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为他们终生信仰的奋斗目标，毅然离开了一双绕膝的儿女和嗷嗷待哺的二女，离开时，他们的心在流泪，在流血。而我们在最需要呵护、关爱、情感交流、人生观教育时，父母远离了我们，我们只能用个人利益服从了国家利益来解释。父母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我们家每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重大的牺牲，特别是少磊，在和父母情感建立中，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精力和更长的时间代价。
五十年过去了，人人都经历了种种人生的磨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亲情，总能把生命中的不如意慢慢地化解。个人的命运和情感都深深地嵌进浩如烟海的时代变迁中，都将成为历史的一个符号。
贾少磊接着姐姐少敏的回忆，继续延伸着对父母无尽的怀念：
随着岁月的流逝，父母相继去世了，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我看见了一张褪了色的照片。我坐在父亲的腿上，嘴里吃着我的小手，两眼有神地凝视着前方，母亲搂着站着的哥哥。父亲在相片的背后写下了“进藏前留念”五个字，多么珍贵的照片呵！看着它，我的眼睛湿润了，泪水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的心在颤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好像明白了很多，好像知道了一切，可是再也无法挽回，我内疚，我自责。
那时的我怎么知道，爹娘就要离开我进藏了，不到半岁的我从此与父母天涯海角数年，这不仅疏远了与父母的距离，更疏远了与父母的情感。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再见到我的父母，心里已经没有家的感觉，没有亲情的依恋，就如我姐姐说的，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那个时候，父母的心同样受到伤害，儿子管他们叫“叔叔”、“阿姨”，女儿嘴里喊不出“爸爸”、“妈妈”，他们的心真的在流泪，真的在流血，这是一段扭曲了的感情。为了尽快燃起我对家的温暖，尽快从心底回到父母身边，三年级后我转学回家了，即便是回家后，在感情上好长一段时间也是格格不入的。
而西藏军区保育院、西藏军区八一校在我的一生中，特别是生命的前十年，就犹如我的父母，是那样的舍不得，那样的依恋，那样的念念不忘，是他培养了我，是他教育了我，他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是我梦里重复的故事，是我今生今世永远不停的思念……
张均和祁奋的女儿张琪（原名张祁）回忆说：
我们小时候西藏的生活条件比起十八军进藏初期已有所改善，但是那个年代的西藏部队仍然没有像现在每年有的休假制度。人们只有到内地学习、开会和女同志怀孕快要生产时才能回到内地。那时西藏还没有通航，交通也没有如今便利和顺畅。所谓的公路很不好走，要回内地，必须先步行或骑马到昌都才能坐上汽车。当年我妈妈就是快生我时，只身一人坐着车，从颠簸的川藏路回到内地。1956年的7月妈妈在重庆生下了我不久，连名字都来不及给我起，就把我托付给了保姆，返回了西藏。后来妈妈告诉我，我的名字还是保姆给起的呢：那时保姆带着我去上户口，保姆和派出所管理户籍的人商量，说这个孩子的爸爸姓张，妈妈姓祁，就叫张祁吧。
我们姐妹三人的幼儿时期都曾在成都西藏军区保育院度过。
有一张照片，正面是我在保育院一栋房子的窗户外独自喝水，我自己端着的缸子几乎把我自己的脸全部遮住。照片背面有妈妈当年用钢笔留下的清晰笔迹写道：“她在喝开水。虽然照了这样一张相，但是一直没有高兴一下。知道我是她的妈妈，但又不熟悉，所以默默的和我玩了一天，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岁零八月。”那是1958年3月。
我在成都西藏军区八一校读小学时，爸爸第一次来看我，老师指着对面的来人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爸爸说，他当时抱着我，感觉到我在浑身发抖。
那个年代在成都八一校的孩子的父母都在西藏工作。每次有父母从西藏出来看望自己的孩子，也会看望我们。爸爸妈妈也是如此，看望我们时也要一并看望其他战友的孩子。
一次爸爸来看望我和大妹妹，带我们出去玩。在三轮车上，除了我和大妹妹外，还坐着其他战友们的四五个孩子。我们这些孩子有坐着的，有站着的，还有被爸爸抱着的，大家都高兴围绕在爸爸的身边。一个三轮车坐了这么多孩子，吸引了不少过路人的眼光。
