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45-1948担任北大校长时期
抗战胜利之后，在美国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以及中国的各个党派汇集重庆，召开政协会议，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使中国走向民主国家。
鉴于胡适的巨大声誉，国共两党对他都寄予期望。国民党希望胡适继续支持国民政府，而共产党方面，也曾对其抱着期待。
1945年4月25日，胡适、董必武等人在纽约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代表，还曾专门就战后问题与胡适辩论。这时的胡适，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走军队国家化的道路，结果自然遭到了董必武的反驳。但胡适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甚至亲自给******写了一封类似要求的信，托他的好友王世杰将信转给了******。
国民党方面，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考虑到胡适还没有回国，在他回国之前，由傅斯年暂代。
与此同时，当时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胡适的期待则更大，在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国共两党都不能赢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他们希望胡适组织自己的政党，刷新政治。
在各方的期待中，1946年7月5日，胡适从美国乘船抵达上海。承受着各方期待的胡适，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明确传达了不准备组党的信息，宣称自己近三年的精力都放在了校勘《水经注》的案子中，此消息经记者登报之后，全国各地各种不同版本的《水经注》都来到胡适手边，具有考据癖的他忙得不亦乐乎。
1946年9月，胡适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任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此时的胡适，考据《水经注》之余，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复兴北大上。
对于复兴北大，胡适当时致力于推进两项工作。一个是在北大设立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为实现中国物理学的跨越式发展，胡适与马大猷设法物色人才，当时不少一流的物理人才如钱学森、马仕骏、吴健雄、袁家骝等人被招致麾下。为争取研究经费，胡适曾亲自致电李宗仁，要求援助，可惜，由于国共内战爆发，国民政府将主要经费用在剿共上，此事无疾而终。
胡适的另一个设想，则是他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这篇文章，胡适建议政府用全力扶持当时五到十个基础比较好的大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推广，由此来寻求中国的学术独立。文中，胡适写道：
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我们必须及早准备一个良好的、坚实的基础，所以我提议，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
这个十年计划也可以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五年，先培植起五个大学，五年之后，再加上五个大学。这个分两期的方法有几种好处。第一，国家的人才与财力恐怕不够同时发展十个第一流的大学；第二，先用国家力量培植五个大学，可以鼓励其他大学努力向上，争取第二期五个大学的地位。
在胡适看来，国家集中力量扶持大学的方式是发展学术的捷径。文章最后，胡适乐观地写道：
所以我深信，用国家的大力来造成五个十个第一流大学，一定可以在短期间内做到学术独立的地位。我深信，只有这样集中人才，集中设备，——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使我们这个国家走上学术独立的路。
可惜，胡适的设想，也因为国共内战而成为镜花水月。与此同时，作为北大校长，这时的胡适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学潮。
1946年年底，北大先修班女学生沈崇被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此事引起全国大规模学潮。学生纷纷游行示威，要求美军撤出中国，面对这种情况，胡适一方面顶住国民政府的压力，不让军警随意拘捕学生，另一方面努力安抚激进的学生，防止学潮背后政党的推波助澜。
1947年，《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曾多次邀请胡适为《观察》撰稿，但胡适认为《观察》对国民党的批判太过，不够客观中立，因此并没有为《观察》撰稿。为了独立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胡适于这年5月邀集了北平、天津的许多教授，组成了“独立时论社”，通过“独立时论社”与全国各地的报馆联系，进而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多次邀请胡适去国府任职，但一向珍惜独立的他都坚决拒绝了。
1948年年底，离开北平的胡适，在南京度过了自己的生日。面对当时国民政府节节败退的形势，胡适与傅斯年的心情都极其苦闷，在和傅斯年借酒消愁的时候，胡适吟诵了陶渊明的《拟古》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或许，这首诗可以形象地表达出胡适此时此刻的心境吧。而在此之后，傅斯年接受国民政府任命，成为台湾大学校长，而胡适则再次应国民政府的约请，前往美国，寻求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从这时开始，胡适再也没有踏上过大陆，而赴美之后的胡适，也逐渐进入其人生的晚景了。
六、1949-1962晚年时期
1949年，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胡适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宗旨。此后，在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胡适、雷震、殷海光为代表，开始以《自由中国》为旗帜，为促进中国的民主宪政而努力。
来到美国之后的胡适，面临的却是美国的对华白皮书。在白皮书中，美国将国民政府失利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国民政府本身的贪污腐败与****独裁。对美国抛弃国民政府的行为，胡适非常生气，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他一度跟美国的外交人员断绝往来。
此时，留在美国的胡适，正经历着他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国民政府的惨败，大批军政要人以及知识分子来到美国，而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国生存下去，又谈何容易，找工作成为了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没有工作，胡适本人的签证都迟迟办不下来。与此同时，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不能适应与儿媳妇在一起的生活，准备来美国，与胡适生活在一起，这更加重了胡适的经济负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适的朋友傅斯年、朱经农、王文伯等人先后去世。
