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弗陵说道：“大将军不必紧张，戴上帽子，快请起来。朕很清楚上书是假的，你没有什么阴谋。”霍光听了小皇帝的话后，真是又惊又喜，于是问道：“陛下怎么知道上书是假的呢？”刘弗陵胸有成竹地答道：“你出京城去阅兵，也就是这两天的事，选调校尉人府也不过十来天罢了，可是燕王远在北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就算能够知道，马上就写信过来，现在也赶不到京城啊。再说大将军真的要作乱谋反，调一个校尉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这件事明摆着是有人想陷害你。朕虽然年幼，但也不会上这种当，怀疑大将军的。”
一席话说得大臣们惊讶不已，霍光也放下心来。聪明机智的刘弗陵接着下令追查冒名伪造上书的人。上官桀等人怕查下去会暴露自己，就劝刘弗陵：“这点小事不知道是谁恶作剧呢，就不值得再追查下去了。”刘弗陵一听，嘴上虽然没有坚持，但实际上已经开始怀疑上官桀等人了。
上官桀等人陷害霍光的目的没有达到，并且实际上已经暴露了自己，但他们还是没有收手，经常在刘弗陵跟前说霍光的坏话。刘弗陵已经不信他们所说的了，于是警告他们：“大将军是先帝临终前托付的忠臣，他辅佐朕治理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天下百姓有目共睹，以后再有人毁谤他，朕一定从严处罚，绝不宽贷。”
可见，刘弗陵年龄虽然小，但是已经很是识人。上官桀等人密谋在长公主府刺杀霍光，发动宫廷政变，结果阴谋泄漏。刘弗陵在霍光的帮助下，粉碎了政变阴谋，把上官桀等人处死，燕王刘旦和长公主也畏罪自杀。刘弗陵和霍光君臣相互信任，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平定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
遗憾的是年经聪明的刘弗陵21岁就死了。有人说他的死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但这不是我们所关注的。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他还有来得及发挥自己的才智，但是在用人方面就已经显示出过人的一面，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班固在《汉书》中对他赞道：“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
再说说汉昭帝的孝心，他的生母钩弋夫人出身于河间。据说汉武帝巡狩经过河间的时候，望气者说，云气显示，此地有奇女子。汉武帝于是急令使者召见。面见皇帝时，这女子两手握拳，汉武帝亲自为她展开指掌。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
“拳夫人”进为婕妤（类似上卿，爵比列侯，第二十等爵。汉武帝置，为妃嫔之首），居于钩弋宫，大受宠爱。太始三年（公元前94）生了皇子刘弗陵。刘弗陵号“钩弋子”，据说怀孕14个月才临产。史书记载汉武帝说：听说古时帝尧14个月才出生，今钩弋子也是同样。于是宣布将刘弗陵所出生宫殿的宫门改名为“尧母门”。
后来卫太子刘据败亡，而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多有过失，宠姬王夫人的儿子齐怀王、李夫人的儿子昌邑哀王都过早去世，而钩弋子年五六岁时，健康聪明，皇帝老爸汉武帝常说“这孩子像我”，又感念他的出生与众不同，心中十分喜爱，有心立为太子，只是因为年幼，担心即位后女主专恣扰乱国家政治，长期犹豫不决。
汉武帝临终时，确定以少子刘弗陵为继承人，这就是后来的汉昭帝。然而，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却因此被逼身亡。帝位继承问题，是汉武帝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时刻苦心思虑的政治难题。卫太子刘据被废后，一直没有再立太子。而燕王刘旦上书，愿放弃其封国入长安在汉武帝身边担任宿卫。汉武帝明白其政治企图，大怒，当时就在未央宫北阙将其使者处斩。
汉武帝居住在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背负少年周成王的画面。于是左右群臣知道了汉武帝有意立少子为继承人的心迹。此后不过数日，汉武帝所宠爱的钩弋夫人即死于云阳宫。钩弋夫人之死，体现出汉武帝作为一位强有力的帝王，其谋虑之深远和手段之毒辣。
据《史记？外戚世家》中褚少孙的补述，汉武帝在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之后数日，严厉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请罪，汉武帝仍然命令押送掖庭狱惩处。夫人回头还顾，汉武帝则厉声喝斥道：快走，你别想再活着了！
夫人死于云阳宫，据说当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钩弋夫人在夜色中被草草安葬，墓上只作了简单的标识。传说“殡之而尸香一日”，殡殓之后，她的遗体整天散发着香气。其后汉武帝闲居，问左右说，对这件事，人们有什么议论吗？左右答道：人们说，将立其子，为什么要除去其母呢？汉武帝说：是啊，这确实是一般人不能明白的。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事件吗？
历史学者禇少孙于是感叹道：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可以称为“贤圣”，“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后人定其谥号为“武”，岂能是没有根据的！帝王心态，果然狠忍异常，所谓“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以致如此，足见政治人出于政治目的，可以表现出个人情感的严重异化。
有人批评汉武帝的这种做法“违天理而拂人情”（见〔金〕王若虚《君事实辨》），以为既不合天理，又背离人情。也有人说，“武帝此举，残忍不经，殊非正家裕后之义。”（见〔明〕张宁《读史录？武帝》）如此残厉的作为，是无从为后世宗族树立典范的。汉武帝对钩弋夫人的手段，固然对维护汉家天下的大局有利，但是对钩弋夫人本人来说，实在是残忍无情。
****封建帝王薄情冷血的心性，因此暴露无疑。然而也有人站在维护汉王朝政治统治的立场上看待“武帝此举”，竟有肯定的评论。如元代文名甚盛的张养浩，就有《吕后》诗：“妇人阴类狠淫俱，故德元勋半坐诛。钩弋后来非命死，茂陵刚断古今无。”作者自注：“惜高祖不诛此妇也。”以刘邦不诛吕后致使功臣多遇害，对比汉武帝的“刚断”，也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历史认识了。
据说汉武帝内心依然思念钩弋夫人，为她专门在甘泉宫修筑了一座通灵台。经常有一只青鸟往来台上，一直持续到汉昭帝即位的时候。唐人张祜《钩弋夫人词》因此写道：“惆怅云陵事不回，万金重更筑仙台。莫言天上无消息，犹是夫人作鸟来。”其中“惆怅”二字，似是诗人想像的帝王心态。也有人说，汉昭帝即位后，改葬其母，打开棺椁，只有丝制的鞋履依然存留。这样的传说，暗示钩弋夫人已经仙化。
