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授亦是散文大家
1925年，是朱自清人生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年份。8月，他结束了在江浙五年的漂泊，前往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任国文教授。中学老师朱自清，从此与“清华”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了朱自清教授。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也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变，笔下的文字从诗歌，渐渐转为偏重于散文，他也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了古代文学经典的普及、古代诗歌研究和新文学的推广中。1928年，三十一岁的朱自清就曾坦言：“二十五岁之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同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收录了《背影》《儿女》《荷塘月色》《旅行杂记》等篇，很快在读者里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在较早的时期里，朱自清的散文颇有诗意，结构缜密，措辞也十分优美，很容易让人想起他曾经的“诗人”身份。1922年，他写下了被人们广泛流传和喜爱的散文诗《匆匆》。“日来时时念旧，殊低回不能自己。因了惋惜的情怀，引起时日不可留之感。我想将这宗心绪写成一诗，名曰《匆匆》。”其中，他使用“燕子”“杨柳”“桃花”等形象的比喻，自然而然地唤起了人们对时光易逝的感叹，又通过“复沓”手法，运用相同的句式，“言之不尽，又重言之”，大量使用短句，句法结构单纯，这样全篇的文字显得轻快流畅，有如涓涓流水，又如不绝于耳的琴声，如水面上连续的波浪，语言的节奏和情绪的律动毫无痕迹地结合在一起。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朱自清当时的情思繁复，他认为“散”更合适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自己也有尝试写“散诗”的意思。他看重的，仍然是其中“诗”的意味。所以，《匆匆》发表后，他就忍不住问好友俞平伯“觉可称得散文‘诗’否？我于那篇大作当惬意，但恐太散文了”。而且，他也很警惕自己是否在结构与文字的斟酌上“用力过猛”，所以又问俞平伯说：“兄看我那篇有力竭铺张底痕迹否？”
在《匆匆》之后，朱自清又写下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在描述景物、环境时，朱自清所为读者展现的，是人文化的、有人味儿、有情的自然。备受称颂的《荷塘月色》，以一双忧愁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一颗细腻的心灵、一行心事重重然而独具情味的足迹，串起了一组组优美的月下景色，完整地呈现了情、境、人的交融；《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更是极为细致地捕捉到了河上的风景与韵味。
这些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写“美文”的朱自清。随着人生经历渐趋厚重，朱自清的散文也越写越老道、沉实、朴素和贴近人情人性。告别了热烈、青涩的诗句和较为华丽的散文写法之后，朱自清迎来了散文创作的黄金阶段，一个持重、谨严、恳切的朱自清已然在他自己的笔下显现。在《〈背影〉序》中，朱自清说：“我意在表现自己。”这句话，当可以视为朱自清当时对待散文写作的态度。既然意在表现自己，笔下所写，就必定是“有我”的，是作者自己全部修养的体现。
朱自清的大学同窗，文学家孙伏园回忆说，早在1920年两人共同在新潮社（新潮社是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等于1918年发起成立的新文化社团，社员多为北大学生）一起参加学术和写作活动时，朱自清就已经表现出了“少年老成”的特点。“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候我们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分歧的异见有调和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学问事业也奠基在这种性格里。”与他相交颇深的叶圣陶也曾以“匆匆的旅人的颜色”来描述自己这位好友：“你的慌忙，我以为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你的认真。说一句话，不是突然说话，要掏出真心来说；看一个人，不是徒然访问，要带着好意同去；推敲而至于讲解要学者领悟，答问要针锋相对；总之，不论一言一行，既要自己感受喜悦，又要别人同沾美利。这样，就什么都不让随便滑过，什么都得认真。认真得厉害，自然见得时间之暂忽。如何教你不要慌忙呢！”
朱自清的品格和性情，对他的散文写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使得他笔下流出的文字，无不具有朴素的情怀、真挚的讲述方式、严格的组织和精巧的文字推敲。如他的文友叶圣陶所说：“他的恳挚认真的性情，影响到他的文字，使每一篇都成为完美之作。从前人赞美文章，往往说‘人不能轻易一字’，朱先生的文字正当得起这一句。你要给它加一个字或者减一个字是很困难的，这无怪许多人把它当范文读了。”
