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7岁的徐志摩刚从欧洲游学回来，诗名满京都。清华文学社想请他来讲演。由于徐志摩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梁实秋就委托同班好友、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代邀徐志摩。正当秋令，水木清华风物灿然，徐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蹬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无人。他登台后，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用打字机打好的，然后坐下来开始宣读他的讲稿。在宣读之前，他解释说：“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 and Life），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观众并没有准备听英语演讲，尤其没有准备听宣读讲稿。在牛津，学术讲演是宣读讲稿的，尤其是“诗学讲座”，像柏拉德来教授的讲演，那讲稿异常精彩，代表了多年的研究心得，讲完后即可汇集付印成书。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尽管徐志摩的英语发音够标准，尽管听者的理解能力也不错，但是一般学校里尚无此习惯。那天听众期待的是轻松有趣的讲演，至少不是用英语宣读讲稿，所以讲演一开始，后排座位的听众便慢慢“开闸”。后来这篇讲稿经当时在北平逗留的郁达夫之手发表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还是英文的，内容很通俗，并没有学术研究的意味，实在不必用“牛津的方式”。无可置疑的是，这一回的演讲是失败的，但是徐志摩的这篇《艺术与人生》却值得回味。
18.正值五四运动不久，新文化运动使各种文学团体和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徐志摩的志向也在此，他勉力写作，四处投稿，他需要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也需要他的才华。比如1923年1月至3月，徐志摩成功地在《努力周报》、《实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报刊上接连发表了许多诗文。比如《希望的埋葬》、《北方的冬天是冬天》、《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情死》、《教育中的自由》、《月下待杜鹃不来》、《哀曼殊斐儿》等。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就是徐志摩的诗歌，他的诗歌清新脱俗，排列自由，尤其是他的《康桥再会吧》，这首诗的发表过程屡经坎坷——3月12日刊登一次，到了3月25日又刊登一次，开始的一次是排列成了连贯的散文，后来重刊又把原稿的篇幅搞乱了，直到第三次才修改清楚，也正是接连出错，让这首清新的小诗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徐志摩也开始声名大振。
19.徐志摩特别崇拜泰戈尔。他在剑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听说过泰戈尔的名字，在他回国之后，他借讲学的名义最初想邀请狄更生和傅来义到中国讲学游览，但却没有成功，由于这样，讲学社的人乃转邀泰戈尔而由徐志摩主理一切。不讳言自己有强烈英雄崇拜的徐志摩对于这份负责联络的事务当然是全力以赴的。1923年7月26日，在给泰戈尔的信上说：“我已答应了讲学社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1924年4月泰戈尔来到中国，徐志摩不但随侍左右而且还陪着他到日本观光，之后一直送他到香港才殷殷道别。徐志摩对泰戈尔恭执弟子之礼，大获泰戈尔欢心，泰戈尔除了送他印度袍、印度帽以外，更赠他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Susima）。
20.徐志摩的眼光独到又前卫，单单拿徐志摩担任《晨报副刊》主编来说，原先的《晨报副刊》版式是普通的八开对折竖版，显得老气横秋，没有一点新意，从徐志摩主编开始，变成了横版并且改成了四开，用纸一样的情况下，版面增大，看上去新颖又时尚。除了版式新颖，《晨报副刊》在徐志摩手里就这样“活”了——内容广泛，涉及门类诸如政治、文学、艺术；栏目也是丰富多彩，有讲演、论着、诗歌、文艺等等。
在主编《晨报副刊》之时，大众的趣味、当时流行于副刊的“发表热”、副刊的销量似乎都不能影响徐志摩的独立的编章原则，他决不允许任何“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沈从文的作品在“志摩报”上的受宠便是一个表现。在第50期《晨报副刊》（1925年11月）的《文艺》一栏中，沈从文一连发表了《市集》、《水车》（休芸芸）、《玫瑰九妹》（休芸芸）、《更夫阿韩》（休芸芸）、《瑞龙》、《野店》等6篇作品，而且，编章徐志摩还特意在《市集》的正文后写了《志摩的欣赏》，赞赏《市集》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当徐志摩知道沈从文的这个作品是重复登载时，他也敢冒办刊之大忌，潇洒待之：“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21.梁实秋和徐志摩早在1922年就结交，虽然彼此不能经常见面，也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徐志摩有一件事给梁实秋留下了极大好感。当时，梁实秋受白璧德影响，一连写了好几篇抨击浪漫主义的论文，他虽明知“和志摩的文学作风不是同调”，但还是都直接投寄给了徐志摩所主编的《晨报副刊》，而徐志摩不以为忤，居然都给刊登了出来。对比当时另一些人的作风，梁实秋深有感慨，说：“志摩及其一伙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胸襟相当开阔，有相当容忍的器量，主张归主张，友谊归友谊。”
22.徐志摩主办的新月社，举办过很多活动。比如新年年会、元宵灯谜会、中秋赏月会、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等，这些活动里，徐志摩比较喜欢的就是朗诵会，沈从文就曾经记述过。沈从文说他自己头一次见到徐志摩就是在北京松树胡同新月社的院子里，当时徐志摩正兴致勃勃地在客人面前读自己的新作。那时正是秋天，沿着墙壁爬山虎的叶子五彩斑斓，鲜明照眼，徐志摩就坐在墙边的石头凳子上朗诵诗，院子里的其他人都仔细地听着。
