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苏报》案发，吴稚晖事先得到消息，远走英伦，而不以为意的章太炎和邹容被抓入了租界的监狱。在狱中，章太炎和邹容备受虐待，邹容更因病英年早逝。案发后，曾有消息说二人的入狱正是吴稚晖告的密，章太炎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章氏出狱后于1907年3月作《邹容传》，在传中怒斥吴稚晖出卖友人。
远在欧洲的吴稚晖看到后，当即予以反驳，双方在各自主办的《新世纪》与《民报》上展开论战，令文坛瞩目。面对吴稚晖这样的高手，章太炎使出了看家本领，其骂人的水准让人大开眼界。
譬如，在给吴稚晖的信中，章太炎一开头就写道：“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这一开始就把吴稚晖的几个名号全部罗列出来，意思是说不管你换成什么样的马甲，你照样骗不了我的照妖镜。这一开场的杀威棒，马上就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为了给吴稚晖彻底致命的一击，章太炎将自己几十年来精研语言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在信中他大揭吴稚晖的伤疤，称其为“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骂道：“足下本一洋奴资格，迮而执赘康门，特以势利相缘……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善钳尔口，勿令舔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斯已矣，此亦足下所当自省者也。”“善钳尔口，勿令舔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识相的话）就老老实实闭着你的嘴，不要献媚巴结；（聪明的话）就好好把你的破裤子补好，不要光着屁股到处丢人。”“舔痈”的典故出自《庄子》，可谓刻薄之极，但是对付吴稚晖这样的高手不使出杀手锏怎么行。
在论战中，甚至连吴稚晖的光荣历史都被章太炎利用。1902年，吴稚晖率领26名留学生大闹中国驻日公使馆，结果被日方以“妨害治安罪”驱逐出境。吴稚晖决定以死抗争，写下成仁取义的绝命书藏身。押解途中，吴稚晖在路过一条河时，乘日警不备跳入河中，由于及时被捞起没有死成。这一事件经梁启超渲染，成为一个“以身殉国”的典范，吴稚晖也因此声名大振。
而章太炎在信中却反其意而用之，称吴稚晖“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而犹予以杀身成仁以欺观听众”，这一下把吴稚晖的英雄壮举说得卑鄙龌龊。吴稚晖见信后气急败坏，发誓以后见到章太炎一定要脱下皮鞋打他十七八个嘴巴。这一场当世两大骂战高手之间的“华山论剑”终于以章太炎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纵观吴稚晖一生，骂人无数，毁人不倦，但是对于自己的主子******却始终唯唯诺诺，甘心为一人一党所用。章太炎此举，也算为那些不平的人出了气。
章太炎骂人只为彰显自己独立自由之意志，绝对没有哗众取宠，乃至自我炒作的成分。有一次，他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一怒之下便将《民报》社里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下，照片上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立即撕去”的字样寄给身在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大赞他的这一壮举时，他却甩了那人一记响亮的耳光，怪眼一瞪，说：“孙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不过，章太炎虽然以脾气大而出名，但是对自己的学生却是相当温柔的。上课时，他总是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即使说错了也从不责怪。课余时间，他喜欢跟同学们侃大山，善于开玩笑的他往往妙语连珠，深受学生欢迎，周作人更是在笔下亲切地形容他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章太炎是幸运的，他有幸生活在一个包容而又自信的民国。因此，尽管他一直在跟当世最高权力者针锋相对，却始终完好无损，有时候还会因祸得福。他被袁世凯软禁期间，一个月供给500大洋的生活费，一整套班子负责他的生活起居，除了人身不自由之外，这段日子堪称他一生中活得最优裕的时光。就连章太炎自己在事后都说，袁世凯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我这样骂他，他都能容忍。
此外，章太炎后来屡屡抨击南京国民政府，让领导难堪，他更对当年暗杀自己光复会兄弟的******恨之入骨，时而出言不逊。但是章太炎死后，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决定给予他“国葬”的最高待遇，以表示国家尊贤重士之风。
可以说，那个时代成就了章太炎，章太炎也成就了那个时代。
魏晋遗风
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刚刚丧偶的章太炎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征婚广告，提出了五条征婚条件：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氏的征婚广告一出来，马上成为国内的头条新闻。一来，这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征婚广告，而且它还破天荒地提出来女人在丈夫死后可以再嫁的主张，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无疑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这就是顶天立地独来独往的章太炎，只要自己觉得符合情理的，就毫不犹豫去干，正所谓：礼教岂为我辈而设！
