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鄂尔多斯和陕北榆林的富豪，笔者这种“八卦哥”不愿意打听都不行，出门跟朋友喝几次酒，基本上席间都有这么几张生面孔，朋友一介绍，对方一开口就是“饿么刚来北京，兄弟吃一耕烟来。”佟湘玉一般的口音，随手扔过来一盒外形古怪、笔者从未见过的香烟，但是烟的名字耳熟能详“苏烟”，只不过还有两个小字“铂晶”，后来听说一盒两百块。笔者于是晓得，这又是陕北来的贵客，抑或蒙南的老板。
某次，来自陕北榆林的一位老哥和笔者在东四十条边上的一个小烧烤摊上喝酒，这老哥虽然开着一辆四十万的越野车，却并不介意这种小摊子，只要有酒喝他就很满足。席间另一个朋友开玩笑，“你开着豪车吃烤串，挺混搭嘛，”老哥一笑：“破车破车。”笔者以为他是自谦，谁知他说“啊呀，榆林有钱人那么多，这真的是破车么。”（黄土高坡的人们说“么”，是“嘛”或者“们”的意思）笔者又多嘴：“和煤老板比当然是破车么，和别人比呢？”“我说的就是和别人比么……”
酒过三巡，聊的多了起来，言谈中他对北京户籍嗤之以鼻，“北京户口算个球，还有娃娃花钱去买，还不如买饿么榆林的……”笔者借着酒劲儿瞎打听，“为甚？”“榆林户口好么，只要是本地户口，去银行贷款，不要甚复杂的手续，只要有几个当地人做担保，几百万马上拿走……”“为甚？”“啊呀，我说你这兄弟，还是不明白么，当地人有钱啊，有钱就是信用么……”“可是再有钱，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钱吧？只有煤矿这些能源的持有者才有吧？”“啊呀，你这兄弟还是不明白么，只要是本地户口，煤矿每年年底都要给你钱的……”
笔者在他面前，忽然就像个火星来的，不懂地球人的事情，愚钝不堪：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共产主义”？
虽说，凭借本地户口能换来“分红”，但是在这老哥眼里，那是“小钱”，后来笔者得知，每年各煤矿给户籍人员的“分红”，最起码也有几十万……呵呵，小钱。
那啥是“大钱”？当然是煤老板手里的资金啦。这老哥就是个不大不小的煤老板，十几年前，他在当地花了十万盘下一个小煤矿，过了个年转手就卖了一百多万。一看这架势，赶紧四处找钱又盘下几个煤矿，然后死活也不转手了，又是几年过去了，到现在，这些煤矿个个价值上亿元，这就是“大钱”。
话说，老哥有了钱，但是也不乱花，还是非常理性的投资者，来北京的目的无非两个，第一，访友喝酒，多认识些圈内的人，看看能不能谈成一些生意；第二，买房。
基本上，笔者能想到的北京城里的那些好一点的小区，都有这老哥的房产，少则两三套，多则一层楼。此外，新推出的别墅、跃层、LOFT，他一概喜欢……以前听说某某有钱人在北京有几十套房产，笔者一直心存疑虑，自从认识了这位老哥，总算打消了疑虑。
尽管榆林人算是有钱了，但是多年来，在金钱的各种八卦和主流文章中，他们却一直活在鄂尔多斯人的“阴影”之下。
两地在地理位置上紧紧相连，资源相通，人文相近，就连车牌也都是“K”字头。为啥榆林不如鄂尔多斯，从车牌上就能看出来，“榆林是‘闪开’，有事就闪；人家是‘猛开’，没有平不了的事儿……”
笔者有个鄂尔多斯的朋友，对此调侃也只是豪爽一笑，在他看来，两地的差距和这个段子所说的心态还真是有关系，以前的鄂尔多斯住着蒙古族，人也不多，后来从陕西、山西来了不少移民，于是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一碰撞一融合，就形成了今天鄂尔多斯人比较多元化、不拘小节的态度。
这点笔者觉得分外在理：只有不断碰撞的文化，才会诞生更多的好东西，如果铁板一块，那是必然不能“与时俱进”的。从这角度来说，咱们五千年悠久的、一脉相承的历史与文化，似乎也不是啥好事儿啊。
