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杨冰和政委张启泰率团奔赴二郎山西坡，抢修公路。此路段因山高坡陡，岩石风化严重，经常遇到流沙堆积在路面上堵塞公路的麻烦。杨冰以往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如何处理。团党委召开“诸葛亮会”，自下而上“献策”制服这个“拦路虎”。青年战士杨茂武建议修建旱桥，让流沙从旱桥下流走，从而解决了流沙阻路的问题。
5月，该团进至康定到折多山以西路段后，开始以营、连、排、班为单位，划分施工地段，分段按质、按量、按时包干。令杨冰颇感意外的是，战士们经常昼夜不停地接着干。他和张启泰政委去查夜时，竟发现帐篷里空无一人，走到公路上才看到：整排整班的干部战士，正趁着明亮的月光，在争分夺秒地抢修公路或桥涵。大家幽默地给自己起了个绰号一“夜虎队"
8月，需要在道孚西边的一条大河上抢修桥梁。架桥，必须在大河上游砍伐木料，让木料顺水漂流到架桥地点。当时，有些木料在漂流中遇到障碍，相互碰撞，堆积成垛，阻塞河道，无法继续下放，造成工地停工待料。
战士们不顾个人安危，站在漂流的木料上，使用长钩、木棍去拆散木垛。一次，木垛猛然溃散，横冲直撞，十一名战士被木料冲撞落水，光荣牺牲。后来这座桥被命名为“忠烈桥”，桥头修建起烈士纪念碑亭，碑上镌刻着十一位英雄的名字和事迹。
10月，工兵十二团一营前进到甘孜以西的雀儿山施工。时值天寒地冻，甘孜城南河面已全部冻结成冰，人、马和汽车能从冰面上通过。雀儿山上的冻土十分坚硬，一镐掘下，只见一个白印，工效很低。战士们就到远处的原始森林中砍伐树枝丫，背到工地上烘烧冻土，边烘烤，边挖掘，按时完成了抢修雀儿山便道的施工任务，还为干海子兵站修了房屋。
十八军的部队是步兵，从豫皖苏到长江南岸跨进浙赣闽，转战大西南，多次走过公路，但是公路是怎么修的却从来没有想过。让步兵修公路确实是个新课题。干部、战士们熟悉的是投弹、射击、拼刺刀、爆破四大技术，打仗、冲锋都很勇敢；但是，叫他们放下枪，去砸石头、打炮眼却是头一回。在峭壁上，在山峦中，在站都站不稳的地方，把十几斤重的大铁锤高高地举起，使劲儿地、不停地锤打着直径只有三四厘米大的钢钎头，稍一打偏就会砸在另一个扶钢钎人的手上，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开始经常有人的手被砸伤，连队的伤病员不断增加。
施工中还不断出现险情，遇到技术难题。团部介绍来一位周技术员。他原是旧中国修这条公路的施工员。周技术员向部队反复讲解了公路建筑结构原理、泥石配料比例、路面铺筑方法，还有路拱横坡度、小涵洞设置和排水沟处理等技术。他要求指战员们注意识别塌方的险情、学习排除的方法，建议各连在重点地段设置观察哨，才能抢险施工。如此照办，部队施工进度果然迅速加快，各项工程质量都达到规定的指标，避免了重大伤亡事故。从国民党军起义的团长杨冰感叹道，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才能这样创造出工兵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1951年4月，杨冰奉命率团里的英雄模范代表三十余人去简阳出席由“工纵”司令部召开的英模代表大会。“这种荣誉是我难以忘记的，而这段修路的经历，则尤其使我难忘。”
打通雀儿山，是争取1952年通车昌都的关键。1951年初冬，总计一万二千人的筑路大军投入雀儿山区的“攻坚战”。
雀儿山东山脚至垭口，高差五百余米，垭口标高五千零四十七米，是康藏公路的最高点。那里岗峦起伏，丛岭叠嶂，悬崖峭壁，怪石嶙峋，皑皑白雪，终年不化。
此段所属施工队伍为十八军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工兵第五团和两个技工大队。冬季雀儿山铺满冰雪，地面冰冻深达两三米，施工极为困难。就在这滴水成冰、断指裂肤的严寒中，张福林所在的部队，在征服了二郎山、战胜了大渡河后，于1951年12月登上了海拔五千零四十七米的雀儿山。