在赵元任等人的帮助下，胡适成为普林斯顿大学葛立德图书馆的馆长。虽然胡适在这一时期陷入人生低谷，但是胡适依然不改其不可救药的乐观性格。在这一时期，胡适与唐德刚合作，完成了他的口述历史自传。与此同时，台湾作家姜贵和从大陆逃到香港的张爱玲，分别将他们反映新政权统治下“土改”情形的小说邮寄给了胡适，因为姜贵的小说《旋风》中充满对极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胡适非常提携他。而在这一时期，来到美国的张爱玲也曾去看望过胡适，礼貌起见，胡适还曾去回访过张爱玲，对于此事，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道：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欧阳哲生：《追忆胡适》，第34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除了关注文学家之外，胡适关心的还是台湾的言论自由问题。1951年，《自由中国》的编章夏道平写了一篇关于《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这篇社论因为批评了国民党的经济政策，遭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警告，于是下一期的《自由中国》只好写了一篇赔罪文章来息事宁人。
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那篇赔罪文章之后，非常生气，写信给《自由中国》的主持人雷震，为台湾的言论被干涉而表达自己的抗议。此事后来还惊动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陈诚。如果说此时的《自由中国》是台湾言论自由的灯塔的话，那么胡适则是《自由中国》的保护人。
这一时期，留在美国的胡适，为了纪念死去的老朋友丁文江，开始撰写《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传记中胡适曾系统地批评丁文江自由思想中的极权因素，胡适写道：
但是他（丁文江）的“宗教心特别丰富”的情感使他相信“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就是宗教。他的情感使他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宗教心可以含有绝大的危险性，可以疯狂到屠戮百千万生灵而还自以为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
晚年胡适，在思想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对儒家态度的转变。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孔家店，胡适曾写文痛斥。但到了晚年，多数时候，胡适将他的自由主义理念植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根基上。
1954年，胡适在台湾大学讲演《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在演讲中，胡适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主要有四个大的事件：
第一是无政府主义抗议的出现，即老子为代表的思想；第二是孔子、孟子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第三是极权政治的兴起；第四是无为政治的代兴。
这里胡适明确地将孔子的教育主张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
1959年胡适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在提到《吴虞文录》的序时，胡适对其中提到的“只手打孔家店”解释说：
中国过去许多反动的东西，都喜欢挂上孔子的招牌，为了打倒这样反动的东西，自然应该打倒这些招牌。这与打倒孔子该是两回事。
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胡适对儒家与孔子的态度。当然，胡适的这种主张并不代表他赞同儒教。后来台北大专院校校长集会决议成立孔孟学会，梅贻琦来信邀请胡适为发起人。胡适回信拒绝了。信中胡适写道：
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个学派独尊的传统。我现在老了，不能改变四十多年前的思想习惯。所以不能担任孔孟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千万请老兄原谅。
由此可以看出，晚年的胡适对儒家的态度已经充满温情的敬意与理解的同情，虽然他依然不是儒教的信徒。
1958年，由于在美国的生活成本太高，同时，在美国的胡适，也没有学术助手帮他查找相关学术资料，胡适决定回到台湾居住。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之后，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做了讲话，但是，对于******呼吁的学术研究为“反共复国”的主张，胡适当场就做了反驳。在胡适看来，追求学术独立是“中央研究院”的首要任务，学术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反驳******的背后，胡适扞卫的是学术的独立与尊严。胡适对******的这次反驳，让******耿耿于怀，在日记中，******认为胡适对他的这次反驳乃是生平第二大耻辱。
如果说胡适执掌“中央研究院”是为了扞卫学术的独立，那么他支持《自由中国》则是为了扞卫台湾的言论自由。1958年5月，胡适在自由中国社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讲，演讲中胡适公开呼吁：
言论自由不是天赋的人权，言论自由需要我们去争取来的。从前或现在，没有那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把言论自由给人民的，必须要经过多少人的努力争取来的。
不论是扞卫学术独立，还是扞卫言论自由，胡适的所作所为，都触动着最高当局敏感的神经，这一时期，为了消除胡适在台湾的影响，国民党最高当局曾秘密发行《胡适与国运》之类的小册子，秘密围剿胡适。
真正导致胡适与国民党最高当局决裂的则是“雷震案”。作为《自由中国》的发行人，这一时期的雷震，已经不满足于言论的层面，他希望用组建“反对党”的行动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对于雷震组党的想法，胡适是有条件地支持的，但胡适不希望雷震用激烈的“反对党”的名字，胡适希望雷震用“在野党”这个相对温和的名字。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决不允许党外有党，趁胡适前往美国参加会议的机会，逮捕了雷震，给雷震安上了“暗通匪谍”的罪名。胡适知道这一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发电报给陈诚，表达自己的抗议，然而，“雷震案”是******下定决心要办的事情，胡适没能阻止。对于“雷震案”中胡适的表现，以殷海光、聂华苓为代表的《自由中国》的编章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面对雷震十年冤狱的结果，胡适内心深处也有隐痛，这种隐痛一定程度也间接导致了他心脏病的猝发。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选出了任之恭、梅贻琦等新院士。
下午6时半，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席散时，胡适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一代学人、思想家，遽归道山。
胡适死后，******送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而胡适的墓志铭则是由他的好朋友毛子水所写：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