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五连三排在连长常魁的率领下，从右边迂回穿插至叛匪的背后，抢占制高点，然后从上往下压，支援六连一排发起正面攻击；六连指导员崔怀铎带领一梯队向叛匪左翼发起攻击。六连连长戴维信见五连的三排、六连的一梯队已向叛匪穿插上去，便高喊“一排跟我上！”迅速往前跃进。说时迟那时快，通信员小李见连长朝前冲有危险，便一个箭步跃至连长的前面。山上叛匪听到冲锋号声，一排排的子弹向一排阵地倾泻而来，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小李的腹部，小李随即倒下。戴维信匍匐上前，去为小李包扎，此刻，小李断断续续地说：“连……连……长……我不行了……你给我妈妈说，叫她不要哭……儿是为消灭叛匪牺牲的……”小李的声音越来越小，渐渐地闭上了眼。戴维信的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流，他咬着牙，坚定地说：“安息吧！小李子，我要全歼这股叛匪给你报仇！”
戴维信率领全排战士勇猛地朝前冲，在一梯队的火力支援下，一排的战士们像一群猛虎，三百米、两百米、一百米，距叛匪的第一山头阵地越来越近了。此时，战士们却遭到叛匪排子枪的猛射，副排长李明芳的腹部连中两枪，肠子直往外冒。连长喊战士扶他下去，他说：“我不要紧。连长，你带部队往前冲，我用火力掩护！”李明芳用手将肠子塞入腹内，用衣服将腹部裹紧，又拿起班用机枪猛烈地射击，直至战斗结束后，才由卫生员为其包扎。
六连的一梯队在指导员崔怀铎的指挥下，向叛匪第二山头阵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叛匪狗急跳墙，垂死挣扎。正当平叛部队将攻上山头时，叛匪又一阵排子枪射来。崔怀铎见有一名战士倒下了，爬过去一看，是刚从三连调来的雷德元。在激烈的战斗中，三排副排长王子良又倒下了。这时，崔怀铎噙着愤怒的泪水，大声地喊：“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要死的，不要活的！”这是怒吼，这是悼念战友的号角！
担任追击任务的一连，听到激烈的枪声，知道前面已经打响。枪声就是命令，时间就是胜利！一连连长乔登伦当机立断，命令全连战士除带上武器弹药外，其余东西全部留下，轻装突进。有许多战士为了减轻负重，干脆把棉衣棉裤都脱掉，穿着单衣跑步投人战斗。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平叛部队由遭遇战转为进攻战。剩余的残匪已成瓮中之鳖。阵地上的冲锋号又响了，战士们从四面八方向企图继续顽抗的叛匪阵地冲去。“通司”用藏语喊着：“叛匪们，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缴枪不杀，金珠玛米优待俘虏！”剩余的残匪见同伙死的死，伤的伤，大势已去，插翅难逃，遂举手向平叛部队投降。
战斗胜利结束了。这是林呷地区平叛中最后的一次战斗。
23日，六连全体指战员为三名牺牲的战士举行追悼会和安葬仪式。怒江东岸的一座高山坡上，屹立起了三座坟茔，三位战友便长眠于此。
1959年的平叛取得胜利后，叛乱武装除在某些地区仍然可以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空投人员、电台和武器外，已无法从陆地上再接受海外的援助。他们被分散在恩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温泉、黑河、巴青之间，申扎、萨噶、定日之间以及昌都东南等四个地区。1960年初，军区将其依次编为一、二、三、四号地区，重新布置兵力进剿。留在这些地区的叛乱武装，组织较严密，战斗力较强。他们妄图凭借横断山脉、荒原和高山草地，建立所谓“敌后根据地”，以便长期盘踞。
西藏平叛的战斗与我们通常说的正规军作战不同：叛匪多在暗处，人员分散不等，几个、十几个、几十个或几百人；很多情况无法预测，突发事件很多；随时遇敌，随时作战，常为遭遇战；作战地形常对平叛部队不利；重火力、大兵力不易展开使用；同时，敌人多不作顽强抵抗，跑得快，跑得散，不易全歼。
但是叛匪武装所到之处，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与当地藏族群众的矛盾不断加剧。藏族群众通过解放军的所作所为与叛匪的对比，越来越看清了叛匪的真正面目，对叛乱分子非常愤恨，都希望解放军早日平息叛乱，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张国华司令员在作战会议上指出，1960年是平叛的关键一年，要争取在年内基本解决问题。他指出“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必须自始至终全面贯彻；在具体运用时则根据不同情况有所侧重：一般在平叛初期和进剿阶段，应侧重于军事打击，结合进行政治争取；进入清剿阶段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并配合以有力地军事打击；不论军事打击为主或政治争取为主，都要发动群众。在作战指导上，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采取从四面八方将叛乱武装主力合围在一个有限地区之内，实行分进合击、分割包围、多层围堵、攻堵结合的战法，一举歼灭之。