后来我们都到了北京，投奔我爸爸的弟弟——叔叔家，我们三姐妹分别在不同的学校过着寄宿的生活。记得，那时我在北京郊区的十一学校读小学一年级，只能每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周末回叔叔家一次。每次我都要独自一人步行穿过校园外的一大片菜地，到公共汽车站，乘坐一段后，再转车去甘家口大妹妹的学校接上大妹妹，然后我们俩再转几次车才能回到和平里的叔叔家。周日下午我又按同样的路线，先把大妹妹送到她的学校，然后自己再返回十一学校。那一年我不到8岁，大妹妹也就6岁。
更多的周末不能回到叔叔家时，我有点像现在的留守儿童一样。当喧闹了一周的学校静下来时，校园里只有我们几个不能回家、留在学校的孩子，在空旷冷清的大操场上默默地度过一个个在学校孤独的周末。
有人说孩子的童年没父母的陪伴是一种缺失，但当时八一学校所有的孩子都健康地成长，包括心灵，无私的老师让孩子们没有孤独感。八一学校学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了爱同学、爱亲人、爱同胞。
从十八军子弟小学成立，到更名为西藏军区八一小学，一直受到军首长、军区首长的关注，每次他们返回内地都要到学校转一圈，看望或代战友看望在校读书的娃娃，或将娃娃们的成绩、娃娃们的健康成长情况带回部队，带到西藏高原。
当年的路影校长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一次张国华军长到八一校去探望学生、老师和教职员工，听说军长要到学校来，顿时全校欢腾，各班整队出发来到唐场北边的小河旁。
只见那红旗招展，只听那锣鼓喧天和师生们热情的呼喊。军长的车来了！一辆、两辆、三辆整齐地排在河边。军长下车了，我快步地走到军长面前也不知说啥好了，向军长敬礼。军长说：“大家好！”并向孩子们挥手致意。这时队伍中走出来两个孩子，向军长行了个队礼，献上了鲜花。军长说：“孩子们你们好！”顺手拉着孩子们的小手健步走向学校的大操场。军长向列队在大操场的孩子们大声问候：“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好！”孩子们齐声回答：“军长伯伯好！”军长说：“我今天看到孩子们每个小脸都挂着笑容，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很高兴！你们想不想你们的爸爸妈妈呀？”有位同学高声说道：“校长就是我们的妈妈！”我指着那个孩子说：“他是个烈士的孩子，叫小东，是个好孩子。”只见张军长眼圈一红，差点流下眼泪。军长向孩子们说：“让我们记住他的爸爸，记住你们的父母，他们在西藏修路、打仗、保卫边疆，就是为了你们能好好地学习。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说着，军长亲切地抱起他身边的一个小学生，我介绍说：“他叫小宝，是赵力的小儿子。”军长抱着孩子亲了又亲。
风雪高原，爱情传奇
是什么东西呢？江一赶紧跑到没人的地方，张开手一看，原来是一个红糖窝窝头！她站在那里，一股幸福的暖流从手上传遍全身。多少个艰难的曰子，近在咫尺却无法表达爱意，这一个小小的红糖窝窝头，却传递着他深藏的情意……
在20世纪50年代，在那个没有现代化信息快速传递绵绵情意的风雪高原上，十八军官兵们有着自己最为独特的爱情传奇。
他叫胡然，做事认真、待人诚恳，还风趣幽默；她叫刘延，开朗乐观、聪明灵秀。他和她，在进军西藏的征程中，都是后政文工团舞工队的一员。他是班长，她是副班长，工作让两人相互了解、相互吸引，但却碍于“进藏不满一年的不能谈恋爱”这条“军规”，一时无法在一起。
部队奋战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工地上，他和她的恋爱，就在紧张的劳动、繁重的演出任务中“见缝插针”。
那天，部队过金沙江时，刘延正准备上牛皮船，有人挤到她的身边，塞给她一张小纸条。一阵惊慌后，她马上冷静下来，她看到了他的背影，意识到那张纸条的含义，把它紧紧攥在手心里。
湍急的金沙江上，刘延坐在牛皮船里，趁别人不注意偷偷打开纸条，眼前出现这样一行字：“牛皮船，像勺，把你我舀到了一起。”她的脸热了，心跳得更快了。
从此，刘延的世界里，多了一个他，多了一段“桦树皮情缘”。
说起“桦树皮情缘”，还得夸夸胡然的心灵手巧。那时，胡然是话剧演员，又是舞美设计，喜欢木刻。工地上没有信纸，那些随手可得、不规则的桦树皮，经他的手，就制成了一份份别致的情书。我们有幸，得以在今天，还倉封卖到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激动人心的浪漫。
桦树皮信之一：
首先声明，不是创造。没有纸，这儿的人全这样，用桦树皮写字，休息时，我就上山，剥桦树皮，画画。我的桦树皮比较大，比较美，因为有木刻刀相助……
桦树皮信之二：
