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个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的****集团，他自己至今还不敢自信他站得住。关于这一点，证据似乎不少。第一，这个****集团至今还不敢相信他自家的人民，还得用很冷酷的暴力压制大多数的人民。第二，这个集团至今还不敢和世界上别的国家自由交通，还不敢允许外国人到他国里去自由视察游历，也还不敢允许他自己的人民自由出国或和外国人往来。第三，这个集团拥有全世界最广大的整片疆域和最丰富的原料矿藏，然而他至今还在他的四周围扩充他的“屏藩”，树立他的“卫星”，同时他至今还不放弃世界革命的传统政策，还迷信只有在世界纷乱里才可以得着自己安全的保障。这些都是不自信的表现，都是害怕与气馁的表示。
所以我们很可以宣告这个反自由不容忍的****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因为他是一个反动，一个逆流，所以他在最近十年之中，越走越倒回去了，马克思不够用了，列宁也不够取法了，于是彼得大帝被抬出做民族英雄了，甚至于“可怕的伊凡”也被御用的史家与电影作家歌颂做民族英雄了！这不是开倒车吗？这不是反动的逆流吗？
这个****集团，在他三十年前革命理想最高潮的时期，也曾宣告放弃帝俄时代用暴力取得的一切外国权益。现在呢！他在中国东北的行为，他在大连旅顺的行为，处处是回到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这是崇拜彼得，崇拜伊凡的反动心理的当然结果。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小小的逆流，应该是不错的。开历史的倒车，所以说是逆流。不自信，害怕而气馁，所以说是小的反动。
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折大趋，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k Henry在一七七五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
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天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捡得卷十七有这一条：
范文正《灵鸟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历九八九，死在一〇五二，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灵鸟赋》答梅圣俞的“灵鸟赋”，大概是在景佑三年（一〇三六）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一〇〇三，死在一〇六一。他集中有《灵鸟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
凤不时而鸣，
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里闾。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胡不若凤之时鸣，
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可，
吾今语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误）听。
结尔舌兮钤尔喙，
尔饮啄兮尔自遂，
同翱翔兮勿睥睨，
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鸟后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已不称，昵已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说：“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成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长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灵鸟赋》，有自序说：
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抄几句：
灵鸟，灵鸟
尔之为禽兮何不高飞而远翥？
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
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
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想，
请臆对而忍谕：
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
我有质兮虑天地之覆露。
长慈母之危巢，
托主人之佳树。
母之鞠兮孔艰，
主之仁兮则安。
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
眷高柯兮欲去君而盘桓。
思报之意，厥声或异：
忧于未形，恐于未炽。
知我者谓吉之先，
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故告之则反灾于身，
不告之则稔祸于人。
主恩或忘，我怀靡臧。
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
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
天德甚迷，人言遏病！
彼希声之凤凰，
亦见讥于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见伤于鲁人。
风岂以讥而不灵？
麟岂以伤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
焚而可变，孰为英琼？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学大仓之鼠兮，
何必仁为，丰食而肥？
仓苟竭兮，吾将安归！
又不学荒城之狐兮，
何必义为，深穴而威？
城苛记兮，吾将畴依！
……
我鸟也勤于母兮自天，
爱于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无言兮是然。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
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一〇四六），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当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一〇四三）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
我国家革三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这是他在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合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盈，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宴然不救，并俟其乱哉？……
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容忍与自由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着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让》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四诛”正是中国****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着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