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黍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到了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好友胡适邀请刘文典去美国，并为他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一家三口人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谢绝了胡适的好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新社会的力量果然强大，云南解放后，刘文典居然把鸦片彻底戒掉了，宣称：“出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更难得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不仅把鸦片瘾戒掉了，就连狂傲的性格也一起戒掉了。在50年代初的全国思想改造运动中，表现得老老实实的刘文典竟顺利过关。当时有人揭发刘文典在联大上课时曾侮辱鲁迅，原来刘文典喜欢用大拇指表示对一个人的崇敬，用小指头表示对一个人的不屑，他在课上提到鲁迅时，居然伸出自己的小指头比画了一下。
对此，刘文典的解释很艺术，他说：“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幺，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两人都师承章太炎）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实际上，刘文典比鲁迅小八岁，在政治运动中，他也学会了明哲保身。刘文典，真的老了。
遗憾的是，即使这样，政治运动最终也没有放过刘文典。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刘文典白天挨批斗，晚上还要加班写交代材料，残酷的政治斗争摧残了他的身体。据其子回忆，有一次批斗会下来，刘文典站都站不起来，最后还是由别人搀扶着，才颤巍巍地回到家里。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刘文典最终没能撑下去，于1958年7月与世长辞了，这个时候他刚撰写整理出《杜甫年谱》和《王子安集校注》的初稿。
陈寅恪档案
名号名寅恪，字鹤寿
生卒年1890-1969
籍贯江西义宁（今修水县）
出生地湖南长沙
家世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因支持维新变法被免。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着名诗人。
学历一言难尽
传道生涯清华大学（1926-1937），西南联大（1938-1940），成都燕京大学（1943-1945），清华大学（1946-1948），岭南大学（1949-1952），中山大学（1952-1969）
研究领域历史学、古典文学、语言学
主要着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
经典名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特殊嗜好养猫
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傅斯年）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独为神州惜大儒
陈寅恪，相信提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发出一连串的惊叹号，惊叹他的大脑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其记忆力之强、知识面之广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可惜陈寅恪的大脑没有像爱因斯坦一样在死后捐献出来供科学研究用，这个谜恐怕是永远都解不开了。
对于陈寅恪的记忆力，经过口口相传，难免带上一点传奇色彩，有人说他会背唐诗十万首，又有人说他会背《十三经》。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陈寅恪堪称神人了。
陈寅恪会背《十三经》或许有点夸大，但《十三经》中很多熟悉的段落他能倒背如流，这已经被他的弟子们证实，而且对于一些重要的段落，陈寅恪还要求自己做到“每字必求正解”。陈寅恪的得意门生王永兴曾在他身边担任助手三年，经常为失明后的陈寅恪念书。据王永兴回忆，有一次他为陈寅恪念《资治通鉴》脱漏一字，陈师便即省觉，让他重读。这个难度可比“曲有误，周郎顾”大多了，一个只需要记住几首流行曲子，另一个则要记下连司马光都认为看多了容易打瞌睡的《资治通鉴》。
另外，陈寅恪失明之后的最后二十年，仅仅靠着助手的帮助，就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和着述，并完成了《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这样引证材料极为浩繁的巨作。有人戏称这相当于现在的火车断电后仅仅靠人力的推动又向前滑行了二十公里。
曾经与陈寅恪在清华共事的金岳霖也对其记忆力有深刻的印象，他回忆道：“寅恪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如果说钱锺书的记忆力是“照相机”，那么陈寅恪的记忆力就是“扫描仪”。与陈寅恪的记忆力配套的，则是他的学问。陈寅恪的学问不仅让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敬畏，就连与他比肩而立的大师都为之倾倒，其挚友吴宓称赞他为“全中国最为博学之人”，一向盛气凌人的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学问，光语言一项就足以让人震惊。其弟子季羡林在研究老师早年留学德国所作的64本学习笔记本时，发现其中“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语言。梵文、巴利、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陈先生对于这些语言都下过深浅不同的功夫。还有一些语言，他也涉猎过，或至少注意到了，比如印地语、尼泊尔语等等”。季羡林只能以“泛滥无涯”来形容老师的语言水平。
陈寅恪在清华执教时，有一次去看侄儿陈封雄，他随意翻了一下侄儿所用的世界历史课本，课本根据美国教科书编译，其中一张插图下面注解为“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一看顿时来了精神，但是等他把书拿近仔细一看，脸上的表情又变成哭笑不得，他告诉侄儿：“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
陈寅恪的学识不仅名震国内，甚至扬威国外，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现象。
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出了三个突厥碑文，各国学者加以研究，竟无人能解读。陈寅恪翻译解释之后，各国学者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着名学者都难以解释，同样是陈寅恪作出了确切的翻译。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的白鸟库吉研究中亚问题遇到疑难之处，写信向柏林大学某教授求救，对方复信说应请教中国的陈寅恪教授，白鸟转向陈氏，果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白鸟库吉感叹说，如果没有陈教授的帮助，自己对这个问题可能至死不解。
令人惊异的是，陈寅恪在外留学十六年，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等欧美一流名校都转了一圈，且成就斐然，人人折服，在哈佛时他就与汤用彤、吴宓并称中国留学生之“哈佛三杰”，然而，最终他不仅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就连学士学位都没有。当然，陈寅恪要得到一个博士学位易如反掌，只是他不屑于这样去做，陈寅恪曾就这个问题向自己的侄子陈封雄解释道：“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我们知道，胡适前后在国外共获得三十几个博士学位，堪称民国学人之最，很多人对此也津津乐道。不过在陈寅恪这样的“反面教材”面前，胡适那一大堆点缀脸面的博士学位似乎显得有点尴尬。
胡适尽管获得三十几个博士学位，但是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却涉嫌造假十年。原来，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只读了两年博士，论文写完，没等答辩，就跑回北大教书了。但是胡适知道博士学位的重要性，以哥大哲学博士的面目在北大出现，当时的中国对洋博士盲目崇拜，人们对一个“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尚且趋之若鹜，更何况胡适还是货真价实的哥大博士，于是北大马上聘他为教授。十年后，胡适在中国如日中天，他回到美国时，母校自然乐不可支地授予他博士学位。