元人杨维桢《咏女史？钩弋夫人》有这样的内容：“婕仪未换母仪尊，闻道君王已寡恩。太子宫中无木偶，可无鞠域到尧门。”诗句指责“君王”的“寡恩”。明人沈德符《天启宫词八首》其八写道：“六宫抆泪但吞声，后命何须罪有名。钩弋竞传尸解去，圣人依旧戏昆明。”则表露出某种批判的意味了。所谓“钩弋竞传尸解去”，这是说到了死后棺墓中钩弋夫人“但存丝履”的传说。
十一 汉武帝时期士人家庭教育以及《史记》之伟大
汉代是封建大一统和社会大发展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家庭教育创始并定型时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导的统治思想，以儒家为主的文化知识受到普遍重视。
西汉武帝时期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还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当时社会阶层分“士农工商”，士人作为四民之首，在政治地位、经济基础、文化知识具有明显的优势，逐渐在家庭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士人是文化知识的主要承载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家庭教育开始呈现出儒学化的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了其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我国重道德、传知识、求仕进的家庭教育传统逐渐形成。
汉代士人家庭教育无论在教育内容上，还是在教育形式上，均取得了巨大发展，其中不乏有精华之处，成为了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察举制，推举儒生作官，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以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以考试成绩为选定官员的标准，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学经典。于是，儒生既是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也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儒学因此全面影响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儒生的地位得以提升，儒学因科举制而显荣，同时也成为执政者奴化臣民的工具。
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当然也影响了汉武帝时期另一位伟大的人物——司马迁。
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位博学多闻的学者，司马迁少年时代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司马谈让儿子拜儒者为师，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适当为儿子考虑一下仕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眼下都说应试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却又希望儿女考高分。形势比人强，古今都是这个道理。不过，司马谈并未对儿子说：现在道家不吃香了，赶快扔掉它，改学儒术！
司马谈不是赶时髦的投机分子，司马迁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汉子，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学说也并不反感。到后来，经过孔安国、董仲殊的调教，司马迁对孔夫子毕恭毕敬。
司马迁自己讲，他“十岁诵古文”。这个天才少年的目光所以，几乎包括当时所有能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诗经》、《战国策》、诸子著述，这些都不用说了，他还学习天文、地理、兵法、商业、域外风物……想想他的书房，竹简堆得有多高。一般的人，早就被茫茫书海淹没了，司马迁却能戏水，甚至能够踏浪，说他是天才好像还不够，他简直是神奇。
有一个词：“学究天人”。司马迁就是这种人。今天的学者，也许单攻一本书，就够他一辈子呕心沥血了。司马迁在茂陵生活了七八年，直到他二十岁开始行万里路。天才少年很用功，但不会很辛苦。
如果他学得身心疲惫，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他学的知识多半是假知识，是学的时候就打算将来要忘掉的敲门砖。只有学通了，能举一反三了，从中获得智性的乐趣了，那才叫学习。司马迁闲时也到各处逛逛，小茂陵，大长安，满眼都是惊奇。外部世界对他的吸引力，不下于书本，二者又形成互补。
司马迁大约四十二岁开始写《史记》。现在他年近半百，写了七八年了。也许他以前的文章比较平和，自从受了宫刑，文风为之一变，充满了战斗性。《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涉及汉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本纪”记帝王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与官职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也讲天文水利、经济文化等，类似后来的科学专史。“世家”写各时期的王子诸侯。“列传”最丰富，写谋士、将相、侠客、刺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等，所占篇幅为全书之首。
一般历史学家，能够写下真相就难能可贵了，而司马迁道出真相之后还要评价，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有“太史公曰”，立场很鲜明。认真读《史记》，会明白什么人才是大历史学家，知识的后面是勇气。所谓读史明智，只说出了一半，大历史学家是大智大勇。
然而《史记》决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司马迁长期的学养和历练使他能够站得更高，既有战斗性，又有公正性；既有鲜明的立场，又有冷静而客观的描述。他的一些篇章，不乏所谓“零度写作”的要素。但冰点本身就是沸点，像鲁迅所谓“火的冰”，表面不动声色，底下岩浆奔腾。
《史记》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史学和文学巨著，又是古典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它书写西汉以前的时光，却远远越过了今天，直指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