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7年4月初到金陵，一直到1868年12月17日启程赴直隶总督任，曾国藩在金陵只住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剿捻的中途回归，曾国藩关于两江的宏图大业也消减了不少，失去了很多雄心壮志。
剿捻的经历等于让曾国藩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昔日精干老辣的官员如今已是元气大伤、形神困悴。年纪并不算太大的曾国藩也有了很多老年人的症状：记忆力明显衰退，每天晚上，当提起笔记述当天的事情时，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有时候，甚至开始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语无伦次，将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很多次，也不顾左右的人是否聆听。并且，曾国藩还热衷于像一头老牛一样，经常性地反刍自己的人生时光——对于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曾国藩倒是时常从记忆的储柜中调出来，细细地品味一番；但对于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将要处理的事情，曾国藩经常性地丢三落四、弃之脑后。
回任后不久，有人反映，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情况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并且，丁日昌的手下也经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当幕僚们向曾国藩报告这些情况时，曾国藩摇了摇头，也只是苦笑了一下。丁日昌是李鸿章的人，是李鸿章一手提拔上来的，此时的李鸿章正顶了自己的缺，在前线跟捻军打仗。如果他的人有个三长两短，不是存心让他难堪吗？那是万万动不得的。政治就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交易，这一点曾国藩绝对知道。
现在，曾国藩可以暂时享受一下太平生活了。前方正在打仗，曾国藩除了过问一下丁日昌那边的粮草供应情况之外，大多数时间里，他一直在家清养身体。由于休息较好，身上的癣，也不似以前那样奇痒难忍了。身体稍好之后，曾国藩觉得世界与自己的距离又拉近了，他又重新在这个世界之中了。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只有身体还好的情况下，对这个世界，才会少一些怀疑，才会觉得做点事还有意义；在病中，会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曾国藩在衙署的后院辟了一些菜地，一有空闲，就提起锄头去种点瓜果蔬菜。这是曾国藩的习惯了，在曾国藩的想法中，男人种地，女人纺纱、做衣、做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劳动不但让人活动筋骨，还可以让人少很多非分之想。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家眷和子女们都要干一点农活。干一点轻微的体力活，让曾国藩身心都觉得愉快。
自四十岁以后，曾国藩就开始为自己构建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了，在曾国藩想象的生活中，他应该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树千株，竹万个，主人携书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张，酒一瓮……这样的情景，是曾国藩早年所读的桐城派戴名世的文章中提及的。戴名世虽然因为在《南山集》中密修私史，仍以明朝年号为正朔，被清廷杀了。但曾国藩对于戴名世文章中表现出的性情和追求，还是颇为赞赏的。曾国藩一直想幽居在某一个地方，造屋，种树，过一种林和靖梅妻鹤子似的生活。这种念念于自然不忘个人空间的追求，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所有读书人的常态。随着年龄的增大，曾国藩对于家乡更是梦回萦绕了，甚至可以说，这种经营闲雅空间的念头一直伴随着曾国藩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终究没能如愿。在这一年中，曾国藩一共给朝廷打了三次报告，都是寻找各种理由要求告老还乡。朝廷出人意料地对于曾国藩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每一次，都在回折中要求他安心养病，曾国藩每次接到上谕，都是既失望又欣慰。失望的是，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自己在任上，总是要盘很多烦心事，不盘烦心事吧，又怕自己在任误国。欣慰的是，朝廷还算是对他信任和宽容。对于曾国藩来说，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忙里偷闲，曾国藩开始频繁巡视金陵附近的很多地方，说是巡视，其实也只是随意看看，不带任何目的。攻下金陵之后，因为一直忙于裁减湘军、战后恢复等事宜，曾国藩还没有在金陵细细看过。重回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曾国藩最想看的，就是秦淮河一带了。秦淮河一带是六朝古都的标志，也可以说是金陵城的晴雨表。从秦淮河，可以看出金陵乃至两江的整体情况。秦淮河畔柔弱委顿之风算是中国文化的老传统了，自宋朝南迁，这里就一直繁荣昌盛，尤其是明亡于清之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中去爱国，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之中消磨时间。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他们的理由的，要么前途受挫，要么看破红尘……这些歌舞升平的地方，正好可以让他们得到慰藉和宣泄。有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也难怪秦淮河如此繁荣了。
当年的兵燹现在已看不到什么踪迹了，金陵城又变得繁华安宁。尤其是秦淮河一带，又恢复往日的灯红酒绿：那些停在河岸里的画舫游船、夫子庙的百业杂耍、胭脂巷的红男绿女、贡院街的肥马轻裘，把这个六朝古都点缀得如同温柔乡一样。联想到刚刚入城时的凄惨情景，曾国藩不由感叹，时间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转瞬之间，就能把创伤涂抹得干干净净。说起来，秦淮河的繁荣还真有曾国藩的功劳——当年太平天国攻占金陵之后，下令禁妓禁烟。妓女们闻风而逃，一起跑到上海租界里去了。一批有钱的商人，也跟风转移到了上海。金陵的商业受此影响，变得很萧条。曾国藩进入金陵城之后，在恢复科举的同时，也恢复了妓院。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倒是很达观的，食色性也，哪里能禁得住呢？春秋时齐相管仲在兴国安邦时，就专门设了“女闾”，这应该算是最早的妓院了。高明的执政者总是实事求是，如果一味禁止，反而会变得很乱。曾国藩才不是那种迂腐武断的道统呢！当年，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曾国藩甚至带头在秦淮河的花船上召妓饮酒，宴请宾客。结果，那些原先逃走的妓女们又回来重操旧业。秦淮河热闹了，那些有钱人也就回来了，金陵又恢复了以往的昌盛。当然，曾国藩对于妓院的兴办是有控制的，曾国藩最初为金陵妓院所定的指标是六座，谁知后来妓院越开越多，怎么也控制不了。因为无法管得住，曾国藩干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藩从来就不是一个苛刻之人，他只是对自己苛刻，对于别人，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