在峰峦险峻的雀儿山开凿石方，全靠人工用钢钎打眼、放炮。为把画在悬崖上的设计线变成实实在在的公路，战士们腰间系上粗绳，将粗绳的另一端固定在山顶的岩石上，双腿反复蹬崖壁，将身体在空中荡来荡去，荡到设计线的位置，尽量保持身体稳定，手执铁锤、钢钎在崖壁上打炮眼。这就是当时称为“悬空打炮眼”的作业法。
尽管上级千方百计改善部队生活，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向部队提供高山炊具，米饭还是煮不熟，面条仍旧是煮成面糊糊，难以下咽。水烧不开，喝下后肚子咕咕直叫。加上高山缺氧，过度的劳累，人体出现了入不敷出的“赤字”。张福林一连几天腹泻，后来又发高烧。可是强烈的责任心让他躺不下去。他想，每一斤炸药，运到雀儿山来都不容易，万一放“冲天炮”（放空炮），国家要受损失。
部队收工了，张福林总是主动留下来装药、点火，直到放完了炮，才顺着雪路滑回驻地。夜里，大家都入睡了，他还在清理和整修全班的工具。
那天中午收工后，张福林照例在工地上检查炮眼及装药情况。他正逐个检查完本班战士打的炮眼深度，计算装药量，丈量导火索长度。正当他聚精会神作业时，突然，从山崖上方坠下一块两立方米大的巨石，他来不及躲闪，巨大的石头砸在了他的右腿和腰上。当战友们闻讯赶来搬开石头时，张福林已昏死过去，鲜血染红了冰雪……许久，许久，张福林才睁开眼睛，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怕是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衣服口袋里还有四万五千元（旧币，折合现币4.5元），请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卫生员要给他打针，他哑着嗓子拒绝：“不要了，替国家节省了吧！”战友们要抬他上担架，他拒绝道：“我不行了，你们赶快上工去吧！”
张福林是河南扶沟人，1948年8月入党参军，参加过太原、秦岭、成都等大小战役十多次，是一个在五百米内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在川西剿匪中，他曾通过房东瓦解土匪杨万贵部，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修筑康藏公路。
张福林牺牲后，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一个小包，有他荣立五次战功的记功证，还有他进藏之前用自己的津贴在四川买的几包菜籽，他一直带在身上，准备撒在西藏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张福林的精神，鼓舞着筑路部队，他们以张福林为榜样，战冰川，斗恶水，将公路不断地向拉萨延伸。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学习张福林忘我精神》的短评。张福林牺牲十八天后，雀儿山段公路修通了！他生前所在的炮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他被追记一等功，并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李学文是筑路部队中的一名普通战士。1951年6月，他跟随部队参加修筑马尼干戈草地到昌都一段的路。路长四百公里，全线都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要通过拦在公路线上的雀儿山、甲皮拉、达马拉等七八座大山才能到达昌都。上级命令要在十四个月中分五期施工来完成，其艰难程度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雀儿山终年积雪一两米厚，一刮大风，雪堆起一人多高。可是，没有一个战士被困难吓倒。大家骄傲地说：“山顶架帐篷，睡在云雾中，树枝铺在雪地上，好像睡的钢丝床。”上级命令部队要在大雪封山以前打通雀儿山，