扯远了，其实那位鄂尔多斯朋友所说的“态度”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心态，而不局限于外在的行为。虽然鄂尔多斯人有钱，但是在这位朋友身上却看不到有钱人应有的派头，这一点他和榆林朋友颇为相似：虽然开着140万的进口豪车，但是他喜欢在车上吸烟。这不是特例，据说在他们老家，候车厅里、公交车上，甚至是豪华大巴，也有人吸烟，虽然贴着“禁止吸烟”的标志，但是他们的“百无禁忌”似乎更被视作一种豪放的通行证。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猛开精神”吧。在鄂尔多斯煤老板们的路子不外三条：第一，从院子里、草场中不经意挖出了煤；第二，通过国营煤矿的改制，成为控股人；第三，外来的投资客，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低价收购了煤矿。
笔者的这位朋友，发迹之路比较低端，属于第一条。他原本是牧民，读过几年小学，某次无聊，在院子里刨土玩儿，结果挖出了煤，接着神话般变成了富翁。当然，如果他小富即安，碰到行情不好的时候甩手一卖，恐怕就没有今日的他了。事实上，那些没扛住冰冷行情，贱卖掉煤矿的矿主，真得有一个看淡钱财的心灵，不然……曾有一位矿主，以不到3000万的价格卖掉了一座煤矿，过了一阵子，有人说那位接盘者把煤矿再度转卖，但是买家给了一亿元，因为此时行情已经看涨了，呃，这老哥一听，气的七窍流血，挂了……
这些段子听起来或搞笑或荒谬，但无一例外都挺粗鄙，也许是他们确实比较低端？可是高端的控股者似乎也不见得多么温文尔雅。一个通过国营煤矿改制而成为煤矿所有人的矿主，曾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和老板置气，次日带人来砸场子，砸完了叫夜总会老板过来，问问他重新装修得多少钱，老板说十万，矿主放下十五万。装修好了之后，矿主又过来砸场子，再问重新装修要多少钱，老板说，二十万，矿主放下二十五万。再次装修，再次砸场子，如此三次，总算消了气。笔者听说这个段子的时候，一方面觉得这矿主粗鄙，另一方面觉得他真是个“小心眼”啊。
生活，要继续
鄂尔多斯就是如此奔放，满眼的矿山和城市的种种，给来访者和笔者这样的八卦爱好者的感觉是，它可能确实已经极其富庶，但尚未摆脱粗粝。
可是，这并不影响鄂尔多斯人在北京城的圈子里成为传奇。关于他们买房置地的传闻如此之多，难辨真假，笔者谨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说两个鄂尔多斯人买房的段子。
家产三百万算穷人，这就是他们的贫富标准。由此可知，在北京城里买房的鄂尔多斯人，没个几千万上亿的身家，根本不好意思出来“丢人”。笔者的一位朋友是国内有名地产品牌的销售经理，某次饭局，他讲了个小故事：2005年，他们新开了一个盘，但是由于地处东四环外，而且定位于精品豪宅，一时间看得人多，掏钱的人少。直到这天，售楼处来了两个客户，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走近了能闻到酒味，看来中午没少喝。但是红扑扑的脸色看着又不像酒醉之后，倒像是高原红。后来才得知，这二位来自鄂尔多斯。两人醉眼朦胧地看了看沙盘、样板间，高个子说，我来一套140平的；矮个子说，那我来一套160平的；高个子看了矮个子一眼，那我来200平的；矮个子也不服输，最大的多少平，我来一套；笔者的朋友被他俩逗乐了，这二位真是来说相声的吧。
他想着，反正今天闲着没啥事，看看热闹也挺好玩，就说，我们这最大的是260平米的复式。话音刚落，矮个子说，行，就这个，给我来一套；高个子似乎落了下风，不一会儿工夫，他说，我来两套。矮个子这下有点生气了，我来一层……
朋友一看这架势，没完了，赶紧劝架。二位别着急，我们这儿房源充足，好房子其实也未必就在价钱上，还有楼层等因素……话没说完，矮个子说了，最好的楼层，最大的面积，我来两套；高个子还要说，朋友赶紧插话，这样吧，看得出来二位都是有实力的客户，我给二位分别推荐我们最好的户型、最好的楼层、最大的面积，二位也别争了，在我们眼里，你们都是财神爷……
如此一来，两人都有了台阶，也都有了面子，更重要的是，笔者的朋友只是说了个客套话，怕他们打起来，没想到二人分别打了电话，少顷，两个小跟班从外面各拉着一个行李箱进来，一手交钱，一手收房，每套260平米，均价300万，要知道，当时繁华地段的高档公寓也不过一万多一平米。
热乎乎的段子，不如热乎乎的人来的实在。富豪究竟是神马？读罢这些人的故事，您心里大概也有个数，野马？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都有场地了，不能野着来了。白马？不是每个人都有投胎的技术。黑马？这条路倒是挺宽敞，但是要有演技、要有OPEN的人脉主义精神、要有意外继承产业的电视剧式人生。也罢，那就剩下落马了？你我本不是神马，谈何落马。