23.1925年7月，在欧洲漫游的徐志摩，又一次来到英国。通过狄更生的引荐，他才得以拜见他极为崇拜的作家哈代。这次见面的时间也不长，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但徐志摩称“在余小子已算是莫大的荣幸”。哈代是个小个子老头，头顶全秃了，脸盘粗看像是一个三角形，徐志摩说他不曾见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脸。坐在这样的怪老头面前，徐志摩还来不及开口，就迎来了哈代连珠炮式的发问：“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朋友？”“他好？”“你译我的诗？”这些问话是不需要回答的，老头也不等徐志摩回答，一直问到最后才收口。“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徐志摩回答：“我们从前只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但最近——”不等他说完，哈代就说赞成用韵。谈着谈着，哈代又突然提了个奇怪的问题：“你们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难极了不是？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吗？”哈代的话把徐志摩骇住了，一个认识各种语言的大诗人竟然让中国人丢了自己的语言，这怎么行！两人还为此争辩了一会儿，幸亏哈代没有坚持。哈代不仅古怪，还很吝啬，谈了一个小时，连一盅茶也没请客人喝，但徐志摩还是觉得非常知足了。
24.徐志摩在光华大学，主要任职于英国文学系，讲授的课程都是有关英美文学的。他开的课学生都爱选听。他当时的得意学生之一赵家璧曾生动地回忆过当年徐志摩给学生上课时的情景：“他踏进课堂，总是把隐藏在他长袍袖底的烟蒂偷偷地吸了最后一口，向门角一丢，就开始给我们谈开了。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他的教学法不同一般，他教英国散文、诗、小说都没有指定的课本，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教，而是选他自己最欣赏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念给我们听，一边讲课文，一边就海阔天空地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了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他确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好老师。”
25.在1928年8月10日，《新月》月刊创刊。徐志摩对《新月》抱有的态度是“独立”，独立于政治，是一种对纯文学的追求。《新月》的主编没有固定，主编的思想理念对于刊物的面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自第2卷第2号起，编章者变成梁实秋、叶公超、饶孟侃、潘光旦和徐志摩，徐志摩的名字被排在了最后，徐志摩在《新月》的位置逐渐边缘化，他一直坚持的《新月的态度》的主张纯文学路线没有得到坚持，《新月》离政治越来越近，偏离了文艺。他基于这样的情形，在1929年7月辞去了编章的职务。
26.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上海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幸福和欢乐，徐志摩的心情是压抑的，沮丧的，让他能够开心一点的是青年诗友陈梦家来访。没有说什么嘘寒问暖的套话，没有说什么天南地北的闲白，陈梦家开宗明义地告诉徐志摩他和一些诗友们想再办一个诗刊，希望徐志摩出面牵头和主持，徐志摩听说后，眼睛陡然亮了：“好，好极了！”接着他还说：“《晨报》的诗刊，出了十一期，因为急着要搞剧刊，停掉了……《新月》现在已经变质了，变得火药味十足，再也不见缪斯的影子了！好，我们再来办一个新的诗刊！”于是徐志摩很快就联系了自己的旧友们商量约稿之事，他还在《新月》上刊登诗刊的预告，为《诗刊》的创刊作了很大努力，终于在1931年1月20日，《诗刊》迎来了首期。
27.徐志摩喜欢自然，他教授的课堂也经常是在大自然中，他喜欢靠在一棵老槐树下讲课，学生们挨个坐下，听他讲述那些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波特莱尔、曼殊斐儿等的故事，他的课程没有固定的教材，都是他自己精心挑选一些他喜欢的适合学生们接受的内容。一边和学生们学习知识，一边领悟自然的魅力，徐志摩此刻是舒服的，他暂时可以放下心中的包裹。
28.沈从文是徐志摩家的常客，来去随便，熟不拘礼。一次，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看出沈从文脸色忧郁，好像压抑着某种激烈的情绪，通过询问得知友人胡也频秘密参加了共产党被当局逮捕了，徐志摩非常气愤地说道：“胡君是个正派人，有才华的青年。参加什么党，这是他的政治信仰，我不管，但是，政府这样乱捕人，我是愤慨的！”接着，他写了一封信托沈从文交给孑民先生和吴经熊，请他们稍作斡旋并建议沈从文去找胡适之先生帮忙。沈从文告辞出去，他送到后门口；瞧着沈从文的背影，他又把沈从文喊回来，再三嘱咐：“还有什么困难，可以再来商量。只要我力之所及，我总要帮忙的……”胡也频最终还是被枪毙了。消息传来，徐志摩脸色铁青，话都说不出来。沈从文告诉他，胡也频的伴侣丁玲女士产儿不久，身体尚未复原，遭此不幸，精神刺激固不待言，连生活都难以为继了。徐志摩马上站起来，口里连连说：“我来想想办法，我来想想办法……我来想想办法……”过了一会儿，他猛然一拍掌，“有了！丁玲女士手头还有什么本发表过的文稿吗？我拿到中华书局去试试看。”在徐志摩的力荐下，中华书局买下了丁玲的一篇稿子，但是得款甚微。徐志摩再和陆小曼商量。陆小曼倾囊相助，也为数寥寥。徐志摩犯愁了。后来他听了陆小曼的建议去找友人邵洵美借了一笔款子，有力地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丁玲。
29.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徐志摩拿着一根纸烟，向朋友梁遇春点燃的纸烟取火，他灵机一动，说这个动作叫Kissing the fire（吻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