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所长与石窟保护
孙儒
敦煌研究院建院已经60年了，谈到建院不能不想到常书鸿先生。今年是常书鸿所长诞辰100周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周年了，现在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常书鸿先生，缅怀他为敦煌事业所作的奉献，缅怀他几十年风风雨雨，历尽艰辛，艰苦奋斗，为祖国为人民研究和保护敦煌石窟的精神，希望后来者沿着他开创的敦煌事业，更加坚定、更加奋发地把敦煌事业继承下去，我想这可能是举办这次纪念活动的初衷之一吧。
我是1947年应常先生的招聘到敦煌工作的，很长时间都在常先生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进行建筑史料的收集和石窟保护工作的，所以我就从这方面谈谈我的感受，表示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常书鸿先生是学者同时也是知名的大画家，他虽然开创的是敦煌艺术研究所，但他在几十年的敦煌生涯中，始终把石窟保护放在工作的重要日程上，并给予相当的关注，甚至有时是全部的精力。
1943年春，常先生初到敦煌，他不顾生活困难，在没有经费、缺少人员的条件下开展多方面的石窟保护工作，举例说，有以下几项。
1943年修建莫高窟围墙修建保护石窟的围墙是常书鸿先生1943年初到敦煌做的第一件大事，1943年秋天完成。围墙只包括南区石窟，南起第131窟南侧，上寺以南沿现在窟前柏油路的西侧，到达上中寺之间的一道大车门。上中寺后院之间向东到达河岸约七八米处折而向北，一直到达下寺以北折向第一窟，现在第一窟以北的山坡上的一道门是当时修围墙留下的唯一遗物了。围墙高约两米，平均厚约0．5米，全长约1000米。围墙基本上是就地取土夯筑而成。在当时的条件下，修筑1000米的围墙其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围墙的完成加强了石窟的管理，防止牲畜进入窟区，毁损林木，但围墙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明确地向人们宣告莫高窟有了保护机构，有人管理，再也不能任人破坏了。当我到莫高窟时，看到的是完整的围墙。
进行各种治沙试验20世纪四五十年代石窟前面堆积了很多流沙，南区从第131窟到第153窟流沙堆积五六米高，直到石窟的底部，第129窟到第109窟流沙堆积到了石窟门口，第108窟到第100窟流沙已经封堵了窟门，从第79窟到第21窟流沙普遍比下层石窟高，这一段石窟中的多数石窟特别是大型石窟如第76窟、第61窟、第53等窟的窟门都被流沙封堵了，第71～46窟一段还有不少的大沙堆比下层的石窟的窟门高，经常要用人工把窟门外的沙子清理掉，否则下层石窟都进不去。有人提出用水冲沙，这种办法就是把大泉河的水引到窟前，并用土堆筑几十厘米高的小坝，等水聚高以后，然后突然放水冲沙，沙堆可以削去一些，但是沙并没有流去多远，只是把它平摊到大范围的树林中了。这个办法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作用不大就停止了，1946年以后开始在石窟的崖边上修建防沙墙，第196窟、第256窟等几处重点流沙处相继修建了防沙墙，土坯结构，墙高约150米，防沙墙的作用在于把流沙聚集在墙的后面，减少经常的流沙。过上一年两年防沙墙后面被流沙填满之后，如不及时清除，流沙就溢出墙外，防沙墙就失去作用了，但当时限于对治沙的认识，虽是消极的但多少起些控制作用。5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始终把防沙治沙作为石窟保护的重点工作，但是苦于对治沙缺少理论的指导和实践的借鉴，当时只是凭着对石窟保护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
1954年秋天所里邀请了敦煌地方上一些老先生座谈石窟保护及有关问题，敦煌名士任子宜先生又提出在石窟崖边上修建防沙墙的建议。
实际上1954年已经计划在流沙严重的几处如第372窟、第412窟、第326窟、第256窟、第205窟、第182窟、第194窟以及第156窟附近的崖头上修建防沙墙，这几处都是流沙比较严重的地段，每一处防沙墙的长度大约在15米左右，第412窟上防沙墙长20米以上。
防沙墙全是土坯砌成，高约1．5米，墙的两面用草泥墁抹，上述几处防沙墙相继在1954年至1955年完成，防沙墙所用的土坯是在莫高窟就地取土拓成的，砌墙的泥土也是就地取土，取土的地点在靠近中寺一些较高的地块。
为了让防沙墙继续起点防沙作用，于是在防沙墙的底部每隔两三米打一个洞，把防沙墙后面拦蓄的流沙放下来，在防沙的时候，防沙墙上面还得有工人把沙推向流沙孔，流沙的时候沙尘也四处飘扬，附近的洞窟也受其影响。为了有控制的下流，用帆布缝成30多厘米直径的布筒，长约20米，布筒的上口紧靠在防沙墙的流沙孔上，下面固定在离洞窟较远的地方，用三脚架固定起来，这样流沙可以有控制的流在一定的地方，集中成很大的沙堆，再用牛车运走。但是好景不长，流沙筒很快就被流沙磨蚀得千疮百孔，这种清沙的办法还是比较可行的，只是在当时条件下，经常更换帆布流沙筒是有一定困难。这些防沙墙后来在进行石窟加固工程期间，陆续被拆除了。
挖防沙沟
在修防沙墙的后期，为了进一步防沙，1955年3月16日开始又在洞窟山顶上的平坦处开挖防沙沟，到4月4日共挖沟1014米，沟深1米宽约1．5米，这1000米长的防沙沟用工471个。挖起来的沙砾堆在沟的东面，目的也是拦蓄流沙，和洞窟崖头的防沙墙作用相同，1955年相继完成了防沙墙和防沙沟，大概在两三年之间洞窟流沙的情况减轻了。后来防沙沟也被流沙填满了，再后来干脆把它填平了，现在山顶上还能隐约看见他的痕迹。以上介绍的虽然不是治沙的经验，但是说明常书鸿所长坚韧不拔地进行治沙时所遇到的困难与困惑。
虽然治沙防沙不是十分有效，五六十年代用了相当的人力和经费清除窟前堆积的上万立方米的流沙，却是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为进行日常研究和保护工作创造了条件。
