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警察把妮可抬上了折叠担架床，她的鼻孔里插上了氧气管。餐桌那边，有个警察弯腰把地上的碎玻璃一片一片捡了起来，然后用透明的塑料袋把妮可皮包里倒出来的东西一一收集起来。有个警察站在门旁，手里拿着对讲机，噪音很大。
警官先生，我焦急地说，我坦白，这是一场事故，请你们送她到医院抢救，我跟你们去警察局。话音刚落地，几个陌生人一拥而入。
先生们，我对着他们大喊：病人有哮喘病，快断气了，你们还折腾什么呀折腾？
手里拿着表格的警察细声轻语地说，冷静，任先生请冷静。急救大夫已经在处理了，我们得完成手续把病人交给他们。顺着他示意的方向，原来他们是指后到的几个陌生人。
我说，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我们是同事，罗斯特大学的，这是我的驾照，拿去！
我从皮夹里抽出驾照，扔给了他，然后推开妮可面前的几个警察，挟起担架床就往外面推。
让我们去医院，妮可！我一边喊一边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妮可往外面推……
警察把妮可劫走了！我被押上了批判台，哥哥站在我旁边，一条蛇在空中晃动，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空气呜呜作响。啪地一声，皮鞭抽到哥哥背上，白汗衫顷刻出现一道红杠。又是一下，哥哥惨叫。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个个伸直了手臂握紧拳头，在空中挥舞。哥哥趴在地上，全身都是血。
我坦白……我坦白！我边哭边叫，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周围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白茫茫的鹅毛大雪。母亲拉着我快冻僵的小手，踏在没膝的雪地里。我们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我的腿在颠簸中麻木得几乎抬不起来。过年前夕，父亲死了，死在北方的一座监狱里，要家属去签字办手续。途中，母亲把平时零零碎碎的埋怨说成完整的故事。我的眼睛看着窗外，一团团的白雪，轻得像棉花一样，我让雪花飞进来，堵住我的耳朵。远处的田野和农舍都被盖上了白棉被。一边是母亲的骂声，一边是雪白的天地。
白色的被单覆盖着父亲的身体。我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只记得那床白被单。多少年来，我一直想不明白，既然他扔得下我们，要和情妇私奔，为什么在被情人出卖以后，束手就擒？更让我不明白的是，母亲只骂那个女人，却从来不责怪父亲，我就是在母亲的骂声中长大的。我们一家四口，父亲为女人而死，哥哥为女人被打成残疾。母亲一直以为我的选择最安全，我的婚姻最保险，如果让她知道我在美国的境况，不知她要骂什么？
房间里有两张床，隔壁的床空着。孤零零的我，躺在白色的床单下面。我看见父亲向我走来，穿着白大褂，冷漠无情的脸，我们之间隔着淡淡的白色烟雾。父亲后面跟着大哥，除了脸，都是白的，好像陌生人一样。我想坐起来，我的手被绑住了，身体动弹不得。警察来了，把我推了出去。
一个女人的声音，英文发音，叫着我的名字。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睡在这里？为什么只有我一人？
这是久瑟夫医院，任平先生，你终于醒了。女人穿着蓝色工作服，带着护士帽，前额飘着一缕棕色卷曲的头发。她伸出手来，微笑着说道，我是安娜。
安娜，我没病，你们弄错了，你们弄错了！有病的是妮可。我一头倒在床上，觉得天地都在转，一个护士变成了两个、三个，一排人站在我的面前。眼睛潮湿了，泪水像虫子一样从眼角旁爬出来。
很抱歉，任平先生，你是我的病人，我只对你负责任。
我闭着眼睛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病人！妮可？斯密丝，是哮喘病人，我送她来医院。她还活着吗？