自问世后就不断被选入中学生语文课本的《背影》，正是这样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散文。由父亲的一封短信引入，读者被朱自清带回了一个父子离别的场景：家境破败后老态显现的父亲以近乎“啰唆”、“老派”和琐碎的方式笨拙地表现着对儿子的爱，而年少的儿子在被爱的温情里满不在乎的神色，都定格在了浦口车站那一个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上。文篇并无宏大的结构，也没有华美的辞藻，只凭着它的“老实”和真情，打动了许许多多读者，尤其是那些曾经注意或者忽视过至亲之身影的人们。写于1932年的《给亡妇》，是朱自清写给去世三年的妻子武钟谦的。据朱自清回忆，写作的时间是在一个夜晚，“中间还停笔挥泪一回。情感的痕迹太深刻了。尽管在情感平静的时候写作，还有些不由自主似的”。文章回忆了妻子与自己结婚后，在清贫乃至困窘的环境里如何以满满的爱意支持丈夫的学业、抚养孩子们，行文节奏和缓却有着充沛的情感力量，读后令人唏嘘不已。
为国文教育付出半生心血
谈到现代中国语文教育，朱自清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名字。他确然是一个不能再理想的“国文教学全才”（叶圣陶语）：扎实的新旧文学修养，教授过数十年的中学、大学国文课程，本身又是出色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今天我们奉为大家的学者和作家都曾经在中学供职，包括夏丏尊、叶圣陶和朱自清。这样“豪华”的中学教员阵容，在当下的语文教育界，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正从侧面证明了那一代文人，对于推动白话文在社会上应用，有着多么大的热忱。当时，投身“教育”被看成是改善社会和国家、开启民智极重要的手段，许多青年学人都认为，白话文运动搞得越好，就越能够把民主和新文化普及到各阶层去，所以他们看待自己的教师岗位，往往都带有“启蒙”的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的光辉。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朱自清，对于“启蒙”自然也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
带着一定的理想主义的朱自清，更是一个实干的、勤恳的朱自清。对于自己的教职，尽管一开始时他也有过不自信，乃至厌倦，但始终十分尊重教师这个岗位，兢兢业业，从未敷衍了事。郑振铎在《哭佩弦》中就曾经说：“他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在南方各地教，在北平教；在中学里教，在大学里教。他从来不肯麻麻胡胡的教过去。每上一堂课，在他是一件大事。尽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课之前，还须仔细的预备着。一边走上课堂，一边还是十分的紧张。记得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坐着，见他紧张的在翻书。我问道：‘下一点钟有课么？’‘有的’，他说道，‘总得要看看。’像这样负责的教员，恐怕是不多见的。”而在他的学生们的回忆中，不乏曾经“嫌弃”朱自清过于认真者。“民国十二年，我在温州中学初二读书，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脸。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最初我们对他都无好感，至少觉得他比旁的先生特别噜嗦多事，刻板严厉。”而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从不放松。吴组缃回忆说：“他所讲的，若发现有错误，下次上班必严重的提出更正，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请你们翻出笔记本改一改。’”在这样的态度下为人师，他自然得到了学生的敬重，甚至有时人说，朱自清的学生对他的功课不肯马虎，不是为了分数，是为了要对得起他的认真。
现代白话文走向成熟，既有“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有“文化”方面的要求，两者恰恰在“新文学”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朱自清在国文教育和文学写作、文化普及上最重要的贡献，也正在于他既是个“技术派”，“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沈从文语），又很培养年轻人注重新旧兼修的文学素养。在《〈国文教学〉序》中，他说，当前大学和中学国文教育的弱点在于“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应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而他也强调，“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也是一种文化训练”。他不但竭力在语文教育中引导学生走向“技术”和“文化”相融合的道路，自己也始终亲身实践之：
写作《给亡妇》时，朱自清即着力于作口语化的表达，“那时我不赞成所谓欧化的语调，想试着避免那种语调。我想尽量用口语，向着言文一致的方向走。《给亡妇》用了对称的口气，一半便是为此。”又为了探索口语化写作更好的效果，他注意到“与采用口语体连着的，便是诵读”，于是他时常参加朗诵会，读诗、读散文，细细品味和推敲行文的节奏与用词。美学大家朱光潜就回忆说：“当时朋友们都觉得语体文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已往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太不讲究，现在要想语体文走上正轨，我们就不能不在这方面讲究，所以大家定期集会，专门练习朗诵，有时候便讨论一般文学问题。佩弦先生对于这件事最起劲。语文本是他的兴趣中心，他随时对于一个字的用法或一句话的讲法都潜心玩索，参加过朗诵会底朋友们都还记得他对于语体文不但写得好，也读得好。”沈从文则说，朱光潜所组织的读书会云集了许多现代文学历史上着名的人物，如冯至、梁宗岱、周作人、废名、卞之琳，朱自清、俞平伯、林徽因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可能？……”在读诗会上，人们最后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和老舍先生的散文”。
