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来，我们应邀先后前往美国和日本，分别参观了两国典型的高科技园区硅谷和筑波。虽然硅谷和筑波都被称作高科技基地，但实际所看到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硅谷突飞猛进，日趋红火，已成为当今高新技术产业的象征而名噪于世；筑波则发展迟缓，日显僵化，难能实现理想的预期而被世人逐渐遗忘。这是为什么？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从中发现，这里面深层的、根本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即两种不同的体制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一、硅谷与筑波发展简况
硅谷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面临太平洋的一块约80多公里长的条状形平坦谷地，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现有人口约250万。其中40%为亚裔，10%为南美和西班牙移民。
简历：硅谷原来是一个以种植杏树为主的农业地区。到20世纪初，技术创新开创了历史先河；50年代，在斯坦福工业园创立高技术产业基础（1951年决定建园，1955年园内有7家公司）；60年代，富有创新精神的微电子公司成长起来；70年代，有了自己的社会网络、产业基础、金融服务等创新环境；80年代，计算机工业占支配地位，产业结构国际化，新一轮创新公司迅速发展；90年代，成为世界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心。
人才、技术资源；硅谷是世界最先进人才和最尖端技术的聚集地。在这块科技园区，共有4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上千个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到1989年，它集中了约33万名高技术人员，其中自然科学和工学博士6000多名。据说在硅谷的技术人员中，亚洲人占60%，其中又以华人居多。硅谷具有雄厚的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和科研力量，而斯坦福、加大伯克利等世界一流大学，则是这些资源的宝库、人才培养的基地和科技产业的孵化器。
技术公司：目前，硅谷有大小技术公司上万家，其中60%是以信息为主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实业公司，40%是服务性第三产业，包括金融、风险投资等公司。在这些公司中，世界最著名的高技术公司有10多家，如惠普、网景、雅虎、英特尔、思科等。同时，它还培养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家，如比尔·盖茨等。硅谷是跨国公司的信息天线，不仅有许多世界著名公司如爱立信、西门子、索尼、三星等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而且还有不少世界最大高科技企业的总部在这里落户。
风险投资：硅谷最大的特点和诱惑力就是鼓励创新和风险投资。
1997年创记录地新建风险公司3575个，风险投资达3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0%，占美国全国风险投资总量的21%。1998年一季度投入18.7亿美元，略高于1997年同期水平。
收入与就业：硅谷人平均年薪4.6万美元（美全国平均为2.9万美元），是美国个人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硅谷的发展和硅谷的创新精神，不断为就业增加新的工作岗位。1998年上半年，在全美的平均失业率为4.8%的情况下，硅谷地区为2%左右，有的城市（如Mi1pitas）仅为1.2%。
GDP总值：1998年，硅谷地区的GDP总值约为2400亿美元，占美国全国的3%左右，相当于中国GDP总值的1/4左右。
筑波是日本政府第一个尝试建立的科学城。筑波完全由中央政府资助，以基础科研为主，属国家级研究中心。它位于东京东北约60公里和成田国际机场西北约40公里处，占地面积2700多公顷。筑波由6个城镇组成，原计划人口规模22万，现有6万户，人口16.5万人，其中国家技术研究人员10000多人，博士3000多人，外来人员5900人，另有短期停留外国人约1万人。
筑波有国家级研究与教育院所48个，它们分别隶属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如通产省有10家，科技厅7家，文部省6家（包括筑波大学），另外，环境厅、厚生省、农林水产省、交通省、建筑省、外务省等部门也都设有下属机构。另有8家公共公司也设在筑波。这里的私人公司发展缓慢，到目前，私人研究机构和民间企业只有250多家，并且私人研究机构只能充当研究的辅助力量。
筑波有30多年的历史。1958年，在东京的大都市区发展规划中，设想建成东京的一个卫星城，并且决定城区的所有国家研究和教育机构及其人员由东京迁来。1963年9月，政府批准了条件较好的筑波为这一选址。在科技新城的建设蓝图中，计划从1965年起大约10年内完成。但实际进展并没有预想的顺利，到1980年，完成搬迁任务的国家研究机构还只是43个（占80%），这时迁入的工作岗位9000多个。当时，该地区居民反对在此征地，被迁出东京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自己被抛到了野外。直到1985年举办国际科技博览会，筑波的情况才有了较大改观。因此，实际建成进入正常运作是在1987年，距计划目标多用了12年。
自80年代末以来，日本全国30%的国家研究机构及40%的研究人员都聚集在筑波，国家研究机构全部预算的50%左右投资在这里。10多年来，国家在这里投下的巨资已达2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7.8元人民币）。但是，由于筑波的科研不讲究与工业界联系，不追求其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也不太关心经济效益，因此，筑波科技转化产业的产值并不高，主要靠农业产出，去年的总产值为7000亿日元。科学城的许多研究人员至今仍视这个城市为远离人类社会的孤岛。