那一段时间，曾国藩还跑了很多地方，他先后去了明孝陵、燕子矶、下关、灵谷寺一带。每次出门闲游，曾国藩总带着他幕府中的文人，比如说他文章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此外还有俞樾、吴嘉宾、王恺运、王定安、张文虎、张穆、何秋涛等。只有跟文人在一起游山玩水，曾国藩觉得还有点意思，那些铁板着脸的将军是不喜欢山水的，跟他们在一起，只能给他们分配任务交代事情。曾国藩慧眼识人，他手下的这些文人，都是些才情过人的可造之才：一方面聪明过人，另一方面又懂情懂理。曾国藩不太喜欢那些放浪形骸的狂狷之人，或者愚蠢笨拙的酸腐文人。曾国藩一直很得意的是，自己的手中贮藏着一批经天纬地之才，这些人才高八斗，后来都成了晚清的著名学者。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跟他们聊天了，天马行空，神游八极。有时候，曾国藩把自己对作文的理解，一一地传达给他们，也仔细地聆听着他们对于古诗文的认识。每当他们谈到精彩之时，曾国藩总是频频颔首，这些后生的确可畏啊。无论是在文章学还是在办事的干练程度上，这些年轻人都是一把好手。只可惜的是，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大势已去，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谁又能保证以后的生活不颠沛流离呢？
现在，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冷静地观察曾国藩的身前左右了——如果说，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尚不清晰的话，那么，看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身前左右，就可以基本下结论了——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曾国藩的整个生命和事业中，环绕在他身前左右的幕僚，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曾国藩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事情上决策正确，并且能在晚清之际，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汉人巨擘，这跟曾国藩拥有一支精明能干的智囊团有关。曾国藩的幕府，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人员结构来看，都堪称晚清第一幕府。曾国藩一直算是“爱才如命”，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在当地搜罗优秀人才。他总是公开张榜，让那些自以为是人才的人来大帐毛遂自荐。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昭告远近，希望自荐或举荐人才。“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打动了曾国藩，从而进入了曾氏幕府，成为曾国藩以后在洋务运动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有一双鹰隼似的慧眼，识人无数，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稍稍观察这个人的面相和气质，问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人有没有过人之处，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曾国藩从不管那些毛遂自荐的人有没有功名，是不是名门正派；他要的，就是那种有真才实学，并且能为己所用的人。当然，曾国藩在用人中，最重要的要求是良好的品行。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有没有良好的品行，是他今后能不能进一步成器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曾国藩在与人谈活、通信时，一有机会，总是细细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如获至宝，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方宗诚、陈艾由吴廷栋推荐；李善兰由郭嵩焘推荐；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容闳入幕……优秀的人往往气味相通、惺惺相惜。这样，得到一位人才，就可能招募到更多的人才。对于招徕人才，曾国藩自有一套心得，他概括为八个字：“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在曾国藩看来，当今社会不是没有人才，真正的人才大都淹没在民间，有的饥寒交迫，有的受辱于人。要像伯乐发现千里马一样，去发现这些人。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诸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等，都来自民间，有的是落魄书生，有的是农夫，有的是下层军士。曾国藩慧眼识才，提拔他们，重视他们，使他们施展才华，直至成为一匹千里马。
曾国藩的幕府中，有政治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文化人才四大类。政治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主体。这些人在跟随曾国藩立下功劳之后，很多人迅速升迁，成为朝廷大员或地方官吏，从而形成了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势力集团。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幕僚，总是全力保举，有时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曾国藩的手下，共出了二十六名督抚与堂官、五十二名三品以上的大员，以及难以计数的道、府、州、县官员。曾国藩所保举的幕僚，人员之众、次数之多、升迁之快、官职之高，在中国幕府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些幕僚在成为地方大员之后，大多精明能干，有很多在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刘铭传等，在晚清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段时间中，晚清地方大员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自曾国藩的幕府。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