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对了一部分，但要害没有抓住。”曾国藩缓慢地抚摸胡须，心里想说，人生的贫富穷通，吉凶寿夭，皆由命定，不由人力做主。转念一想，这些话不能对后生晚辈讲，那样将会使他们失去上进之心，安于现状，不思奋发。天命和人力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一个弱冠少年如何吃得深透！这必须在经历过数十年风风雨雨、遭受过多少次失败与成功之后，再回过头来作一番细细的咀嚼，才可能有切身的体会。父兄教子弟，上司饬部属，只能鼓励其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知难而进，遇险不退，功可强成，名可强立，方可指望其有所造就。
“老伯，家父官运不济的要害在哪里？”聂缉槻是个要强的人，深为父亲的宦途多艰而惋惜，却不知其中缘故何在。曾国藩是个成功者的典范，又是父亲的老友，他的一两句指点，也可能是自己甚至包括父亲几年几十年冥思苦想都悟不到的。
“你还年轻，说出来你一时也理解不了，哪年我跟你父亲见面时，我们两个老家伙再去谈吧！”曾国藩又端起茶碗。略一说话便舌端蹇涩的毛病，不但未见好转，近来反而更甚了。
“仲芳，你为何一人来到此地，干起洋务来了？”这是曾国藩很感兴趣的问题，他对聂亦峰异于常人的教子之方感到奇怪。自己虽然请人教纪泽、纪鸿的英文，也对纪鸿钻研数学很支持，前几年右目未失明时，夏夜里常指着星空教儿女们识星座，但要把纪泽、纪鸿送到机器局来专攻洋务，这个决心总下不了，到底还是走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的正途光彩得多。
“我是跟着姐丈来的。”
“你姐丈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顺发，广东人，在造船厂当匠师，杨提调把他聘请来的，我于是也跟着姐丈到了机器局。”
“你父亲同意吗？”曾国藩的背离开藤椅，身子向前倾了几寸。
“家父开始也不同意，说我刚中的秀才，要在家操习制艺，好考举人进士，继承家业。姐丈从小在香港长大，对世界局势看得清楚，便来劝家父，说洋务是当今的新事业，最有前途，造炮制船是中国的必需，既为国家作贡献，自己又学到真本领，一辈子不愁没饭吃。家母思想最开通，她也劝家父不要把中进士点翰林看得高于一切。还对家父说，你也是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一知府，若丢掉乌纱帽，什么事都干不了。仲芳学造枪炮轮船，今后为国家立了大功，说不定皇上会赏他一个大官。家父见姐丈在广东备受抚藩臬的器重，年薪比他高得多，又见我对举业不感兴趣，一心想干洋务，于是也同意了。我家兄弟多，继承父业的人有的是。今日中国不缺官，当官的人多得很，我真不愿意去凑热闹。”聂缉槻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来，满脸稚气可掬，心地单纯可爱。
曾国藩很喜欢，夸道：“你的选择是对的，中国不缺翰林，也不缺官员，中国缺的是造炮制船的人才。好好干，前途光明得很！”
聂缉槻受宠若惊，喜得脸孔红通通的，灿若朝霞。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曾国藩心里默默地念着，他已从心里喜欢眼前这个少年了。他一向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先不论其才具如何，单就这份见识来说，此人将来便有办大事的可能。
“仲芳，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你对机器局的经营管理有些什么看法，跟老伯我说说吧！”曾国藩慈爱地望着聂缉槻，似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
“老伯亲手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最大的船炮制造之地，它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是上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其他机器局所能比拟的。江南总局这些年来在老伯、李中堂以及容会办、杨提调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填补了中国船炮制造的空白。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
聂缉槻滔滔不绝的恭维话，使曾国藩很满意。“擅长言辞，头脑敏捷。”他在心里这样估评着。
“江南总局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诸多原因限制了它不能长足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经营管理方面。老伯，不是侄儿危言耸听，这方面若无得力的改进措施，江南总局将不会越来越兴旺，不久一天，就有可能挡不住朝野内外的风言风语而停办。”
曾国藩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到赵家祠堂指出檄文瑕漏的王恺运，想起了寄居弘毅寺献攻安庆之策的赵烈文，想起了上整饬江南八策的薛福成。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朝气锐气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不幸的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富有天才的少年，他们卓越的见识，常常被居高位掌大权的老资格们，轻易地以“狂妄”“浅薄”而加以否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数不清的天才埋没、卓识冷落的人才悲剧。曾国藩经常以此自诫。他深知天下之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兴国家的道理，因而把发现人才、奖掖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分内任务。曾国藩于是以更加和悦的颜色对聂缉槻说：“江南总局有不少弊端，我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你能有心观察到，又能坦率地指出，这便是对总局的一大贡献，我自会很重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什么话都可以敞开说出来。”