二、硅谷与筑波体制比较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硅谷与筑波在思想观念、创新环境、科技产业、人才技术、经济效益、发展趋势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可以说，硅谷是成功的，因为世人公认它是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圣地，正在领导着世界高科技的新潮流，人们把它作为现代高科技的代名词，也作为各国追赶的目标。筑波是80年代出的名，它本来在建立的过程中就比较艰难，在建立以后的10多年里，也从来没有像硅谷那样有声有色，直到今天也难以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所以，有人认为它是“科技乌托邦”，已经因无所作为而走向失败。
分析其深层原因，问题集中在一点上：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非常明确，两个科技园区所选择的是不同的体制，走的是不同的道路。硅谷是市场主导，没有政府指令，没有行政干预，一切由市场来检验，人们遵守法律，维护市场规则。筑波是政府主导，一切都由政府包办，一切都是行政行为，一切都按计划办事。由于体制的根本区别，导致了整套机制、整套做法和最终结果的完全不同。
——科技园的形成机制。硅谷是一个创业和创新的国际性场所，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政府号召，完全靠内在的创新环境，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他们在这里能够充分体现和实践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从而努力创造自己的事业，共同推动硅谷的兴旺发达。因此，硅谷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来源于自身的生机和活力。
筑波的形成和发展，完全靠政府指令，从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是政府决策，连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都由政府从东京搬来，并且分属于各个行政部门，各种设施都需经行政审批配备，私人机构和企业也由计划限制发展，整个园区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
一科技园的组织结构机制。硅谷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家庭纽带简单，社区结构松散，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由组织体系。但是，不管是企业与企业、科研与实体之间，还是大学与各类公司之间；也不管是科技发明家与企业家、企业家与投资家之间，还是发明家与投资家之间，都是相互影响、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他（它）们的连结点是市场，其共同追求的是利益。筑波的各类研究机构和教育设施以及其他产业和公司，都有相应的主管部门。在东京的日本政府有关机构各自与下属单位都是垂直领导、垂直指挥，而政府部门之间却缺乏应有的协调和一致。因此而导致的局面是，上面各政府主管部门之间争权夺利，并且往往造成重复建设和巨大浪费；下面各研究机构之间互相独立、很少交流，它们只对东京的上级行政部门负责。国有机构与民间企业也互不来往。
——科技园的个人动力机制。硅谷鼓励和提倡个人奋斗，创新的环境和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只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去拼搏，去追求。他们敢冒风险，敢于制胜。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里德利克·特曼，凭他的创新精神和实际贡献而被称为“硅谷之父”和世界高新技术中心的鼻祖。筑波是官僚科学城。在这里个人的意志只能体现在政府的计划之中，虽然他们也有某种积极性，但从根本上来说，整个国立机构和机构个人都存在着一·种惰性。就连日本科技厅的官员也认为，他们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支持，科学城研究人员的目标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于个人研究成果的发表，很少考虑让科技产品向商品转化。另外，作为个人，他们乐意在一家国立研究机构或大公司工作到退休。
——科技园的技术与产品开发机制。硅谷的技术与产品开发以快、新、尖、优为基本前提，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也以此为基础。在硅谷的公司不论其大小，如果技术和产品水平不在世界上占前三位，就必然被淘汰出局。因此，由于整个创新环境的影响，硅谷每天可以推出几十项推动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技术成果，并且也以此来不断巩固其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筑波也许是以基础科研为主的原因，或许是政府没有这一计划指标，使这里不太讲究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不太善于与外界发生交往，工作没有多大压力，从而也谈不上对本国经济和对世界科技发展有多大贡献。据我们了解，筑波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是很艰难的，如他们的一项科研从立项、审批、研究、论证到出成果一般需要10年时间。
