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弗陵说道:“大将军不必紧张,戴上帽子,快请起来。朕很清楚上书是假的,你没有什么阴谋。”霍光听了小皇帝的话后,真是又惊又喜,于是问道:“陛下怎么知道上书是假的呢?”刘弗陵胸有成竹地答道:“你出京城去阅兵,也就是这两天的事,选调校尉人府也不过十来天罢了,可是燕王远在北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就算能够知道,马上就写信过来,现在也赶不到京城啊。再说大将军真的要作乱谋反,调一个校尉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这件事明摆着是有人想陷害你。朕虽然年幼,但也不会上这种当,怀疑大将军的。”
一席话说得大臣们惊讶不已,霍光也放下心来。聪明机智的刘弗陵接着下令追查冒名伪造上书的人。上官桀等人怕查下去会暴露自己,就劝刘弗陵:“这点小事不知道是谁恶作剧呢,就不值得再追查下去了。”刘弗陵一听,嘴上虽然没有坚持,但实际上已经开始怀疑上官桀等人了。
上官桀等人陷害霍光的目的没有达到,并且实际上已经暴露了自己,但他们还是没有收手,经常在刘弗陵跟前说霍光的坏话。刘弗陵已经不信他们所说的了,于是警告他们:“大将军是先帝临终前托付的忠臣,他辅佐朕治理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天下百姓有目共睹,以后再有人毁谤他,朕一定从严处罚,绝不宽贷。”
可见,刘弗陵年龄虽然小,但是已经很是识人。上官桀等人密谋在长公主府刺杀霍光,发动宫廷政变,结果阴谋泄漏。刘弗陵在霍光的帮助下,粉碎了政变阴谋,把上官桀等人处死,燕王刘旦和长公主也畏罪自杀。刘弗陵和霍光君臣相互信任,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平定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
遗憾的是年经聪明的刘弗陵21岁就死了。有人说他的死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但这不是我们所关注的。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他还有来得及发挥自己的才智,但是在用人方面就已经显示出过人的一面,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班固在《汉书》中对他赞道:“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
再说说汉昭帝的孝心,他的生母钩弋夫人出身于河间。据说汉武帝巡狩经过河间的时候,望气者说,云气显示,此地有奇女子。汉武帝于是急令使者召见。面见皇帝时,这女子两手握拳,汉武帝亲自为她展开指掌。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
“拳夫人”进为婕妤(类似上卿,爵比列侯,第二十等爵。汉武帝置,为妃嫔之首),居于钩弋宫,大受宠爱。太始三年(公元前94)生了皇子刘弗陵。刘弗陵号“钩弋子”,据说怀孕14个月才临产。史书记载汉武帝说:听说古时帝尧14个月才出生,今钩弋子也是同样。于是宣布将刘弗陵所出生宫殿的宫门改名为“尧母门”。
后来卫太子刘据败亡,而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多有过失,宠姬王夫人的儿子齐怀王、李夫人的儿子昌邑哀王都过早去世,而钩弋子年五六岁时,健康聪明,皇帝老爸汉武帝常说“这孩子像我”,又感念他的出生与众不同,心中十分喜爱,有心立为太子,只是因为年幼,担心即位后女主专恣扰乱国家政治,长期犹豫不决。
汉武帝临终时,确定以少子刘弗陵为继承人,这就是后来的汉昭帝。然而,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却因此被逼身亡。帝位继承问题,是汉武帝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时刻苦心思虑的政治难题。卫太子刘据被废后,一直没有再立太子。而燕王刘旦上书,愿放弃其封国入长安在汉武帝身边担任宿卫。汉武帝明白其政治企图,大怒,当时就在未央宫北阙将其使者处斩。
汉武帝居住在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背负少年周成王的画面。于是左右群臣知道了汉武帝有意立少子为继承人的心迹。此后不过数日,汉武帝所宠爱的钩弋夫人即死于云阳宫。钩弋夫人之死,体现出汉武帝作为一位强有力的帝王,其谋虑之深远和手段之毒辣。
据《史记?外戚世家》中褚少孙的补述,汉武帝在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之后数日,严厉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请罪,汉武帝仍然命令押送掖庭狱惩处。夫人回头还顾,汉武帝则厉声喝斥道:快走,你别想再活着了!
夫人死于云阳宫,据说当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钩弋夫人在夜色中被草草安葬,墓上只作了简单的标识。传说“殡之而尸香一日”,殡殓之后,她的遗体整天散发着香气。其后汉武帝闲居,问左右说,对这件事,人们有什么议论吗?左右答道:人们说,将立其子,为什么要除去其母呢?汉武帝说:是啊,这确实是一般人不能明白的。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事件吗?
