有何难！只要掘地见水，在地道中相会，不就是誓言中所说的黄泉见母吗？”庄公大喜，便掘地见水，与母亲相会于地道之中。母子两人皆喜极而泣，随即高唱，儿子唱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亲相和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颍考叔因为善解人意，被郑庄公封为大夫。
作为下属，平时要多个心眼儿，熟谙领导的习性并加以揣摩，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领导的意图。不然，你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与领导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这样你就惹下麻烦了。
建安三年(198)三月，曹操再次征讨张绣。行军途中，曹操有感于汉末以来战事不断，军纪太坏，老百姓最为困苦，听说有军队到来，无不谈虎色变，逃之知知，因此，向各军下达指令：“吾等奉天子明诏，出兵讨伐叛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际，但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都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
官兵闻知，经过麦田时，无不小心翼翼，都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偏偏只有下命令的曹操，自己在马上，欣赏着随风起伏的金黄色的麦田，对这次命令的政治效果，正在得意地暗自估评着。不料马到之处，麦田里突然飞出一只鸠鸟，曹操的坐骑窜入麦田中，践坏一大片麦子。情急之中，曹操脑筋一动，立刻到主簿处请罪。
主簿非常为难地表示：“军令怎么能用在丞相(当时曹操已由献帝授以丞相职位)身上呢？”“我自己下的命令，怎可先不遵守，这样怎么让别人心服呢？”曹操说毕，便作出一副准备自杀的模样。
郭嘉看出曹操的意图，立刻阻拦，并表示说：“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统领大军，怎可自戕？”
曹操思索了很久，面带严肃地说：“既然春秋有法，不加于尊，我暂且不执行，但仍以头发代替之。”说完，拔剑割下一绺头发，递予主簿，并传送各军营示众：“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全军上下都毛骨悚然，没有人再敢无视军规了。
将自己的头发割下来丢在地上，表示自己受了髡刑，髡刑是古代剃去头发的一种刑罚。在古代，人们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了就是不孝。所以，割发被列为一种刑罚。曹操的割发，既表示受了髡刑，又有以发代首的意思。
郭嘉善解人意，及时领会了领导的意图，给领导找台阶下。
领导的意图有时不会直白地表达出来，需要下属细心揣摩。原因有很多，有一种情况是，领导碍于面子，不便随意表态，但倾向性意见不难猜测，这时你应该比较乖巧，不能强迫领导明确表态；还有一种情况是，领导需要得力助手帮腔，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台戏才能演好，这时你就不能附和领导，一个鼻孔出气；还有一种情况是，领导还没有拿定主意，但迫于形势只好应附地敷衍几句，这时你就得稳重，私下找领导商量，不要草率行事。
与领导相处，最为重要的是那份“心领神会”，形成默契。有些事领导还没说，你就已经做好了，领导当然会对你赞赏有加。凡事等领导发话你才做，便为时已晚，他在心里已经给你打了低分。
充满自信，承诺肯定
光武帝刘秀刚登基时，群雄割据，天下未定。他任命大将耿弇去讨伐张步。耿弇本是员猛将，有勇无谋，向刘秀保证完成任务便领命而去。
当时，张步盘踞剧县(今属山东)，以此为都城，派他的弟弟张蓝率精兵二万人在西安县驻守，令各郡太守集合一万多人防守临淄，两地仅相距四十里。
耿弇决定先拿下临淄，这样西安同剧县间的交通就断绝了，西安就孤立了，不多时守军一定会弃城逃跑。没有半日，临淄就被攻下了。军队进城后，耿弇约法三章，严禁军队抢掠，说要等张步进犯后再掠夺财物来激怒张步。西安的张蓝听说后，心生恐惧，就率领军队逃回剧县。
张步言听临淄被攻下，就集合二十万大军，到临淄城东，准备进攻耿弇。
见此情况，耿弇自信地向刘秀报告说，自己采用深挖战壕、避实攻虚、高筑城墙、以逸待劳的方法迎战，十天之内就能献上张步的脑袋。
两军开始交战，难分胜负。耿弇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出城从侧面攻击张步，一鼓作气，大败敌军。期间，有流箭射中了耿弇的大腿，但他毅然用佩刀砍断箭杆马上投入战斗。这时刘秀身在鲁城，听到耿弇受伤的消息后，便马上亲率军队赶往临淄增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