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才智过人，并且具有过人的洞察力。他离开越国，拒绝齐王的招聘，以及成功地经营事业，这些都在于他深刻敏锐的洞察力。成语中“明哲保身”明哲就是指深刻的洞察力，也就是发挥深刻的洞察力保全自己。范蠡正是能够明哲保身的人。
唐朝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事迹众人皆知，但几乎没人知道，这位名极一时的大将为人处世却很小心谨慎，与他在千军万马中叱咤风云、指挥若定的风格不同。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郭子仪晋封汾阳郡王，迁进了位于长安亲仁里金碧辉煌的王府。让人费解的是，堂堂汾阳王府天天总是门户大开，随便出入，不闻不问，与别处官宅门禁森严的情况恰恰相反。客人来访，郭子仪就请他们进入内室，并且命姬妾侍候。有一次，某将军离京赴职，前来王府辞行，看见他的夫人和爱女正在梳妆，差使郭子仪递这拿那，就像用仆人没有两样。儿子们认为他身为王爷，这样总是不太好，一齐来劝谏父亲以后不要这样，以免让人耻笑。
郭子仪笑着说：“你们不知道我的用意，我有500匹吃公家草料的马，我的部属、仆人吃公家粮食共有1000人。现在我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受尽恩宠了。可是，谁能保证没人正在暗中算计我们呢？假如我一向修筑高墙，关闭门户，和朝廷内外不往来，如果有人同我结下怨仇，诬陷我怀有二心。无所隐私，流言蜚语就没有滋生的余地，就是有人想用谗言诋毁我，也找不到什么借口了。”
儿子们听了这一席话，都拜倒在地，对父亲的深谋远虑深感佩服。
中国历史上有大功于朝廷的文臣武将多的是，但是大多数的下场都不好。郭子仪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数朝，身居要职60年，尽管在宦海也几经沉浮，但是总算保全了自己和子孙，以80多岁的高龄寿终正寝，几十年戎马生涯划上了一个完美句号。这全归之于他的这份谨慎。
显然范蠡和郭子仪都是才智超群的人。但是如果依某种世俗的眼光看，他们的一些行为又“蠢”得不可理解。然而，这才是真正的“若愚的大智”，他们超出常人的聪明之处，也正在于此。
郑板桥有句话：“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特别难。”这里面包含了对人生把握的态度之难的感慨。实际上，不管人自身的素质——诸如情商、智商等各种做人做事的本领——如何，相对于强大的外部环境，都比较弱小。特别是当局势动荡变化，人们看我只是其中一颗身不由己的小棋子时，一定要采取适当的态度和手段，该智则智，当愚则愚，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身家平安，才能图谋机会以求发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鸟潜伏得越久，飞得越高，花朵盛开得越早，凋谢越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免去怀才不遇的忧愁，消除急躁求进的念头。
所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都会待时而动，从而不丧失一切可能的机会。衡量人的能力大小高低的标志是把握火候。高洋在还没有发迹前，就是靠待时而动而得以成功的。
高洋是在他长兄高澄被杀、形势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显露出才华的。北周政权的基业是由高欢开创的。高欢本是东魏大臣。在镇压尔朱荣剩余势力中掌握了东魏的实权，掌管朝政长达16年之久。高欢死后，长子高澄继立。高澄心毒手狠，且上无礼君之意，下无爱弟之情。高洋当时已18岁，已通晓政事，走上了政治舞台，并已经对高澄的地位构成威胁。假如他精明强干、才华外露的话，乃兄已经猜忌防范，会引起属下僚佐的注意。
高洋字子进，史书上说他颇有心计，且有见识，遇事明断。小时候，高欢为试验几个儿子的才器智能，让小哥儿几个拆理乱线：“帝（指高洋）独抽刀断之，曰：‘乱者须斩’，高祖是之”。高洋因为这件事就深得高欢的喜欢以及重视。后封为太原公。
高欢死，高澄袭爵为渤海文襄王，因为高洋年长，阴有戒心。高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贬退。与澄言无不顺从”，给人一种软弱无能的印象，高澄有些瞧不起他，经常对人说：“这样的人也能得到富贵，相书还如何能解释呢？”
高洋妻子李氏貌美，高洋为妻子购买首饰玩，好一点的，高澄就派人去要，李氏很生气，不愿意给，高洋却说：“兄长需要怎能不给呢？这些东西并不难求！”高澄听到这些话，也觉得不好意思，以后就不去索取了。有时，高澄给高洋家送些东西来，高洋照收不误，决不虚情掩饰，所以兄弟之间相处还相安无事。
每次退朝回到家，高洋就关上宅院门，深居独坐，对妻子也很少说话，能终日不发一言。高兴时，竟光着脚奔跑跳跃。李氏看到诧异地问他在干什么，高洋则笑着说：“没啥事儿，逗你玩的！”他终日不言谈，因为担心言多有失。如此跑跳更有深意，不仅可以彻底使政敌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一个经常在家逗媳妇玩的人能有怎样大志呢？而且借经常光脚跑跳之机，锻炼身体，磨练意志，一种举动而收几种效果。
因此，高澄和文武公卿等都把高洋看成一个痴人，没有放在眼中。东魏武定七年（549），渤海文襄公高澄在和几人密谋篡位自立的时候，被膳奴也就是负责做饭进餐的兰京杀害，重要谋士陈元康以身掩护高澄，身负重伤，当时事起仓促，震惊了高府内外，高洋正在城东双堂，听说变起，高澄已经被杀死，毫不惊慌，颜色不变，忙调集家中可指挥的武装力量去讨贼，他部署得当，而且有条不紊。兰京等几人本是乌合之众，出于气愤才杀死高澄，没有任何预谋的政治目的，所以不堪一击，片刻间全部被斩首。
高洋下令，脔剖其尸以泄杀兄之忿。接着，就在其兄府中办公，召集所有知情人训话，说膳奴造反，大将军受伤虽然伤势不重，也不准走漏对外任何消息。众人大惊失色。不料这位痴人在危急时刻做了这样决定，夜里，陈元康断气而亡。高洋命人在后院僻静处挖个坑埋掉，诈言他奉命出使，并虚授一个中书令的官衔给他。
高澄手握大权，虽然高欢的许多宿将都铁心保高氏，但是当时尚属意高澄因而没有注意到高洋。因此这些应急措施果然奏效。没有人知道高澄已死，更不知高澄的重要谋士陈元康也被埋在土里，所以马上就稳住了局面。
高澄的府第和在邺都的武装力量直接受高洋控制，当夜又召大将军都护太原唐巴，命他分派部署军队，立即控制各要害部门及镇守四方。高澄的宿将故吏都倾心佩服高洋的处事果断和用人得当，真心拥护并辅佐高洋。高澄的死讯渐渐被东魏主知道了，他私下里和左右幸臣说：“大将军（指高澄）已经死，好像是天意，威权应复归帝室了。”高洋左右的人，劝高洋早日去晋阳全部接管高欢及高澄的武装力量。高洋认为此话有理，于是安排好心腹控制住邺都的整个局面。甲午日，高洋进朝面君，带领8000名全副武装的甲士进入昭阳殿，一起登阶的就有200多人，都手持利刃。东魏孝静帝元善一看，心中恐惧，高洋只叩两个头，对魏主说：“臣有家事，须诣晋阳。”然后下殿转身就走，随从侍卫也跟着走了。魏主目送之，说：“这又是个不相容的人，不知我会死在什么时候了。”
晋阳的老将宿臣，当时还不知高澄死信。一直轻视高洋，高洋到晋阳后，马上召集全体文武官员开会。会上，高洋英姿勃发，侃侃而谈，处理事情分析事理，全都恰如其分，而且才思敏捷，口齿流利，根本不像以前的他。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刮目相看而倾心拥戴。一切就绪，高洋返回邺都为高澄发丧。
高洋代魏称帝的想法早就有了。一直在窥测风向蠢蠢欲动，但是他不是明目张胆死打硬拼，或者拉帮结派打击异己。自然这样的话民愤大、目标大，而且容易被人所制。而是“守正”待时。平日里自贬自谦，与兄长融洽相处。居安思危，养尊处优时不忘锻炼自己，而且能注意时局之变化，注意人才，确是有心计之人。高澄之死，他秘不发丧，临事不慌，很快控制了局面。观其隐秘陈元康之死而虚授中书令之职的做法，是见他有识人之明。高澄死后不到三天就果断前往晋阳先声夺人，控制高澄的全部武装力量，他善谋而且能断。半年后，高洋于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五月代东魏自立，建立了北齐政权。
一个有事业心的人，一定要学会等待时机，儒家很有名的一句话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能因为自己眼下的处境地位不如意而丧志，不能因为时间的消磨而灰心，因而放弃成事之志。古往今来功成者，有少年英雄，也有大器晚成。
