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的京华烟云
由硖石到北大
硖石是浙江省海宁县一座美丽的小城，传说是唐朝着名诗人白居易游览到此而取的地名，这里不仅青山如黛，绿水长流，而且文化昌盛，交通便利，经济发达。1897年1月15日，一个被父亲取名为章垿，字槱森，小名幼申的男孩在保宁坊的老屋里降生，这就是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光辉闪耀的明星徐志摩。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长期担任硖石镇商会的会长。他交游甚广，深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相继创办硖石电灯公司、捷利电话公司、硖石双山丝厂等实业，最值得彰显的功绩是他曾排除各方阻挠促成沪杭铁路行经硖石镇，横贯海宁。对于儿子，徐申如像呵护一块至尊宝玉，不仅给他提供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
童年时期的徐志摩活泼可爱，顽皮好动，在全家上上下下的宠爱中成长。天才的闪耀离不开周围环境的影响和重要人物的启示，家中最年长的老祖母是徐志摩眼中的保护神，是她让徐志摩的性情得以自由放任地发展；母亲钱慕英贤惠端庄，勤劳朴实，仁慈宽容，对儿子百般地关爱，母子之间伟大的情感力量，爱与美的深重之意对徐志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中的仆人家麟，善良老实，是个能讲故事的高手，每当夏夜，小志摩总会在家麟身旁仔细地听他讲“牛郎织女”、“铁牛镇海”等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让小志摩的心中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在徐志摩的小说《家德》里，我们看到了家麟的身影，他种的各种蔬菜和瓜果，都让徐志摩印象深刻，他善良淳朴的品性，对于自然的热爱也给幼小的徐志摩心里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
徐家是大户人家，有家塾。4岁起，徐志摩入家塾开蒙，师从孙荫轩先生，家塾给徐志摩的感觉很糟糕，他曾在《雨后虹》中埋怨说“白天天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怜的‘读书官官’们，还照常临帖习字，高喊着‘黄鸟黄鸟’，‘不亦说乎’；虽则手里一把大蒲扇，不住地扇动，满鬓满腋的汗，依旧蒸炉似的透发，先生亦还照常抽他的大烟，哼他的‘清平乐府’”。
徐志摩的第二个老师是个“怪人”——查桐轸先生，据说“怪人”刚出生时，父母怕孩子受凉没给洗浴，此后几十年间直到去世，查先生没洗过一次身体，平日也不刷牙，不洗头，擦脸也很少。后来，其子查猛济在上海当教授，教过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跟着这样的老师读几年书，学生会受什么影响呢？长大后，徐志摩这样反省过自己：“因懒而散，美其称曰落拓，余父母皆勤而能励，儿子何以懒散落此，岂查桐荪先生之遗教邪！”
徐志摩是1900年入家塾的，这一年，徐志摩的眼睛近视了，家人为他配了副眼镜，他那传世的戴金丝边眼镜的经典形象，此时大致确立。到了1907年，硖石开办开智学堂，徐志摩转入读书。读书期间，徐志摩擅长古文，在开智学堂写的一篇古文《论哥舒翰潼关之败》，有苏洵《六国论》的气势：“夫禄山甫叛，而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其势不可谓不盛，其锋不可谓不锐。乘胜渡河，鼓行而西，岂有以壮健勇猛之师，骤变而为羸弱顽疲之卒哉？其匿精锐以示弱，是冒顿饵汉高之奸谋也。若以为可败而轻之，适足以中其计耳，其不丧师辱国者鲜矣！”
1911年开春后，徐志摩从开智学堂毕业，考入当时全省最有名气的杭州府中学堂，学堂里有规定，只有考试得第一的才可以当班长，徐志摩自小就有“神童”的美名，天资聪颖，当然常常是班长了。读书时，同班同学郁达夫惊异于总爱看小说的徐志摩平时看起来不用功，但是在考试或者作文时得到的分数最多，并称其为“奇人”。郁达夫后来在杭州府中停办又复校后没有返校，去了日本，仅仅是半年的同学时光，却成就了郁达夫与徐志摩美好的友谊。
1913年，在杭州府中上学期间，徐志摩在校刊《友声》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这篇论文给徐志摩带来第一次婚姻。当时张嘉璈作为省里的官员到杭州府中视察，在阅读学生的作文时，他被《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和作者兼具“骨”与“气”的书法神韵深深地吸引。一打听，得知文章作者是硖石首富的独生子，他自然想到了自己的二妹张幼仪，觉得门当户对，随即就给徐家写了封信，直接为妹妹提亲。一切进程顺利圆满，徐、张两家皆大欢喜，1913年，徐申如主持操办了徐志摩与张幼仪的订婚，徐志摩在1914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1915年与张幼仪结婚，婚礼场面之豪华、规模之大惊动了整个硖石镇。
中学毕业后，徐志摩先是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又先后在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就读。后来，因北洋大学的法科并入了北大，他在1917年又回到了北大，攻读法律本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住在北京东城蒋宅，读书期间，他对于文艺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他对于网球等也有一定的嗜好，是一个燃烧着奋斗的热情和勤奋努力的学生。
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应算是他的“拜师”。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徐志摩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对于梁启超，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态度诚惶诚恐，不仅认真地接受教诲，阅读老师的文章，也让他热血沸腾，可以说，梁启超深深影响了徐志摩后来的道路。这一年，徐志摩做了父亲，他的儿子徐积锴出生了。