不过此后章太炎忙于革命，“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个人私事遂被置之度外。直到十年后的1913年，章太炎才经人介绍，与才貌双全、同为浙江人的汤国梨女士在上海哈同花园永结同心。
婚礼当天，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大佬都亲自到场祝贺。章太炎素来不修边幅，吊儿郎当，有时候连袜子的正反面都穿错了，衣服永远是邋遢不堪，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是丐帮出来的。这种风格即使在结婚如此大的日子也没有改变，习惯穿布鞋的他虽然难得一见地换上了一双锃亮的皮鞋，却把左右脚弄颠倒了，令人喷饭。此外，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身明代服装做礼服，好像刚从戏台上下来，又戴了高高的类似厨师头上的帽子，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向来严肃的孙中山看了都笑得合不拢嘴。司仪喊三鞠躬时，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不过，这场滑稽的婚礼并没有影响夫妻二人的感情。尽管两人的年龄相差十八岁，尽管章太炎当时又穷又老又丑，尽管章太炎蜜月还没度完就遭到袁世凯的软禁，但两人的恩爱却足以成为世人的楷模。他们志趣相投，彼此常常诗词唱和，又能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章氏名士风流，令人艳羡。
章太炎我行我素、不拘于礼的处世和行事风格不仅表现在结婚这种人生大事上，也随处散落在他的日常生活中。
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时，章太炎最喜欢在黄昏时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学校旁边的茶楼沏上一壶上好的龙井茶，品茶论道，无所不谈，不亦快哉！这天，他又和朋友黄摩西一起来到这家名叫“半露阁”的茶楼。当时，茶楼人并不多，只有两个看似很斯文的长衫客在那里一边品茶一边吃瓜子。
章黄二人进来后，坐到长衫客的身边，章太炎一眼看见桌上的瓜子，居然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大大咧咧地抓起瓜子就往自个的嘴里送，一面若无其事地跟旁边的黄摩西说起话来，好像身边的两个长衫客压根不存在。那两人见到一个如此不讲理的主儿，顾及自己读书人的身份，不好发火，只好苦笑一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自己的高谈阔论。其中一个说道：“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里面‘使功不如使过’一句不知何解？”另一个道：“我也不太清楚，会不会是西洋典故？”
两人正说到这，猛听得有人拍了一下桌子，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拍桌的这个人正是章太炎，他吃人家的却不嘴软，听到两人的谈话，气得瓜子都嗑不下了，拍桌大骂：“连《汉书·独行传》都没有读过，你们两个还算是读书人吗？连藏拙这种道理都不懂，还有脸在这里谈论！”
两人这才回过神来，听此一骂，顿时恼羞成怒，反击道：“我们就算称不上是读书人，也略知一点读书人的基本礼节，至少我们不会像土匪一样把别人的瓜子抓起来就往自己嘴里扔！”
章太炎听对方不仅不承认错误，还骂自己是土匪，火爆脾气顿时被激发出来，扑了上去，双方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章太炎不管春夏秋冬，总是要随身带一把扇子，在这次打斗中，他连自己这把心爱的扇子都打断了，可见战斗的惨烈。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则“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从此之后，“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变成了魏晋风度一个最着名的范例。行事取决于自己的“兴”，有时甚至毫无逻辑，章太炎的身上确实有这样的魏晋遗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章氏的这种魏晋遗风更多的是以内心的感性来行事，在理性的人眼里看来，确实令人啼笑皆非。不过，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活得这么理性，这个世界还有味道吗？
章太炎“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他想骂就骂，欲鸣则鸣，只为了发泄心中那份原始的生命元气。金圣叹说：“人生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砍头。”活得痛快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顾忌的东西比别人少，章氏正是此类人也，故徐锡麟之弟徐仲荪评论章太炎曰：“其处世也，有威武不屈之概；其持身也，有独立不惧之神。”而张元济则在写给章氏的挽联中表达了自己的深意：“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以身试法，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
刘文典档案
名号原名文聪，字叔雅
生卒年1889-1958
籍贯安徽怀宁
出生地安徽合肥
家世出身商人家庭，其父经营布号
学历安徽公学（1906-1909），留学日本（1909-1912）