修建石窟之间的临时通道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上几层石窟的上下是很困难的，据说张大千为了上第161窟，搭了一个蜈蚣梯，上是上去了，但是不敢下来，为了等待人们的帮助，这之间他在甬道北面用土红画了一幅大胡子自画像，至今尚在。还有第196窟得从山顶上下来，为了解决石窟之间的交通，王圆箓把石窟之间的南北壁打通作为通道，破坏了大量的壁画，现在二层以上的石窟普遍如此。举例说吧，从第428窟可以通过洞窟之间的穿洞一直高达三层楼，从285窟可以穿到317窟。下层洞窟通往二层及二层通往三层的垂直交通，往往利用藻井较薄的部位向上打洞，从第72窟的藻井上打洞通到254窟中心柱的北侧，第257窟中心柱的北侧有洞向上通到258窟，第263窟窟顶打洞通到264窟，第442窟西壁有洞通到446窟，这个洞比较大有台阶上下。之所以烦琐地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敦煌艺术研究所建立之初，连上洞窟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下层洞窟被沙封堵，上层洞窟之间没有通道，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我是1947年到敦煌的。我来的时候，洞窟之间的交通已经基本改观了，举例说吧，前面说的第161窟已经有了简单的走道；第194窟到第196窟修了十多米长走廊及台阶；第249窟到251窟、第259窟到263窟、第315窟到320窟、第276窟到280窟原来都没有通道，后来都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修建了走廊，可以比较方便和安全的上下洞窟了。上面说的这些走廊通道在50年代都重新作了翻建，看起来稍为整齐和美观一些，也更为坚固一些。60年代进行加固工程时又全部拆除了。
安装洞窟门
原来洞窟是否有门不得而知，常书鸿先生为了保护洞窟，对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如第428窟、第61窟、第98窟等都安装了洞窟门，大部分是下层洞窟，因为没有经费，常先生在敦煌县城动员士绅官商们做功德捐献窟门，大概做了大小不等的几十副洞窟门。这些窟门一直使用到60年代加固工程时才拆除。
上面提到的是解放前后的石窟保护工作，都是在缺少经费、材料的情况下在老所长常书鸿先生亲自策划和领导下完成的。
1958年常老调兰州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1962年艺术学院撤销，常老又担任甘肃省文联主席，但仍然兼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因为要兼顾两地，他在敦煌的时间就相对少了，但只要他在敦煌，他总要上洞子查看保护情况，58年秋试验性加固工程还在施工，他一回来马上就到工地查看情况。1963年到1966年进行大规模的石窟加固，对工程设计方案的现场讨论，他几乎都在场参加讨论。几年之间加固工程共投入上百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校大的经费，但常老从没有借机挪用一点，改善一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70年代有人问我：“你说常所长名气那么大，为什么二三十年研究所就没有修一点像样的房子？”这一点我比较清楚，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五六十年代除了正常经费和石窟维修经费之外，基本上没有多少基建费，石窟维修经费常老从来不挪作他用。还从业务经费中节约一些钱修了一些业务用房，但都是因地制宜的土坯建筑，这些房子现在逐渐都拆掉了，而他的住房(寺院的老房子)一直维持了几十年，现在还是老样子。现在我们看见常老的故居，对常老艰苦奋斗的一生不能不由衷地感到敬仰和怀念。
上面谈的只不过是常老在石窟保护方面做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些工作虽然简单，如壁画的边沿加固，做得很及时，保证了壁画的安全，是一些基本和基础的工作。在石窟保护工作中一些原则是当时定下来的，非常重要，这里我着重说说：不管是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壁画临摹都是当时的重点业务，制作画稿是临摹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听说张大千40年代初在敦煌临摹壁画，就是在壁画上直接印摹画稿，当时缺少透明纸，就用普通纸涂上煤油使其透明，然后覆盖在壁画上印摹画稿。用这种方法印摹画稿可能使壁画受到损失。常老创办研究所后，摈弃这种不好的临摹方法，改为素描起稿，以后又发展为幻灯放稿。至今成为研究院美术工作长期遵循的准则。
在洞窟内进行各种修缮活动中，不能修改壁画和塑像，要保持文物的原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修旧如旧”的原则，但实际是这样做的。我们从没有对壁画塑像进行过画蛇添足的修补工作，对古代壁画进行修补改画中外不乏这种例子，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历史上就做过多次补画，莫高窟历史上也不断对壁画涂抹重画，这一点看似简单，实际上正反映了常老对待文物认识的高水平，也是我们长期石窟保护的工作准则，1987年在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派来莫高窟考察的专家，对莫高窟保存这么多珍品近几十年的保护工作中竟没有做过修补，他们感到十分惊奇，这些重要的原则也是在常老领导期间确立的，成为我们长期共同遵守的准则。
以上实例说明常老深爱着莫高窟，深爱着祖国的文化，深爱着他的祖国。他为我们树立了楷模，让我们踏着常老的足迹，跟随着他开创的敦煌事业，坚定地走下去，使敦煌更加发扬光大。
*原载《敦煌研究》2004年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