——科技园的风险投融资机制。硅谷的腾飞离不开风险资本和融资环境。风险公司、资本市场、投资银行、风险基金的发育和发展，不断给硅谷注入新的活力。在硅谷，只要有一个高科技成果出来，周围很快就有10多个投资基金找上门来投资。同时，美国的纳斯达克（NASDAQ）股票市场为硅谷创新企业上市融资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美国风险资本投资已占整个世界风险投资的一半以上，其中1/4就投在硅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不是政府行为，也没有统一指挥，完全是几千家硅谷的民间风险组织和广大硅谷人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行动。很多硅谷人在风险中发财，发财后又很快投入到新的风险开发之中。当然，也有的在风险中失败，但他们能够爬起来又去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而这种状况在筑波是看不到的。因为筑波长期以来躺在政府的怀里，根本没有风险意识，没有激励机制。据通产省属电子研究所所长介绍，政府每年给他们大量拨款，不需要靠竞争和出卖研究成果来生存。他们投资靠国家，吃饭靠政府，自我感觉良好、稳妥，所以冒风险自然就成为多余的了。但是，没有风险机制，其结果又如何呢？
——科技园的人才培养机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人才是关键。硅谷是培养人才，锻炼人才的地方。这里之所以能产生大量的优秀人才，之所以能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最主要的是因为这里重视人才，为各路人才的成长创造了宽松的创业环境。硅谷的一些大学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还专门为教员和科研人员的创业制定了积极政策。如斯坦福大学允许教员和研究人员每周有1天到公司兼职，甚至允许他们有1～2年时间离岗创业，到期返回；学校鼓励他们在校发明创造，获得知识产权及其收益；应用性成果在1年之后未向企业转移的，发明者可自主向企业转移，学校一般不再收取回报。当然，培养和使用人才，并不是没有竞争，相反，这里的人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优胜劣汰在这里体现得最充分。另外，鼓励人才流动，也是硅谷的一个特点。筑波受政府的直接调控，采取封闭型的人才培养方式，科技人员在量和质上都永远不及硅谷。他们的研究人员靠政府配备，互相之间没有真正的竞争，更不是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各部门的大学培养人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本部门和机构补充人力，而不是为了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创新。
硅谷与筑波的比较，是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的比较。从中我们看到了市场与计划的力量对比，也看到了成功与失败的对比。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风险，有风险就难免有失败。但是，这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排斥市场、封闭自守和不必要的行政命令。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政府主导、行政干预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带来的风险更大，失败的可能性也最大。
三、启示与思考
通过对硅谷与筑波成败体制原因的初步分析，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必须在坚持我国国情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加快科技创新，加快体制创新；必须认真学习并借鉴硅谷成功的先进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式，吸取筑波失败的教训，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认清形势，增强紧迫感，努力造就中国的“硅谷”；必须坚持科技强国的方针，以科技创新来带动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使我国的高新技术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在体制和机制创新方面抓紧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而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把握以下几条。
第一，以市场为主导，减少政府干预。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这是硅谷与筑波两条道路的不同选择，也是二者成败的根本焦点。对此，我们以往办科技的经验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目前，最现实的就是要让科技园区和高新科技企业真正从政府主导型走向市场主导型，充分发挥其自我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有走硅谷之路，即走市场之路，放松管制，取消行政命令，科技事业才有希望。政府各部门要彻底放开，不要搞垄断；要大力扶持，不要横加干涉；要提供自由创新的空间，不要给予种种限制，坚决做到政企分开，实行不干预政策。政府主要是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制定鼓励创新、吸引人才和鼓励人才流动的政策，以及对知识产权切实依法保护等等。同时要对基础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增加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