在朱自清身上，写作实践与语文教育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作为新文学的巨匠，朱自清把讲台变成了宣传、推广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平台。早在江浙几所中学辗转工作期间，年轻的朱自清就在学生之中，勉力点燃和培育着他们对于白话文和白话文写作的兴趣与能力。他在温州中学时的学生陈天伦回忆说：“说起他教学的态度和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作白话文。由于朱先生这样热心的掖导，那时我对于文艺的兴趣，得未曾有。”朱维之也曾谈道：“佩弦先生擎了新文艺的火炬到温州（永嘉），使那里的新文学运动，顿放光明。当地刊物、日报副刊上的文学作品骤增，这显然是受他的影响。”
1925年8月，朱自清加入清华，从此由中学老师变成了大学教师。1930年，他即代理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秋，旅欧归来后，又正式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在这个群星荟萃、师资力量雄厚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高等教育重镇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朱自清的办学思路和教学实践、学术研究，不但对清华学生影响甚大，对于探索大学中文专业的办学方向也有着重要的意义。1931年，朱自清在《清华周刊》第三十五卷上发表了《中国文学系概况》，文章的目的在于向有志于报考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子介绍本系的情况，朱自清本人对于大学中文系的办学主张，从中也鲜明可见：“中国各大学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他们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我们并不看轻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现在中国社会还未上轨道，大学是最高的学术机关，她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与力量。创造新文学的使命，她义不容辞地该分担着。”
朱自清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都没有停止对国文教学的探索。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他曾经编写过小学教科书，曾经写下许多如《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样探讨具体的教学问题的文章，与叶圣陶合着《国文教学》和《精读指导举隅》，出版了教科书《经典常谈》，为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编的《国文月刊》担任主编之一……兢兢业业，为推动“国文”教育与现代白话文走向成熟而鞠躬尽瘁。
以中年之苦楚磨砺而成文字之美
入清华大学教书后，朱自清迎来事业的新阶段。以二十七岁的年龄成为大学教师，无疑是可喜的荣光，也理所当然意味着鹏程万里、大展身手的机会。但于己于社会，朱自清都颇有所忧：时局并不太平，政治局面风雨飘摇，社会环境殊不安宁。随着父母年龄逐渐老迈和儿女的渐次出生，朱自清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家累。人到中年，日子很不轻松。
从小时候起就很关心时局民生、追求民主、进步社会的朱自清，虽然一直以教书和写文章谋生，个性又十分谨慎，平日里总是避免离政治太近，但他对这些问题始终报以关注。诚如他在1931年3月2日致陈竹隐的信中所说：“我这个人有两样不小的毛病，一是思虑太多，二是因循；精神不好时更是如此。这也许正是中年人的表征吧？所思虑的无非是时代及自己的将来等等。这在别人或者用不着怎么想，但我是从最近的启蒙时代过来的人，便禁不住不想了。想来想去，所得的只是彷徨。”
曾沐浴五四运动思潮的朱自清，虽然手里只有一根笔杆子，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但他的心中一直有“启蒙”情结。他对时局的忧思越深，笔下的文字就越是意蕴深长。今天我们奉为名篇的《荷塘月色》，在优美的文字、精巧的结构背后，实是朱自清对于南方政局的忧虑。1927年，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又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合并，也就是“宁汉合流”。同样是在这一年里，南昌起义爆发……在剧烈变动的政治局势下，从老百姓到象牙塔里的教授，心里都难得安宁。夜晚里，清华大学的荷塘在月下静美的光华，因为作者“到底惦着江南”，而染上了挥之不去的苦闷。同年秋，他在《一封信》里，借南方友人的思念，再度抒发了自己的思虑：“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地过着这狂风似的日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