任先生，你昏迷了两个多小时，是被救护车送进来的。
我用被单包住头，无话可说。心里想，我是如何来医院的？记忆的空白，难道我真的病了吗？
安娜脾气很好，声音柔和，她说，过一会儿大夫就来看你。
我躲在被单下面，不敢看她。安娜走了，我起来，发现身上的衣服和脚下的地板、门窗、床架、桌椅、墙壁、天花板都是白色，呵呵，白色掩盖一切，让我失去记忆。耳朵嗡嗡作响，好像有人在说话。我屏住气，却什么也听不见。做一个深呼吸，感觉空气有气味，好像消过毒一样。抬脚跨出去，腾云驾雾一样，飘了起来。扶着白墙走过去，厕所在门旁，推开也是一片白。白色的浴帘，白色的水池和抽水马桶。我想解手，站不住，只能坐在马桶上。解完手，拧开水龙头，看着镜子里的脸，苍白的皮肤，无神的眼睛，嘴唇干裂，毫无血色。
丁零零，电话铃声并不响亮，如同大提琴上几个沉闷的音符，但是，却把镜子里的我吓歪了嘴。我抽下一条白毛巾，一边擦脸一边从厕所走出来。电话在哪里？随着铃声，我看到床头旁的墙上，有一个白色的电话。
那是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请预订午餐，今天的菜单是……
午餐？我说，什么？三文鱼，土豆泥？NO，NO，有没有炒面？中国炒面？
呵呵，中国炒面？YES，鸡肉炒面。晚餐菜单是，意大利肉丸面条……
没有米饭吗？我要吃米饭。
OK，没问题，墨西哥米饭，豆泥，牛肉片。什么饮料？
好吧，墨西哥米饭。桔子水。我挂了电话，心想来美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吃过墨西哥米饭，天知道是什么东西？肚子果然饿了，饿极了。
挂上电话，我重新拿起来，问：妮可怎样了？
你是她的什么人？
我？是她的朋友。
你等等。
窗下有两张白色的低藤椅，我扔了一个枕头过去，握着电话坐在上面。我想从医院里逃出去，但是必须先找到妮可。
妮可？斯密丝，找到了，她在无菌病房接受观察，还没有脱离危险。
无菌病房？我自言自语，妮可没有脱离危险。
谢了总机，我扔下电话，三步并作两步朝门外走。不料和送饭上门的老头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对不起，我打了声招呼，脑子里两条腿还在走。老头一把扶住我，说道：午餐来啦，香喷喷的中国炒面。
噢，谢谢。
先生，你要去哪里？需要帮助吗？
他扶着我回到病房，把托盘放在床边柜上，然后指着墙上的一个红色开关说道：瞧，有事请按这里，不用你去跑腿。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我要去无菌病房。
他却说，享受你的午餐吧，中国炒面，我也很爱吃。
老头叫莫非，个子不高，肚子很大，满脸笑容。看着他的笑容，我不由心中一沉，是不是警察派他来监视我？
中国炒面等于美国的三明治，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一边打开银色的金属保温盖，喝了一口桔子水，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
没有筷子，我用白色的塑料叉挑几根面条，刚提起来就滑落下去。
莫非，能搞到筷子吗？我说，希望把他打发掉。
抱歉了，先生，医院里没有筷子。
我用身体挡住餐盘，不让莫非看见我的狼狈相。叉尖在盘子里乱插，抓上来的不是蔬菜就是鸡肉块。面条像泥鳅一样狡猾。
我乘莫非不注意，赶紧端着盘子，凑近嘴边，像扫垃圾一样把面条扒到嘴里。这是最不文明的吃法。唉，早知这样，我真该吃三文鱼和土豆泥。
莫非，我问他的时候，满嘴都是面条，说得含含糊糊，你知道，无意的事故伤人，在美国如何处理？
慢慢说，先把食物咽下去。莫非没听清楚我的意思。
没什么，我故意把面条嚼了又嚼，留在嘴里不咽下去。我说，你等着我把午餐吃完，送盘子回厨房吗？
哪里哪里，我马上要下班了，你把盘子放在门外面的架子上，会有人来收的。
莫非走了。我看了看手表，正巧一点半。突然想起今天没有去上班，实验室的工作没有交代，妮可和我都没有请假。实验室一点半结束午餐，麦克和汤姆应该都在。
我又想起佩芬说中午回来，应该给她打个电话。正这么想着，电话铃又响了。