从美国到英伦
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乘轮船从上海赴美。在航行中，徐志摩撰文《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致亲友，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始署名徐志摩，这正是从徐章垿到徐志摩这个名字的变化。“志摩”名字的由来与其童年时的一个典故有关：在徐志摩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请一个名叫志慧的和尚看相，说是此子将来必成大器。此时他改名“徐志摩”，一来，多少有志慧和尚的抚摩之意；同时更体现出诗人当时怀抱着高远的志向气魄。徐志摩满载着“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以及“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的野心，进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侧重于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
徐志摩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中，不断奋斗，勤学自立，一方面广泛地学习，选修了很多课程，如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等，以及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课，他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每天按章程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此外，他还尝试打工挣钱，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一等荣誉学士学位。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当时正值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留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来开展各种爱国的活动。徐志摩也毫不犹豫地加入这场行动中去。1920年9月，徐志摩完成硕士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获得了硕士学位。徐志摩曾受父亲的影响，坚持“实业救国”的主张，到了美国以后，他的想法变了，在《南行杂记？二劳资问题》里，他追记当时的想法，最后转而倾向于“政治救国”。他不仅学习经济，而且在课外，加紧研究各种政治学派的学说，仅花了一年时间，他就拿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那一年，徐志摩的房间书架上会有苏俄的书，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坚持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徐志摩从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角度出发，迷上了尼采，他曾说：“我仿佛跟着查拉图斯脱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气在我的肺里，杂色的人生横亘在我的眼下。”徐志摩了解的尼采的整体哲学思想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而是吸取尼采这位超人的自强不息和拼搏进取的积极精神。
不仅痴迷于尼采，徐志摩还很崇拜伯特兰？罗素，并精心研读《战争中的公理问题》、《社会的改造原则》、《政治理想》、《往自由之路》、《我们对外界的认识》等，他特别崇拜罗素对于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的追求自己所相信的真理，不畏权贵——正是这一点让徐志摩对于罗素的崇拜达到痴迷的程度。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20日横渡大西洋，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可以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
1920年10月上旬，徐志摩满怀希望地抵达了英国，不巧，罗素已经去中国讲学了，并且罗素在1916年就已经被康桥的三一学院除名，徐志摩感到很失望，不得不就读于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在伦敦大学，徐志摩的导师是教授赖斯基，这位着名教授在当时的地位也很高，但是和罗素比较起来，徐志摩觉得差异比较大。
在英国，徐志摩倍感欢喜于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先是和一批留英的中国学者混熟了，像陈西滢、章士钊、陈伯通、林长民，也结识了很多中国留学生朋友，比如傅斯年、郭裳虞、赵元任、刘半农等，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文人，比如认识了英国着名的作家威尔斯，不久，威尔斯把自己的好友魏雷先生介绍给徐志摩。与这些着名人士结识，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对文学的认识的加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20年11月写给父母的信中，徐志摩欣喜地报告：“儿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犹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