传道生涯北京大学教授（1917-1927），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筹备主任（行校长职，1927-1928），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兼北大教授（1929-1937），西南联大教授（1937-1943），云南大学教授（1943-1958）
研究领域古代文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
主要着述《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进化与人生》等。
经典名言大学不是衙门
特殊嗜好抽鸦片、收集好版本的书籍。
评价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
刘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把学生作为吹牛的本钱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他的学生陶光跟老师成了同事。陶光刚走上联大的讲坛，诚惶诚恐，整天忙于备课，很久没有见到刘文典。一天，他好不容易抽出空去看了一下老师，没想到，一见面陶光就遭到一阵劈头盖脸的痛骂，什么“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把他愣是整得蒙了。陶光无端被骂，忍无可忍，正要反击，忽然看到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提高声音道：“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
陶光听到“吹牛的本钱”几个字，不禁受宠若惊，一腔怒火霎时变为感动，忙扶老师坐下，给老师沏茶并赔礼道歉。之后刘文典把陶光留下了吃晚饭，师生之间其乐融融。
以刘文典当时的名望，完全不需要把学生当成自己“吹牛的本钱”，反而可以成为学生“吹牛的本钱”。刘文典“吹牛的本钱”应该是他几部轰动天下的大作，他之所以这样说，说明在着述与传道之间，后者的分量丝毫不亚于前者，并且，他把学生的成功当成自己的成功，这也是一个教师最崇高的使命感所在。
出于这样的使命感，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发出豪言壮语说：“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那时由于日机空袭，“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但刘文典不以为苦，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开玩笑说“敌机空袭颇有益于昆明人之健康”，认为经常的跑步，和空气阳光的接触，让自己的身体素质无意间变好了。躲警报的时候，刘文典也常和吴宓等人切磋学问，吟诗作对，单看那情形你还以为是文人的雅集。
但是刘文典没有说到做到，据他的学生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这跟从来不迟到的吴宓简直是两个极端。不过我相信刘文典不来上课绝对不是害怕炸弹，他的为人就是如此，何兆武描述他的穿着“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连扣子都懒得扣的人能按部就班来上课吗？
还好当时联大继承了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不以为意，要不然出了这样的重大教学事故，非得解聘不可。大概领导觉得刘文典一节课抵得上庸师十节课，所以不必在意。学生也不在乎，因为上课像谈恋爱，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滋味会更加难忘。
名不如其人，刘文典上课的风格既不斯文也不典重，给人的感觉名士派头十足，放浪形骸，不按规矩，不成章法，没有套路。
学生傅来苏回忆刘文典讲课：“开宗明义，讲清课题后，即不再翻阅书本，也没有讲稿或教案之类，即兴抒发，或作文字的训诂，或作意境的描绘。有时作哲理上的探讨，有时作情感上的抒发，引经据典，汪洋恣肆，忽如大江之决堤，忽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口渴了，端起小茶壶呷上两口，润润嗓子，讲累了，点燃一支烟，猛吸几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兴浓时，会击节而歌，无所顾忌。兴之所至，说文论诗，出口成章，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又是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
看起来，刘文典的课好像不是上给学生的，而是上给自己的，庄周化蝶，忘乎所以。但话又说回来，自己都不陶醉，怎能让学生陶醉？自己都不能感动，又怎能让学生感动？课上到这个地步，已经是一种境界了。
傅来苏还在《是真名士自风流》一文中记载：“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刘文典要求学生吟诵诗歌，正是为了引导学生投入进去，学诗歌不投入感情是不会有真得的。有一次，刘文典讲李商隐的《锦瑟》，他边吟边感慨，到下课都未发觉，许久他的感情才平息下来，宣布下课，而下节课的老师已经在教室外面等了20分钟了。刘文典这样的投入精神无形中也对学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有一次刘文典上“文选”选修课，只讲了半小时，他就宣布：“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学生习惯了他的风格，倒也不以为意。
到了第二周的星期三晚上，正逢阴历五月十五，刘文典把选修“文选”课的学生叫到校园里的一块空地上集中。人来齐了后，刘文典当众宣布：“今天给同学们上‘文选’中的《月赋》。”大家这才恍然大悟，皓月当空，的确是讲《月赋》的最佳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