李媛病得厉害，疼得在床上打滚，据说是妇科病。打了半支杜冷丁才勉强上场，由此，我想到了你，行军、蹚冰河怎么办？希望你别再淋着雨睡觉了。很难相信头上滴着雨水，床下也淌着雨水雪水，我已深深感到你行军、修路、演出的劳累。
桦树皮信之三：
别听孟的话，我好好的，只不过被石头擦破点皮。相信吗？疼痛是最好的振奋剂。这两天我睡不着，反反复复想着英雄，觉得自己也能当英雄。你想写东西，三组长的材料很好，在炸药就要爆炸的一刹那间，他扑了上去，三个民工得救了，他失去了一只胳膊——活着的英雄。活着的英雄很不容易，你能写出来吗？若能写成山东快书，我就争取上台演出，说山东快书不存在跑调问题。
听说波密的杜鹃花开了，真希望我参随部队转移到你身边。
桦树皮信之四：
草坪上盛开着鲜花，
不要议论它吧！
因为它正是开放的时候。
我新收集的一首民歌，抄给你，愿你喜欢它。还有一幅漫画，只给你一人看——几个战士喝酥油茶的奇形怪状。不光酥油茶不正，那“茶”实际就是牛粪。昨晚炊事班到达目的地，黑暗中忙乱把牛粪饼当作砖茶放进了锅里了，多有趣。
区队长让我注意一些影响，这段时间给你写信太多了。很难设想，没有感情的生活，这雪山草地还会这么美吗？你说！
这一张张珍贵的桦树皮，刘延曾经保存了很久很久，可惜后来在颠沛的日子里将它们遗失。幸好她还完好的保存着一本红皮日记，记录着当时的词句，成了两人爱情最好的见证。
经过一番波折，有情人终成眷属。多少年后，刘延已成为知名的北京女作家。当她的第三部散文集《聆听岁月》出版时，她特意将胡然当年在高原上写的两篇文章收入书中，纪念已故的爱人。
在吴景春的心里，七年前病逝的丈夫陈家琎从未离开。
当年，他是随十八军首批进藏的新华社记者，她是医疗队里漂亮大方的护士。两人的缘分，从一起在藏语训练班学藏语文开始一他是一班班长，她是四班班长，两人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工作学习经验。
在当时的吴景春眼中，陈家琎是个充满智慧而又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他的眼神中也读懂了“那个意思”。但年轻姑娘的矜持，让她“静观其变”。
那时候，吴景春还是篮球队队员。每到比赛，陈家琎就充当起“场外指导”。而每天早上起床，她在院子里溜达着背藏文单词时，总会“巧遇”他一这时的他已经开始了渐进式的“进攻”，常常借机过来和她说话。后来她才知道，有一天早晨，她边走边背单词，他照常在不远处凝视她的身影时，一位炊事班的老班长看穿了他的心思，悄悄地走到他身边鼓励他：“这可是个好姑娘啊，不要错过，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出来。”
就这样，他鼓足勇气向她表白了，她也满心欢喜地默许了。两人开始了浪漫的携手：在月光下并肩漫步拉萨河边，在林卡里追赶嬉戏……
吴景春还记得，两人“水到渠成”结婚那天，她晚上在病房里值完班回来，院领导和同事们抱着被子，把她送到西藏工委宣传部，在那里，和新华社的另一对新人一起举行了结婚仪式。虽然简单，也很热闹，大家还哄笑着在他俩那间墙皮脱落、又潮又湿的新房里闹了“洞房”。吴景春至今还保留着陈家琎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本军用日记本，上面写着他的心思一给她作为婚后纪念。
婚后，他总是在她公休时用自行车来接她。每次回到家，他招待她的只有几个果丹皮，顶多有一小块酱牛肉，她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但这样简单而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陈家琎被派往康藏公路修筑一线采访，一别好几个月。
好不容易重逢了，1956年，吴景春又因为参加苏联专家在北京举办的妇幼卫生进修班回到内地，当时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进修结束后，吴景春经过考试，被北京医学院录取，留在了北京。陈家琎也暂时调回北京，在新华社总社工作。可这段相聚的日子依然很短，不久，他又被调回新华社西藏分社工作。那时候，西藏还未通航，一封信要走个把月，两人只好约定：每周互发一封信。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总是收不到他的信。他在高原上的行踪，
她都是从报纸上，通过他写的通讯报道“读”出来的：有时在帕里，有时在藏北牧区，有时又到了山南、林芝、波密地区……
就这样几十年过去，陈家琎因工作需要几次调进调出西藏，与妻子吴景春聚少离多。直到1998年，他病倒了，后来发展为双侧脑干梗塞，在病床上一躺就是四年。那段日子，她常坐在他的身边抚摸着他的脸，不时亲他一下，他笑着流出眼泪……只有生病在床，他和她才真正相守在一起！
当吴景春拿出相册，指给我看他们年轻时在一起的合影照片，讲给我听那一张张照片后面的故事时，她的脸上表情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