向来强调治学要诚信的胡适之所以采取这套“先上车，再补票”的变通，也许是他看破了国人的习气，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视形式主义的国家。陈寅恪当年几乎就因为学位问题和清华大学擦肩而过。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时，时任筹备处主任的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担任导师，曹云祥鉴于陈寅恪没有博士学位而不肯答应。后来，梁启超亲自来了，曹问梁：“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没有文凭。”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说也没有。曹云祥闻言摇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事就难了。”梁启超怒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着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说外国人都这么推崇陈寅恪，这才拍板应允。
说到这里，想必了解这些故事的人都会对陈寅恪的记忆力和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遗憾的是，大部分人对于陈寅恪的认识过分地建立在这种猎奇的心理上，而忽略了其背后真正的精神内涵。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时，靠着有限的官费生活，本来就不宽裕，而他却节衣缩食，把大部分的钱用来购买书籍，导致生活更加拮据。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晚年回忆，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留学时，赵氏夫妇去德国旅游，陈寅恪和俞大维请他们看德国歌剧，俞大维是陈寅恪的表弟，表兄弟二人被称为柏林中国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两个读书种子。结果到了戏院门口，两人却扭头要走。赵氏夫妇很是纳闷，一问究竟，陈寅恪说，我们只有这点钱，要是哥俩也去看戏，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了。陈寅恪后来也对自己的女儿谈起早年留学生活的艰苦：“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我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学精神？这就是中国古人十年坐穿冷板凳的精神，是传说中大英图书馆第一“坐霸”马克思把座位下的水泥地磨出脚印的精神。而这样的精神，直接来源于陈寅恪对学问的热爱与投入。
后来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曾于1916年到哈佛一游，在哈佛校园中他见到一个中国人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面，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在宿舍前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再过一会儿，他激动地站起来，在树下踱着方步，后面拖着在初秋风中晃着的衬衫角”。洪业看到此人怪模怪样，不禁哑然失笑，然而当他知道这个人正是陈寅恪之后，倒吸一口冷气，一扫先前的轻蔑，肃然起敬。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的妻子以过目不忘的本领记下了《九阴真经》的内容，但她要马上记录下来，否则时间长了就会忘记。黄药师的妻子纯粹是为了记忆而记忆，对武学根本没有兴趣，所以她的记忆不可能长久。如果陈寅恪没有心怀对学问的热爱与投入，即使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也不过一路捡一路丢，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家。
我们现在的人或许会对陈寅恪的这种治学方法嗤之以鼻，认为我现在在电脑上输入一个关键词，所有的东西瞬间就出来了，还费劲地去记那么多东西干吗？事实上，现在大部分人正是这样做学问的。
可惜的是，这样做出来的作品缺乏足够的学术积淀，往往轻浮、脆弱、不堪一击。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但是我们的时代恐怕再也诞生不了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了，《广陵散》于今绝矣！
种花留与后来人
1926年，陈寅恪正式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坛，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起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四大导师”中只有赵元任拥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其他三人都无学位，但梁启超和王国维在国内早就声名赫赫，因此一开始陈寅恪成了四人中最令校方忐忑的一位。
不过，等到陈寅恪开课之后，校方很快就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陈寅恪迅速成为清华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他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就连许多外校的学生都不辞老远跑过来听他讲课。更有甚者，清华一些学生听了陈寅恪的课后，竟然萌生了转系的念头，从别的系转到历史系。
王永兴时为清华国文系大三的学生，有一次，他和哲学系的同学徐高阮旁听了一节陈寅恪讲的关于唐史的课，课后两人找到了教务长潘光旦，要求转到历史系。潘光旦告诉他们，转系需要推迟一年毕业，两人仍然坚持己见。潘光旦见两人态度坚决，便答应下来，又告诉他们：“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这是王永兴第一次听人这样说，他更加坚定了要跟随陈寅恪求学的念头，于是王永兴从一个中文系的大三学生变成历史系的大二学生。
潘光旦所谓的“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绝非夸大之词，当时慕名而来听陈寅恪课的人中，的确坐着很多早已声名远扬的大教授。比如，陈寅恪的挚友，高居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总是风雨无阻，每堂必到。时为清华中文系教授的朱自清、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人也是一有空就来听讲。
最令人称奇的是，一些大教授在陈寅恪面前也毕恭毕敬，仿佛小学生见了老师一样。
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中记述道：
着名哲学家冯友兰可谓大学问家，在清华称得上名教授，他从1928年进校起，做过秘书长、文学院院长和代理校长，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总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出来，边走边听陈寅恪讲话，直到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离开。这使清华的师生既感佩冯先生的谦逊有礼，亦深感陈先生的崇高伟大。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执教时，身为清华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自恃才高，向来以狂傲自称，天下学者能进入他法眼的没有几个人。但是刘文典却对陈寅恪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公开承认其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还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而且刘文典还经常对人宣称，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算半个。他甚至认为自己只配拿陈寅恪十分之一的工资。和陈寅恪同为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的姚从吾也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