1920年，经历了一年世界讲学和访问的罗素和妻子回到了英国，徐志摩得知这个消息后迫不及待地致信罗素想要见其一面，终于在1920年10月份的一天如愿以偿，从此以后，徐志摩就成了罗素家的座上客。罗素的人生观、婚姻观以及个人的气质震撼了他的心灵。
在即将离开英国之前，徐志摩于1922年7月在伦敦与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会见，他们谈了苏联文学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趋向。交谈中曼殊斐儿给徐志摩留下深刻的印象。1923年1月9日，年仅34岁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逝世，徐志摩作诗《哀曼殊斐儿》，此诗足以看出他们由片刻促成的永恒的友谊；曼殊斐儿的作品由徐志摩译着成《曼殊斐儿小说集》，并编入《徐志摩文集》出版。
康桥情结和恋爱的明光
1921年春，徐志摩通过狄更生先生的推荐和介绍，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节假日里，徐志摩最喜欢骑自行车到绿草如茵的田野，游逛每一片康河岸边的树林草地，康桥、拜伦潭、果树园、花果树、草坪上小憩的牛马们、天空中的云彩星星、流水行草等等，他陶醉于美好的大自然里，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让徐志摩决定以爱的名字，表达自己的心声。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
徐志摩在1922年8月10日启程回国前夕，写下了《康桥再会吧》一诗，表达对康桥的眷恋。在1928年，徐志摩重游英国，7月的一个傍晚，他一个人悄悄来到久别的母校，漫步于寂静的校园，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满腔的热情和对母校的眷恋之情无以倾诉，前来寻梦的诗人，怅然若失，11月6日，在归途中，他挥笔写下了《再别康桥》这首诗。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如果后来没有遇到林徽因，恐怕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会平淡无波，而他的诗才也不会喷薄流溢，更不会迅速达到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初到伦敦，徐志摩感到非常孤独寂寞，就在这渴望温情之时，1920年秋，徐志摩结识了林长民和他的16岁的女儿林徽因。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政坛好友，是徐志摩很早就倾慕的人，在异国他乡和这样的人认识倍感亲切，两个忘年交在一起经常对坐长谈，乐此不疲。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徐志摩认识了“人世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的才女林徽因。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徐志摩说他初见林徽因内心充满了莫名的冲动，并深深觉得清纯、圣洁、才华、人世间各种美好都聚集于这样一位女子身上。随着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接触日益频繁，徐志摩深深地坠入了爱河，无法摆脱对林徽因感情的缠绕。与林徽因的恋爱是他重要的人生经历，是其短暂一生的一个重要节点。从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诗人是这样描述那段创作的情境：“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
为了坚守住这份真纯、甜蜜的爱恋，1922年3月，徐志摩赶到柏林，向1920年冬就从家乡专程来到欧洲陪同他的夫人张幼仪提出离婚，在朋友的见证下，二人签署了离婚协议，结束了他认为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婚姻。
“骁勇的明星”
徐志摩1922年8月离开欧洲，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中国的香港以及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回到朝思暮想的亲人们身边，他感到了无比的亲切。四年前他漂洋过海，意气风发，满腹豪情壮志，如今归来虽收获颇丰，但违背了父母的初衷，加之婚姻生活的失意使其憔悴不堪，于是，带着一分忧虑的他没有享受多久，便决定北上。他先陪同父亲去南京参加讲学活动，正巧老师梁启超先生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于是徐志摩在南京的日子主要忙于听课和学习。忙碌而规律的生活也无法让徐志摩忘掉心中的那份忧虑，也正是这样的时刻，他接到了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的来信，梁思成受清华文学社成员梁实秋之托，邀请徐志摩赴清华大学文学社演讲。徐志摩非常高兴地应邀去了北京，开始了他回国以后的艺术生涯。
正值五四运动不久，新文化运动使各种文学团体和文学社团如雨后之笋，蓬勃发展。徐志摩的志向也在此，他勤奋写作，四处投稿，他需要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也需要他的才华。比如1923年1月至3月，徐志摩成功地在《努力周报》、《实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报刊上接连发表了许多诗文。徐志摩的诗歌一出现，立即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康桥再会吧》这首诗的发表过程屡经坎坷：3月12日刊登一次，到了3月25日又刊登一次，开始的一次是排列成连贯的散文，后来重刊又把原稿的篇幅搞乱了，直到第三次才修改清楚，也正是因接连出错，让这首清新的小诗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徐志摩也开始声名大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