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是艺术呢？艺术正是一种了解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方式。艺术传达什么呢？艺术传达的是人类情感、生命和社会。正是从这一角度说，艺术是社会的一个窗口。既然艺术对于社会科学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把这些关于艺术的无言的理解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和艺术怎样生长融合到一起，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呢？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第五，艺术是使社会符号化的主要途径（art yields two kinds of symbols of society）。艺术通过从日常生活中挑选出的动作来代表社会。如手势、舞蹈、歌唱和礼仪便是例证。另外，艺术通过投射情感到物质形式中以使社会符号化。领袖人物、图腾、偶像和组织计划便是例证。这两种符号是社会科学客观化的组成部分。社会情感通过艺术变得客观化和可供讨论与研究，而社会科学只能从艺术出发来研究，此外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把社会科学从艺术中粗暴地分离出去，特别是当它们都被社会生命形式的利害联系在一起时。科学必须进入它的课题，即使这意味着进入对其他人来说是主观的知觉和情感王国。
桑德兰研究并发挥朗格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预示着西方学术界已经把朗格符号论艺术哲学看成是某种带有普泛意义的方法论。不仅可用它来审视艺术，而且可以用它来研究社会、研究人生，从而将艺术社会化，将人生艺术化。从这个角度说，朗格理论才真正获得了哲学的崇高地位。
（第二节）朗格学说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朗格在符号论艺术哲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朗格符号论艺术哲学的研究，虽然产生于20世纪，但她却把从19世纪就开始的西方诗学领域的“语言转向”问题，给予了较为彻底的解决。朗格的理论强调艺术符号形式的纯粹性和独立自足性，它以探讨符号形式的本体论起源为宗旨，并力图为所有的符号形式建立认识论基础；它把整个人类活动都包括在了自己的符号哲学之中，美学与艺术理论当然只能作为一种符号形式来对待，这无疑已经为美学和文艺学提供了普遍的审美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同时，朗格的理论为美学和艺术领域的新语言观提供了很好的哲学解释，从而促进了“语言转向”的最终完成。
其次，朗格的艺术哲学善于吸取各家之长，在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提炼，从而在继承中创新。她提出的艺术符号是表现性形式，是情感和生命形式的表现以及艺术直觉是对生命形式与意味的洞察、顿悟等重要论点，显然是对已有的表现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等各学术流派的批判吸收与辨证综合。但她的独到之处则是把艺术的本质归结为人类本源的符号创造的冲动力，这样一来，艺术就不仅是表现论的，它同时又获得了表现的本体论与主体论的根基。就她把艺术表现归结为符号形式的创造而言，分明是在强调任何一种表现活动既呈现为主体的活动，同时又是客观的，从而使表现主义思潮中所呈现出来的主观倾向和片面性得到了有效补偿。另外，朗格的符号论艺术哲学在没有丧失把艺术归结为自足独立的形式这一信念下，同时又使形式主义美学获得了主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这就有效地使表现主义思潮与形式主义思潮从符号学的角度进行了创造性的整合。而她对直觉的独到见解，则体现了对康德力图调和感性与理性传统的继承，并因而具有比较辨证、全面，较少片面性的优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泛滥的社会背景中，重视理性的作用，反对艺术单纯进行“自我表现”，充分证明了她的学术胆量和科学精神。
第三，朗格理论中有关艺术意象、艺术符号与生命形式等概念范畴的阐述以及对艺术作品之整体性、有机性、生动性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沟通或契合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她在其着作中就常常喜欢直接引用中国古典艺术（特别是诗歌）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以朗格的学术思想对于中国艺术哲学理论的深层探讨、研究和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有着重大的意义。朗格强调的生命、运动、节奏、情感与中国老子的“道”（有和无的统一，即是宇宙，亦即生命的整体）的一致；朗格的生命活力说与中国的“气韵生动”说的类似；朗格的艺术直觉论与中国的“妙悟”说的相同；朗格的艺术“幻象”论与中国的“镜花水月”说不谋而合，等等。在艺术哲理的探寻中，朗格实在是与中国的传统理论有一种殊途同归之妙。