得到鼓励的聂缉槻勇气更足了：“江南总局完全靠朝廷拨款，不能独立经营。这几年来，江海关拨出了洋税以及筹拨一百九十八万两银子，而各省送来总局轮船、枪炮修造费仅只二万一千两，总局生产出来的所有军火船只，都直接调军营炮台，没有收回一文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在傅兰雅先生他们看来，这完全不是办厂的路子。”
曾国藩也觉新奇，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枪炮调往朝廷管的军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为什么不是办厂的路子呢？他问聂缉槻：“你讲讲不对之处在哪里？”
“傅兰雅先生他们常说，西方人办工厂，要靠工厂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样，办工厂的人才有兴致。也就是说，造出的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都应该按价出售，工厂扣除成本后要有所盈利。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
聂缉槻讲的办厂的路子，曾国藩认为不能改变，像洋人那样要各军营炮台用银子来买军火，目前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但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却是必须纠正的。不过，在此之先，曾国藩决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来源于所谓的办厂的路子不对。
“以枪支为例，科尔和傅兰雅说，江南总局拥有工役一千余人，造枪的人数有三成，设备也较齐全，经费不愁，西方这样的军火厂，每天可造二十支，而我们每天只能造三支。三支中必有一支调到军营后，只能吓吓老百姓，不能开火射击。现在西方各国都在大造后膛枪，我们仍在造老式的前膛枪，上月开始试造林明敦式后膛枪，而这种枪英、美等国已废弃不用，他们在造毛瑟枪、必利枪和黎竞枪。至于说到江南总局的浪费，那更是惊人。容会办、杨提调很心疼，但无力扭转过来。我们造一支枪，需要工料成本十七两四钱银子，而从英、美军火厂直接定购一支同样的枪，只要十两银子就够了。威靖号用去十二万两银子，据傅兰雅先生翻译的外国报纸来看，造这样大小的木板船，英国只需要十万两，美国只要九万两就行了。所以我担心，有朝一日会有人提议，停办江南总局，干脆向洋人去买军火兵舰算了。”
这些天来，曾国藩的头脑被徐图自强的美妙远景弄得热烘烘的，经聂缉槻这股冷风一吹，清醒了不少。他郑重地说：“仲芳，你提出的这两大弊病确实是大问题，若不设法解决，真的会有停办的一天。不过，江南总局决不能停办，它是中国自强的希望所在。我们不能靠买洋人的军火轮船过日子，一旦他们翻脸不卖怎么办？他们要挟勒索怎么办？何况，我们就只能永远不如别人，永远造不出比别人更好的枪炮兵船、炸药子弹吗？仲芳，你平时与傅兰雅先生他们谈过如何克服的办法吗？”
“他们说，若办厂的根本路子不改变，这两大弊病就不能指望克服。”聂缉槻低声说。
曾国藩的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办厂的根本路子，决不是他曾国藩能够改变的，如此说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只能坐待它的停办关闭吗？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就走不通吗？
“老伯不必忧郁，事情是人办的，解决的办法总可以想得出来。”聂缉槻心中并无任何主意，他只是凭着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理迸出这样两句话。
然而，就是这样两句普普通通的话，使曾国藩大为感叹起来。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老了，不行了，顾虑多，忧愁多，当年那种不顾一切拼命向前的勇气少了，胆量也小了，而办大事正是需要聂缉槻这样不畏艰难的后生辈，中兴、自强靠的是他们！想到这里，曾国藩将眼前这位年轻有为的故人之子，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了一番，猛然间，一个念头在心中泛起。他慈爱地问：“仲芳，你父母给你定了亲吗？”
“没有。”聂缉槻略带羞容地摇了摇头。
“哦！”曾国藩兴奋地站起来，快活地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欲言又止。
聂缉槻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位以威严凝重著称的老伯，不明白自己没有定亲这件小事，何以给他带来如此喜悦！这时，容闳推门进来了。
“纯甫，你来得正好。”曾国藩招呼容闳，“仲芳跟我谈了半天，关于机器局的管理方面，他有些很好的看法。我走之后，你们两人还可以再谈谈，然后和国栋、雪村、若汀他们一起商量商量，也听听科尔、史蒂文生、傅兰雅等人的意见。下个月，你到江宁来一趟，把商量的结果告诉我。”
“机器局管理方面的问题，仲芳跟我谈过多次，有些问题正在想办法解决，但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容闳摊开双手，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我今天一早到瑞生洋行去了。”
“瑞生洋行是哪个国家开的？”曾国藩问。
“德国商人办的。”容闳答，“我告诉他们，明年的煤炭、木材不要他们代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