我的手搭在电话上，铃声不停地响，越响我越不敢接。黑制服的警察，手里有我的证据，破碎的玻璃杯，地毯上的白酒味，妮可的****里留着我的精子。如果妮可不开口，我永远也洗不清自己。母亲说，我们家两个男人都是被女人害的，她们不敢说出真相。言下之意，相爱是双方的，为什么要男人来承担恶果？如果妮可死了，不，不，妮可绝对不能死！如果妮可死了，我就是杀害她的凶手。天啊，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步？
哈罗，你是谁？我拿起电话时侧身靠在床上，一个手肘撑着头。
任先生好！我是吾德医生，比尔？吾德。
你是医生？我没病，你批准我出院吧。
两点钟，吾德医生准时出现在病房门口。他来之前，我给实验室打了电话。麦克说，他们已经知道了，因为妮可病危需要通知她的家属，医院打电话来联系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好像真的成了凶手似的，顿时心慌意乱，脸涨得通红。
在医生进来以前，我已经乖乖地躺下，假装睡觉。吾德医生没有敲门，这大概是他的特权。他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站在两张床之间的空道上，轻轻地喊我的名字。我翻个身，眯着眼睛朝他看。
瘦高个儿，50刚出头的年纪，两鬓有零星的灰白，高颧骨，浓眉毛，亮烁的目光从棕色的睫毛后面透出来，让我看了害怕。
我说，如果你是警察局派来的，我愿意把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然后请你放我回家。如果你仅仅是大夫，请批准我出院。我根本没有病。你看我，刚吃完了一大盘中国炒面。
任平先生，我不是警察，我是心理医生。吾德医生说。
心理医生？你找错人了。我没有病，我犯了错误，需要坦白忏悔。
请说给我听听，任平先生，有些事情也许并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吾德医生，你不需要为我辩护，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一开始？从哪里开始？他问道。
我是有妇之夫，我的老婆很温顺，很善良，我娶她为妻，并不是因为爱情，我的父亲和哥哥都在爱情上出了轨并受到惩罚，所以，我结婚纯粹是为了平平安安过日子。
吾德医生递给我一张表格，说，在你倾诉之前，我们要签一个契约，你对医生不加保留，医生为你绝对保密，你愿意吗？
愿意。我就这样轻易地被他说服了。
签字以后他再问我，可以录音吗？我点了点头。
吾德医生在另一张床上坐下，他给了我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我说得滔滔不绝，好像再不讲出来就要闷死了一样。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是那么懦弱，无依无靠。这场事故很可能毁了妮可，也毁了我的一生。我得说出真相，寻求理解和支持。
吾德医生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并不朝我看，大概是为了减轻我的精神压力。他眼睛专注地望着远方，好像那里有一个屏幕在放映我的故事。他的嘴唇时而撅起，时而被牙齿咬成一条直线。左手托着写字板，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笔。当他要打断我的时候，眼光便收了回来，落在我的脸上。他对时间特别重视，什么事情发生在哪一年，我几岁，他都记下来。
时间到了。吾德医生关了录音机，然后给我一本小册子。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幸亏你被送进医院，你的病不轻啊。
我没病。我固执地答着，一边坐了起来。接过书，发现里面有一张书签，打开一看，是他的名片。瘦长的名片上，下面是名字地址和联系电话，上面印着一只张开的手，好像要拉我一把。