把冬季的粮食运到前方去。临近冬季，连里的工地已泡在冰水里，脚伸进去，就冻得不能动弹。李学文首先跳进冰水里去，接着，作业小组全连都在冰水里干起来。许多战士患上雪盲症，眼睛痛，头痛，手上、脸上裂了一道道血口子。李学文浑身浮肿，脸肿得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指导员要他下山休养，他回应道：“雀儿山年前要劈开，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力量，我要战斗到最后胜利。”
12月初，部队提前五十多天完成了劈开雀儿山的任务，粮食可以运过山了。李学文所在部队又承担起在零下40度雪线上保证运输、保护路基的扫雪任务，保证每天汽车能顺利地通过大雪山，把粮食等物资及时运到山西面的兵站去。
大风呼呼地吹着，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战士们守着道路，不停地扫着，满是冻疮的双手几乎握不住扫把。每天从山上回来，战士们的鞋子都湿透了，次日早晨冻得硬邦邦的，穿鞋都很困难。每天晚上，李学文趁大家熟睡，把大家的鞋子、衣服烤干后才去休息。
扫雪持续了六十多天。一次，天晴后洪水突然上涨，眼看大水就要把路基冲垮，大家焦急万分。李学文奋不顾身，率领大家跳入水中，排除险情，保住了路基。
战士们说，我们和险恶的自然环境搏斗近两年。在这条公路上，每一块石头、每一方土，都经过我们仔细地抚摸过、敲打过、摆放过。
“一炮轰开一万八千多石方，等于两万人忙一天！”如同神话般的奇迹流传在筑路部队的连队里。创造奇迹的是青年英雄杨茂武。
在安久拉山西面的山脚下，一条激流旁边耸立着一座七十多米高的石岩。这石岩形状奇怪，上面向前倾斜，下面向里凹陷，好像巨大的野人陡然伸出个大脑壳，要把河水一口喝干。这是某连在石方作业中遇到的第一个“劲敌”。连长皱着眉头，派人先上去探路。上去的几个战士像蜗牛一样，爬一下，挪一步。这样，即使能开出一条小路，零敲碎打，到哪一天才能劈开这座石岩，让路通过呢？
杨茂武独自坐在石头上，看着湍急的河流。鸟儿在河面上自由飞翔，忽而钻到岩底，忽而掠过水面，又忽而展翅鸣叫着从他头上飞过去。他灵光一闪：“如果岩下有天然洞，就能设法打出一个合适的洞，多装炸药轰它个底朝天！找连长去！”
阴天，风大，胳膊粗的麻绳一头拴住大石，一头拴在杨茂武的腰间。指导员再三嘱咐：“小心啊，不行就赶快扯绳上来。”杨茂武用上那套在猛烈炮火下练就的攀墙技术，顺着陡岩一寸一寸地往下滑。手上刚愈合的血口子裂开了，鲜血顺着手背流下来。冷风吹得钻心，棉衣剐破了，大团棉花在空中飞扬。奇形怪状的岩石像长着无数颗尖牙不断撕咬着他的衣裤。
杨茂武左腿上连皮带肉被磨去了一块。下了二十多米时，岩石突然向里凹陷，杨茂武没有了着力点。他悬在半空，连转了几圈，急忙放开嗓子向上喊：“放呀！放呀！”低头望去，河水汹涌澎湃，浪花一冲老高。岩石上面，连长、指导员，几乎全连的人都紧张地守在麻绳旁，默不作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下面，岩石的突起遮住了视线。大家只能侧耳细听。
风刮得更猛烈了，挂在绳子上的杨茂武被风吹得不停旋转打圈，头晕目眩，浑身上下全是伤。随着绳子逐渐下放，他终于落到了一块石岩上。刚刚站住脚，杨茂武就发现在他身旁有一个洞口。他俯身捡起一块石头，往洞里扔去，瓮声很大。终于找到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岩洞。杨茂武和战友们就在那个大岩洞里装了一千二百公斤炸药。1953年11月9日，随着震天撼地一声巨响，小山一样的巨石被炸开了。