历史学者禇少孙于是感叹道: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可以称为“贤圣”,“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后人定其谥号为“武”,岂能是没有根据的!帝王心态,果然狠忍异常,所谓“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以致如此,足见政治人出于政治目的,可以表现出个人情感的严重异化。
有人批评汉武帝的这种做法“违天理而拂人情”(见〔金〕王若虚《君事实辨》),以为既不合天理,又背离人情。也有人说,“武帝此举,残忍不经,殊非正家裕后之义。”(见〔明〕张宁《读史录?武帝》)如此残厉的作为,是无从为后世宗族树立典范的。汉武帝对钩弋夫人的手段,固然对维护汉家天下的大局有利,但是对钩弋夫人本人来说,实在是残忍无情。
****封建帝王薄情冷血的心性,因此暴露无疑。然而也有人站在维护汉王朝政治统治的立场上看待“武帝此举”,竟有肯定的评论。如元代文名甚盛的张养浩,就有《吕后》诗:“妇人阴类狠淫俱,故德元勋半坐诛。钩弋后来非命死,茂陵刚断古今无。”作者自注:“惜高祖不诛此妇也。”以刘邦不诛吕后致使功臣多遇害,对比汉武帝的“刚断”,也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历史认识了。
据说汉武帝内心依然思念钩弋夫人,为她专门在甘泉宫修筑了一座通灵台。经常有一只青鸟往来台上,一直持续到汉昭帝即位的时候。唐人张祜《钩弋夫人词》因此写道:“惆怅云陵事不回,万金重更筑仙台。莫言天上无消息,犹是夫人作鸟来。”其中“惆怅”二字,似是诗人想像的帝王心态。也有人说,汉昭帝即位后,改葬其母,打开棺椁,只有丝制的鞋履依然存留。这样的传说,暗示钩弋夫人已经仙化。
元人杨维桢《咏女史?钩弋夫人》有这样的内容:“婕仪未换母仪尊,闻道君王已寡恩。太子宫中无木偶,可无鞠域到尧门。”诗句指责“君王”的“寡恩”。明人沈德符《天启宫词八首》其八写道:“六宫抆泪但吞声,后命何须罪有名。钩弋竞传尸解去,圣人依旧戏昆明。”则表露出某种批判的意味了。所谓“钩弋竞传尸解去”,这是说到了死后棺墓中钩弋夫人“但存丝履”的传说。
十一 汉武帝时期士人家庭教育以及《史记》之伟大
汉代是封建大一统和社会大发展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家庭教育创始并定型时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导的统治思想,以儒家为主的文化知识受到普遍重视。
西汉武帝时期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还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当时社会阶层分“士农工商”,士人作为四民之首,在政治地位、经济基础、文化知识具有明显的优势,逐渐在家庭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士人是文化知识的主要承载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家庭教育开始呈现出儒学化的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了其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我国重道德、传知识、求仕进的家庭教育传统逐渐形成。
汉代士人家庭教育无论在教育内容上,还是在教育形式上,均取得了巨大发展,其中不乏有精华之处,成为了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察举制,推举儒生作官,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以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以考试成绩为选定官员的标准,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学经典。于是,儒生既是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也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儒学因此全面影响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儒生的地位得以提升,儒学因科举制而显荣,同时也成为执政者奴化臣民的工具。
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当然也影响了汉武帝时期另一位伟大的人物——司马迁。
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位博学多闻的学者,司马迁少年时代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司马谈让儿子拜儒者为师,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适当为儿子考虑一下仕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眼下都说应试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却又希望儿女考高分。形势比人强,古今都是这个道理。不过,司马谈并未对儿子说:现在道家不吃香了,赶快扔掉它,改学儒术!
司马谈不是赶时髦的投机分子,司马迁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汉子,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学说也并不反感。到后来,经过孔安国、董仲殊的调教,司马迁对孔夫子毕恭毕敬。
司马迁自己讲,他“十岁诵古文”。这个天才少年的目光所以,几乎包括当时所有能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诗经》、《战国策》、诸子著述,这些都不用说了,他还学习天文、地理、兵法、商业、域外风物……想想他的书房,竹简堆得有多高。一般的人,早就被茫茫书海淹没了,司马迁却能戏水,甚至能够踏浪,说他是天才好像还不够,他简直是神奇。
有一个词:“学究天人”。司马迁就是这种人。今天的学者,也许单攻一本书,就够他一辈子呕心沥血了。司马迁在茂陵生活了七八年,直到他二十岁开始行万里路。天才少年很用功,但不会很辛苦。
如果他学得身心疲惫,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他学的知识多半是假知识,是学的时候就打算将来要忘掉的敲门砖。只有学通了,能举一反三了,从中获得智性的乐趣了,那才叫学习。司马迁闲时也到各处逛逛,小茂陵,大长安,满眼都是惊奇。外部世界对他的吸引力,不下于书本,二者又形成互补。
司马迁大约四十二岁开始写《史记》。现在他年近半百,写了七八年了。也许他以前的文章比较平和,自从受了宫刑,文风为之一变,充满了战斗性。《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涉及汉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本纪”记帝王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与官职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也讲天文水利、经济文化等,类似后来的科学专史。“世家”写各时期的王子诸侯。“列传”最丰富,写谋士、将相、侠客、刺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等,所占篇幅为全书之首。
一般历史学家,能够写下真相就难能可贵了,而司马迁道出真相之后还要评价,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有“太史公曰”,立场很鲜明。认真读《史记》,会明白什么人才是大历史学家,知识的后面是勇气。所谓读史明智,只说出了一半,大历史学家是大智大勇。
然而《史记》决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司马迁长期的学养和历练使他能够站得更高,既有战斗性,又有公正性;既有鲜明的立场,又有冷静而客观的描述。他的一些篇章,不乏所谓“零度写作”的要素。但冰点本身就是沸点,像鲁迅所谓“火的冰”,表面不动声色,底下岩浆奔腾。
《史记》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史学和文学巨著,又是古典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它书写西汉以前的时光,却远远越过了今天,直指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