在整个进剿阶段，全体广大指战员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精神，克服着重重的困难。
三八九团一、三营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生活异常艰苦的念青唐古拉山战区边缘担任阻击任务。部队在海拔五千五百米以上、雪深数尺的雪峰上，忍受着零下40度的奇寒，以冻雪垒墙防寒，以生米炒面充饥，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历了雪崩、龙卷风等致命的危险，昼夜巡逻在阻击线上。三八九团一连执行巡逻任务通过东拉山口途中，突然遇上雪崩，三十余人被埋进了雪窟，七人当场牺牲，其他同志全部被冻伤。3月24日，三八九团三连连长李文喜率领三十一人从6700高地前往通庚方向巡逻，途中突遭龙卷风袭击，三十一人中除司务长幸免、三人受伤外，李文喜等二十七人都被龙卷风卷起，埋在崩雪下，全部壮烈牺牲。就是在这样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担任堵击任务的部队顽强坚守了四十三个昼夜，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一五八团一连七班阻击企图突围的六十余名叛乱分子，全班七人中五人牺牲、两人负伤，仍坚守阵地，不放走一个敌人。
一五七团在章清包围敌人后，发现在敌群中有二十多名妇女儿童。他们宁可放弃最佳作战时机，坚持让翻译大力喊话，待群众离开，然后才发起冲锋。
三十二团八连在进剿中连续吃了七天的稀面糊，后又完全断粮一天半，但仍然不杀群众的一头牛羊。部队指战员提出了“宁愿自己饿断肠，不杀群众一只羊”的口号。
王正廷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1960年1月，一号地区的平叛战役正在紧张地准备中。由于我原来在沙丁宗当过军代表，以后又在丁青县任县委副书记，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昌都分工委命我带领六个同志和一部电台，到一三四师参加平叛工作。由于过去十年间，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给当地群众做了大量好事，藏族同胞对党的各项政策比较了解，共产党、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在平叛过程中，群众支前情绪十分高涨，出动了大批人力物力支援我军。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位藏族同胞送来的情报，对平叛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位藏族群众叫罗松，尺牍宗东坝村人，39岁。他有位姐夫叫旺堆，
在叛乱武装中当排长。1960年2月中旬，罗松自愿要求去江村设法通过他姐夫了解叛乱分子的活动情况。有一天叛首夏仲召开排以上骨干会，他也混了进去。夏仲在会上说，解放军下一步很可能要打边坝，但他们地形不熟悉，他们到沙丁以后走得人困马乏，一定会把后勤人员和大批物资放在沙丁，大部队继续前进。于是夏仲当场部署，他亲自带一千二百人埋伏在沙丁宗附近的一个牧场里，待解放军的大部队过后，突然向他们的后勤部队袭击。得利后，再回兵边坝，和其他叛乱武装一起夹击解放军。罗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返回，向我作了汇报。我于3月2日赶紧到一三四师向部队领导反映这一重要情况。我到后正好碰上他们在开作战会，会上的部署几乎与夏仲估计的一模一样。他们计划到沙丁宗后，把师警卫连和县委几位同志留下，保护四百多驮物资，大部队继续向边坝挺进。我把我得到的情报向他们汇报后，师首长立刻改变决定，首先在沙丁消灭夏仲这股叛乱分子以后，再向边坝挺进。部署已定，各部队都按照计划准备行动。驻地县委帮助部队动员了十多名熟悉道路的向导和七十多名民工，各路部队在藏族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经过激战，全歼了这股叛乱分子，并活捉了叛首夏仲，这一胜利不仅为进军边坝扫清了道路，更重要的是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平叛部队中有一支鲜为人知的空军部队。在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上，完全靠人远距离地搜寻、发现、跟踪敌人的踪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进剿行动中，人民空军的参与为地面部队提供了支持。
青藏高原夏季的天气，忽晴忽雨，说变就变。一天，有情报传来：几股叛匪匪首在黄河源以南地区聚会。空军二十五师周庭彦机组奉命出动，执行侦察和投掷宣传单任务。上午9时，“402”机组满载宣传单从西宁机场起飞，穿过日月山口，向南飞赴战区。当日的青藏高原晴空万里，东南方向远处的山峰白雪皑皑，西边的青海湖碧波荡漾，正前方的草原一望无际，宁静而又美丽。