第四，朗格关于人类情感的研究，为打开人类精神与心灵的奥秘作出了杰出贡献。她在晚年出版的巨着《心灵：论人类情感》三大卷中，对情感的概念予以重新阐释，充分运用生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心理学的最新成果，去探讨情感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而使她的研究超越了神话、语言、宗教、艺术、科学等领域，指向一个无限深远的心灵的课题。
朗格的符号论艺术哲学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如果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予以审视，仍然会发现其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源于新康德主义的符号论，在认识论上很难避免先验唯心主义的影响，朗格也不例外。她接受了康德所谓人为自然立法，人赋予经验材料以形式的观点，认为人都具有一种先验的抽象能力，人类实践活动开始于符号的制造、精神的内省和意识的抽象，而符号活动则是人类精神把握现象世界的一种本能行为。这一看法反映在她艺术哲学思想上，就是不注重艺术与社会、与政治、与历史、与经济等诸种复杂的关系，只把艺术看成是一种非社会化的独立的符号现象。这当然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告诉我们，人类运用符号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它是人类长期劳动实践的产物。如果把艺术也看作一种特殊符号的话，它必然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从艺术本身来看，艺术之所以能够以物态化的形式出现，它是经历了实用、精神标记、超实用的发展过程，即形式从内容中脱离出来，最后演变为符号的过程。从这一过程来看，它是由主体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创造出来的，可以说，它是人类成长的标志，是人类劳动对象化的结果。符号不仅是人类自由的象征，还是人类获得自由的手段。艺术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人类获得自由的特定标记。
其次，朗格在说到人和人的生命时，她的解释本身有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她把人只是看作一个具有有机生命和“符合生物的情感及其所达到高潮的”有机体，而不是把人看作是“各种关系总和”的人；她经常把人与有机体、有机生物相提并论。这反映了她是以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人和人的生命的，基本上没有脱离人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她在论述“生命形式”这一重要理论范畴时，就没有能够将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之特有的情感、特有的精神表现和不同于各种动物的特有的生命活力，充分予以强调和区别。
第三，朗格在对艺术形式的论述中，有形式化的倾向。艺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是一种精神的形式。任何时代的特殊感情都会诱导出与这些感情相一致的形式。就是说，艺术形式必须服从于它的时代的内容，即政治、道德、科学、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内容的需要。朗格的错误就在于此。艺术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应该取决于艺术所表达的内容，即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进而形成意蕴。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艺术符号形式表现的情感就会模糊不清。艺术符号活动同其他符号活动一样，都来自于实践活动，又服务于社会、时代的需要，如果离开社会对它的需要，就无法说明艺术形式、艺术活动的本质。
第四，在直觉问题上，朗格同样存在着弱点。她把艺术符号的本质归结为情感，而直觉又是把握艺术符号的直观能力，由此便可形成这样的推论：艺术符号外化了情感，直觉是对情感的领悟。但直觉的本质是什么，直觉根源于何处，朗格避而不谈。直觉具有理性功能，但最终又以“顿悟”情感为目标，这说明朗格所说的直觉不外是一种生理或心理刺激的反应，颇具神秘主义的色彩。只有从人类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才能说明直觉的本质和根源，朗格对此是不清楚的。
尽管存在着上述缺憾，但整个说来，朗格的符号论艺术哲学是十分卓越的。她广收博采，取众家之长，对各种艺术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她把分析哲学家对逻辑形式的分析和生命科学对生命形式的研究结合起来，用以补充形式主义美学，从而使她的符号论艺术哲学比以往的形式主义美学前进了一大步，她对艺术的形式作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有人把她与康德、柏格森、克罗齐、杜威并列，称他们为近代西方五大美学大师，这并非没有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