忧郁病人症状。我快速地扫了几行，比较严重的叫PANICATTACK，昏厥，耳鸣，恐慌，感觉世界到了末日，有自杀念头。这些症状可以通过药物得到控制和治愈。
吾德医生把书留给我，是把我当朋友看了。他把笔记本合上，腰板挺直地潇洒而去。走到病房门口，转过身来说，我同意你出院，不过得等明天让主治医生批准。一会儿护士送药来，服一次管12小时。你好好休息，我们明天见。
谈话，吃药，了解PANICATTACK，似乎把我从犯罪的泥坑里救出来了。
吃完药，我给佩芬打电话，叫她明天来接我回家。我握着电话，一边说，一边在房里走来走去。走到窗边，发现病房在底楼，窗下种了一行绿色的矮冬青灌木和几簇花卉，前方就是停车场。佩芬说，她马上就来。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请进，我说，同时把头发整理了一下。
麦克！我跑过去和他拥抱。
你还不错。麦克说。
麦克。你见到妮可了吗？
他点点头，眼睛看着地上，忧愁地说：情况很不好。
家属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现在用机器代替她呼吸。
什么？她的肺坏了吗？
他和我一起走到藤椅旁，坐了下来。麦克眉头紧锁，说话时呼吸很重。
麦克，妮可有救吗？
50对50。他把目光对准我，一对焦虑和悲哀的幽蓝眼睛。妮可对酒精过敏，你不知道吗？她怎么在你家喝酒了呢？凌晨5点钟她到你家来干什么？你太太不在家吗？
我用双手捂住脸，无奈地说，麦克，这些问题都应该由妮可来回答，受到伤害的是她，我怎么讲都是一面之词。
你怎么也住进医院了呢？
我不知道！他们说我昏倒了，把我和妮可一起送进来了。麦克，你带我去看望妮可好吗？
麦克苦恼地摇了摇头，没有说任何理由。
我怔了一下，大概就是几秒钟的片刻，要在平时，我一定会跳起来，为什么他能看妮可，我却不能？可能是因为麦克改变了态度，他伸过手来，拍了拍我的膝盖，叫我好好养病。我便不计较了。
佩芬很快来了。我向麦克介绍佩芬，这是他们第一次照面，麦克很知趣地提前离开。
我说，佩芬，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怎么都不回家？
葛莱西雅的朋友病故，我们在那里守了一夜，没想到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眼睛红了，低下头去，鼻子一抽一抽，然后去了洗手间。流水声和她的哭声一起传出来。我在洗手间的门口走来走去。我说，佩芬，你出来，你在里面，我要解手怎么办？她还是哭。我说，小芬，你出来，我们好好说话。不料，她哭得更加厉害，我只好回到房里靠在床上，耐心等待。
抽屉里有一本圣经，黑色硬封面的。我拿起来翻了翻，想到了实验室的汤姆。不知道相信上帝的汤姆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约翰福音：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天暗了，我把台灯打开，继续读圣经。不一会儿，有人敲门，是个女高音，说晚餐来了。幸亏这个水灵灵的年轻姑娘及时出现，她把餐盘托在手上，踏着舞步，哼着歌曲走进来，留下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没有她，佩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
墨西哥米饭。我笑着对佩芬说。她的眼睛鼻子又红又肿，喉咙里还有抽泣的余声。
她用手纸捏着鼻子，把鼻涕挤出来，然后说，你怎么订外国菜呢？要不要我到外面去买中国餐？
我用塑料叉子在墨西哥米饭上拨来拨去，挑了几粒送进嘴里。
佩芬凑过来一看，哭丧着脸说，饭里有番茄酱，你别吃了，我这就去买。
这时我才注意到，墨西哥米饭是红色的。我把叉子递给佩芬，说道，你尝尝，挺好吃的。
佩芬吃了一叉说，我不在乎番茄酱，真的很好吃。
我说，佩芬，别生气了，瞧我，不是好好的吗？今天早上我还以为要被抓到监牢里去呢。
佩芬说，那个女的没事吧。邻居看到你们俩都被救护担架抬上车。葛莱西雅以为你们在吸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