战机沿着预定航线飞行了一个多小时，横在航线前方的群山山峰上升起了朵朵淡积云。根据经验，再过一两个小时，淡积云会迅速发展成厚达数千米的浓积云，形成阻挡飞机前进的“云墙”。“杜2”轰炸机的性能决定了飞机不能穿越浓积云，也无法从云顶上飞过去。周庭彦沿公路作低空飞行，从浓积云下面飞越山区，已看到通天河北岸、清水河一带的大片草原，正是目标区。只见千余顶帐篷，沿飞行航线方向横向摆开。有白色的，也有黑色的，中心区有一顶长方形的特大帐篷，大概是匪首们的“议事大厅”吧。彩色传单像天女散花般飘洒在敌巢上空。
飞机进入返航航路，约三十分钟后前方山区上空已经升起一排排“云墙”。战机下降高度，贴着公路飞行，从“云墙”下飞过了山区。快到日月山口时，又是一排巨大的“云墙”，返回西宁机场必经之路已被雷雨云封死，云中电闪雷鸣。到预备机场着陆，距离远，油料不够。绕飞，油料也不够。迫降，高原迫降飞机与地面的相对速度比平原要快，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对飞机损伤也较大。关键时刻，机长周庭彦果断地对机组说：“做好准备，我们从雷雨云下面闯过日月山口！”说时迟，那时快，飞机已经飞进雨区。飞机剧烈颠簸，冰雹“叭叭”地打在机翼上，忽的一下，周围一片漆黑，好似夜间飞行。大约飞行了近二十秒钟，忽地一下，又一片光明。飞机终于通过山口，安全地返回了西宁机场。
当叛乱呈现出扩大态势，空军接到可进行空中军事打击的命令。在进剿行动中，空军出动各型飞机一百三十二架次，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其中，实施侦察五十三架次，轰炸三十七架次，空投四十二架次。
刚过完1958年的国庆节，周庭彦副大队长看到一份《敌情通报》：以仁青才仁和结古寺寺主白马旦周为首的叛匪，纠集残匪五百余人，裹胁群众一千多户，向唐古拉山北麓的莫云滩地区窜去。我骑兵部队和某分区部队正日夜兼程追击匪群，但因地区广阔，地形复杂，天气变化无常，追击了二十八天，仍未找到叛匪主力。部队的粮草供应十分困难，已断粮七天。亟须派飞机侦察、空投……
周庭彦心急如焚，他主动请战。战鹰怒吼着冲向天空。飞机起飞后约一小时，无线电里传来了周庭彦的声音：“‘402’到达l号地区上空，没有发现敌情。‘402’请求执行第二套方案。”塔台回答：“可以执行第二套方案。”指挥所里人们不安起来。第二套方案要西飞进莫云滩，那里沿途都是崇山峻岭和雪峰，绵延百里，天气情况变幻莫测；又是第一次飞进这个地区。正在这时，又传来消息：天气变坏，积云很多，“402”正在云上飞行。指挥所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忽然从空中传来了欢快喜悦的声音：
“‘长江’，‘长江’，‘402’报告敌情，帐篷五六百，叛匪和被裹胁的群众两三千。”同时报告了敌人的精确位置。指挥所里顿时兴奋起来，立即将侦察到的敌情报告给陆军指挥所。
这时忽然传来另一机长报告：“‘402’听不到‘长江’的声音，由我搭桥向‘长江’报告，‘402’发动机温度增高，正在下滑高度，作降温处置。‘402’高度5000，无法返航，准备迫降。”以后，再也没听到空中搭桥传来“402”的任何一句话。刹那间，指挥所里空气好像都要凝固了。此后，寻找和救援“402”的飞机出动了好几批，都没有结果。直到地面部队全歼了那股凶恶的叛匪以后，空军派人到迫降地实地调查，并根据俘虏的供词，才知道周庭彦机组迫降前后的详细情景。
周庭彦向塔台报告准备迫降以后，就开始选择适合迫降的地带。前舱领航员温勋太因为飞机触地时的巨大冲击力，左胸部猛烈撞击在轰炸瞄准器上，造成右肋骨折断，动弹不得。周庭彦头部虽负伤，但他迅速用急救包包扎，解开伞包，站起来观察情况。他发现一股叛匪正向飞机包围过来。周庭彦孤身一人握着手枪，跳到机翼上，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大声吼叫起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硬是把叛匪们给镇住了。叛匪们迅速隐蔽起来。当匪首发觉机翼上只有一人，便带领全部匪徒凶恶地扑了过来。周庭彦临危不惧，用手枪还击，打倒两个匪徒，终因寡不敌众，被叛匪用大刀砍倒，壮烈牺牲。
在三年的平叛中，部队陆续进驻边防，设立哨所，进行巡逻，从而改变了西藏近四千公里边境过去有边无防的状况。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部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计牺牲官兵一千五百五十一人，其中干部一百六十八名；伤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其中干部两百人。
不愿做奴隶
按惯例，农奴主大年初一都要“请”一些农奴来庄园“喝茶”：租子交得多、听话的农奴坐在第一排垫子上喝酥油茶；其他农奴坐在第二排地板上喝清茶；租子交得最少的或“不听话”的农奴，面前摆上一个硕大的脏瓦罐，倒满冷水，农奴自己不肯喝，管家和家丁就强捏着农奴的口鼻使劲灌……
随着平息叛乱战斗的胜利推进，民主改革在西藏各地全面展开，西藏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辉煌的时代。民主改革的进程随着平叛而逐步展开，逐步深入。西藏工委和军区认真执行中央的“边平边改”的方针，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彻底摧毁叛乱分子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