无论如何，急于露头角很难成气候，急功近利不足成大事，急躁情绪持久便容易失望悲观，容易患得患失。只有守正而待时，善于抓住机会而又坚定志向，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不懂中庸不为官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以说是一代名将，只因为他不谙官场中的人情世故，不精通做官之奥妙，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周亚夫为人耿直，不懂变通，虽然不致使皇帝厌恶，却也并不让人喜欢。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大致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宫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细柳营，只是看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刀、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马上被军士挡住，没有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立即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
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是军吏还是不开门，文帝没办法，只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拜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无论谁的车马都不可以奔驰，违命者斩。’因此，天子只得让人按着马缰绳慢慢地向前走。
等到了营内，周亚夫还是没有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可以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结束以后，天子的车马随后离开了。
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然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并且并没有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比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
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同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样。那两位将军，是十分容易被袭破而俘虏的，对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多亏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快之感，但是因为他能控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会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假如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尤其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导致早就有企图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
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让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即没有推辞，又没有谦让，只是接受任务，也没有其他言语。
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是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是有点不十分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周亚夫也确实没有辜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只有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它的五国也在汉将的进击之下节节败退，没用过多长，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非常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种事情，职位是非常显要的，但是弄不好也非常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时常“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埋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之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以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意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是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尽管平叛胜利了，但是还是同梁国结怨。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所以，梁王每逢入朝，经常同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不是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是因为他的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外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很大的事，毕竟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如果不小心，就会引起空前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通常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刚刚登相位，觉得太子没有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
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同景帝发生了争执。此后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里的事，不用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没办法只好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但没有能说服景帝，反倒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此深为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非常乖巧，非常讨好窦太后，因此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保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不是无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答应，就先去找他做工作。
结果，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并不是没有诸大臣歃血盟誓：不是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高祖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并不是没有功劳，假如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当然使景帝非常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好发火，只能“默然而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