说了这么多，其实笔者无非一句话：看看热闹，图个乐子，闲下来想想，想不开的话就闯闯，想开了，那就像笔者一样，喝喝酒，聊聊天，写写书，过过小日子。孔圣人曾曰：生活still，要继续的嘛……
本章总结：淡定派与蛋疼派
谁是淡定派？淡定的人是淡定派；谁是蛋疼派？自己淡定，别人听着蛋疼的是蛋疼派。
2000年，有一套名为《品读中国》的书，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卖的还不错，之后五年内印了四万多套，每年的销量保持在五千套左右。又两年，这本书的作者在央视的一档栏目中大侃“三国”，就像今日笔者在这里大侃富人的故事一样，放浪形骸，东拉西扯，竟然一下子火了，此人名叫易中天。
火了之后，四个月内，那套书的销量就超过六万套，很快，易中天的版税收入达到了2000万元。
紧随其后，性格外向、人气与钱财双丰收的的易中天老师，成功地将“老师”这个名号颠覆了，可谓老师再也不穷了。
那么，易中天是怎么登上《百家讲坛》的？难道就是因为他能言善辩，会用现代市井的方式讲庄严的历史故事吗？
某次饭局，央视的某位制片人经过朋友推荐，认识了易中天，不久双方约谈，试讲，易中天张口就是段子的风格，正是制片人苦苦寻找的。这要归功于易中天当过中学老师的经历，他是一个喜欢让学生们笑开怀的老师，讲故事是他的强项。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人到晚年才大红大紫的“讲课明星”，其内心世界也非常正派，只有正派的人才能用轻松淡定的态度游走人生，调侃百态，反正钱也挣了，名也出了，还带出了一股“国学热”。发达之后的易中天，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书斋，继续当大学教授去了。
易中天是淡定派。相比较而言，另一位“小清新”就谈不上淡定了，虽然她本人很淡定。这就是同样因为在央视讲台上娓娓道来的于丹老师。
于丹，人送外号“学术超女”，不管是什么深奥或者晦涩不沾边的事情，只要让她说一遍，瞬间就联系上了，而且听起来很有道理，她简直就是再世菩提，点解人生啊。火了之后的于丹，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某学院副院长。
蛋疼派代表的，其实不止是个人的成功与失败，而是其背后的整个机构。还是以大学老师为例吧，这个例子比较安全。
中国的大学，大都开设下属企业，俗称校办企业。进入市场化阶段之后，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比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东大东软等。近年来，这些校办企业的品牌更是如沐春风，迅猛发展。
浸淫在商业大潮中的民众自然是持有肯定态度，大家觉得系出名门的品牌值得信赖，可是与商业圈子里的人们一样，这些高校原本只是教书授人的地方，现如今也因为喧嚣的商业氛围开始堕落了。
虽然在美国高校也具有孵化商业价值的作用，但人家大多是专注于技术创新，只做技术方面的工作，不会直接办个厂子卖东西的。
好吧，笔者其实对我国的校办企业也不是苦大仇深，当今商业席卷一切，高校的科研能力在下降，从商水平在提升，笔者也不好意思以卫道士的身份来谴责什么，权当发泄一番忧国忧民的情怀罢了。
大学变成了商业摇篮，校长们则官员化，他们不以教育为核心，而是以权力资源与商业人物勾连，商人成为教授，教授成为商人。
清华大学在原来的企业集团基础上改制而成国有独资的清华控股，大学校产的经营者摇身而变，成了投资者，原来的资产全部划入清华控股。具体的投资方向包括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命高科等尖端领域。
最有名的旗下控股公司则包括清华同方、清华紫光、诚志股份等。总资产在短短数年之后达到了惊人的400亿元。排名前20强的上市公司高管，大多具有清华大学背景，在中国商业圈子里，这股力量一时无二。
可是，笔者不知为啥，总感觉隐隐的疼……