怒江，旷世奇路
今天，只要你经过怒江大桥，在那边的人，都会指着一个单独立在江边的桥墩告诉你：“当年，有个战士修怒江桥时掉进十多米高的、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谁也没办法把他救出来，他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桥墩里。”如今，怒江上已经架起了新桥。当年修建的怒江桥只留下这一个桥墩，像是一座特别的纪念碑……
1953年间，最难修的是怒江天险和然乌沟石峡这两段公路。
怒江天险，即冷曲河汇入怒江前后的峡谷地带，两岸多是“抬头掉帽”、仰头望不见顶的狭窄石谷，数十公里长的陡壁峭崖，直下江边，平均落差达一千九百米，被当地藏族群众称为“猴子难攀，野羊不敢下山喝水”的地方。
1953年6月，筑路大军到这里时正值汛期，怒江江水暴涨，流速达每秒八九米。浪击石壁，吼声如雷，两人面对面讲话都听不清楚。踏勘队员虽历尽千辛万苦，也未能渡过江去，只好在工程线路设计图上画下一条七公里的“飞线”。
筑路部队被阻挡在咆哮的怒江东岸。跨越怒江、揭开西岸之谜的开路任务落在战士李文炎和他的战友们肩上。
参加过劈开二郎山、跨越大渡河和金沙江等激流工程的先遣营营长张保德，是位身经百战的英雄，但面对着这湍急奔腾的怒江，他却显露出焦急的神情：自己的营如不能跨越怒江，就挡住了所有怒江筑路大军。他再三叮嘱李文炎：“我们一定要强渡过去。现在全师都在看着我们。”
1953年7月14日清晨，江雾未散，李文炎等六人分两排坐上一只旧橡皮船，把准备拖过江去的两根电线绑在船后的一个皮扣上，一个人把舵，高喊着：“一二！一二！摇桨！”向惊涛骇浪里冲去。全营的人在岸上紧张地注视着他们。
橡皮船像一片树叶似的在巨浪中起伏，一？会儿被巨浪抛起，一？会儿又跌落到水凹里。电线就像是一条长尾巴一样，在船后摆来摆去。他们用力地划着。没想到垂到江底的电线，被石头挂住，船在激流中打着旋。一连三次失败。一个巨浪压下来，船翻了，电线断了，糟糕的是船被激流冲走，一眨眼的工夫，随江水转过山脚不见了。所有人都傻眼了：“这只船和船上的战友是我们全营的命呀！”落水后，被激流冲回东岸的李文炎迅速爬上岸，冲向山顶，却不见船的踪影。
李文炎下到江边，沿着江边跑起来。在江边一个大回水湾里，李文炎终于看到那条如黑色大鱼般的船，他脱下衬衣一扔，不顾一切向激流游去，终于抓住了船。这时，一条绳子忽然甩到他的面前一支援他的崔锡明赶到了。第四次强渡终于成功了。当李文炎他们爬上西岸时，东岸所有的人都举着手向他们欢呼，他们也举着木桨欢呼起来。
下午5点多钟，两根长木棒扎成的木筏，绑着一根12号细钢丝从东岸顺水漂过来，电线慢慢放，船慢慢向江心走，终于和那木筏碰了头。
木筏上绑着一个布包，是什么呢？打开一看，六人細愣住了：十八个馍馍！大家知道连队是没有面粉的，一定是首长特意絲的。馍馍已被江水浸湿，但战士们心怀暖意，都舍不得一下吃完，只吃了两个，留一个保存好。夜晚江风刺骨，他们只穿了渡江时穿着的裤衩背心，连鞋也没有，生起篝火取暖，围坐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李文炎和战友们拖着钢丝向上游走了二三里，到了他们坐船起渡的对岸，把钢丝固定在一块大石头上，顺着钢丝，江对面的战友们滑过来衣服，滑过来食物，又滑过来一个小风箱。怒江再也无法阻挡两岸英雄们的联系了。对岸滑放物资，这边只有六个人用手拉钢丝，粗糙的钢丝把十二只手磨得通红，肿得像馒头。晚上，疲惫不堪的他们睡得很香，无论风怎样吹，气温多么低，都没能把他们冻醒。一觉到天明，他们一睁眼，发现江面变宽了。原来咋晚上游暴雨，江水暴涨了两米，离他们睡觉的地方只有一米远，放在江边的小风箱也被水冲走了，幸好橡皮船拴得牢实，还漂在水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